朱筱堂从上海回到无锡梅村镇，天色已晚，家家户户都吃过晚饭休息了。村子里静幽幽地，听不到人声。从窗口和门缝里泄露出来的灯光，疏疏落落，照得村当中那条碎石子大路时明时暗。他手里拎着一个大包袱，悄悄走到家门口，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门开了，娘伸出颤巍巍的手，紧紧抓住他，说：

“你可回来了。”

她把门关好，对他浑身上下仔细端详一番，脸上闪着兴奋的笑容：

“到上海去了一趟，你长胖了哩。”

他低下头来向自己望了望；还是穿着那身老蓝布的衣服。离开上海前夕，姑妈把徐守仁的两身咔叽布的人民装给了他，还拣了一些旧的衬衫长裤给他。怕惹人注目。他都没有穿，放在包袱里。他说：

“真的胖了一些。”

“胖多了，少爷。”

朱筱堂听到人声，向里面一望，原来屋子里还有一个人，站在门背后，好像怕人看见。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那个人满脸笑容里隐隐藏着没有完全消逝的惊悸的神情。他轻轻叫了一声：

“苏管账，你也在这里？”

“这两天，他常来打听你的消息。刚才谈了半天，正要走，恰巧你回来了。”

“我想等你回来，一等，果然你就回来了。”

“好得很，一道谈谈吧。”

“快坐下来歇歇。”她把儿子拉到床上，问：

“姑爹、姑妈他们都很好？”

“很好。”他把到上海和回来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谈起来，他对门房老刘还是不满，说：

“狗眼看人低。爸爸死了，连我也看不上眼了。当时，我真想回来，不找姑妈他们了。”

“你还是这样的少爷脾气。现在世道变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这个脾气，要吃亏的。你好久不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讲你是谁，老刘老了，把你忘记了。你生那么大的气做啥。”

“是呀！老刘老了。记得抗日战争的时期，我跟老爷到上海去，到徐公馆住了两天，老刘老王待我们可好啦。少爷去了，怎么会不喜欢呢？常言说得好，不知不怪。”

“我就看不惯。”

“你和底下人生啥气呢？不高兴，骂他两句就是啦。”

她想起徐守仁的事，说：

“守仁这孩子怎么给抓进去哪？”

“我问姑妈，她先说不了解，后来告诉我，是坏人害的。”

“坏人？”苏沛霖在琢磨，问，“是不是指国民党？”

“国民党？”朱筱堂歪着头在想。

“说话小点声，隔墙有耳。”

朱筱堂听娘的话，顿时放低了声音，说：

“不像。表弟对政治这一门，好像没有兴趣，只喜欢白相。

被捕前几天，我和他还常到跳舞场去哩。”

“现在到啥地方去啦？”娘问。

“谁也不晓得，姑妈整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老是一个人闷在屋里不出来，流眼泪。她啥也不说，我也不便多问。”

“你姑爹呢？”

“他可忙哪，整天到晚也看不见他的影子，也不愿和我多谈话。”

“不是给你谈了那么多吗？上海不像乡下，他办厂，是个大忙人。你不要怪他。”

“太太说的对，徐总经理现在是上海滩上的红人，报上还登过他的名字哩。”

“报上登过？”朱筱堂没有见过。

“登过，登过，记得是登在《新闻日报》上，我有一天在小铺子里亲眼看见的。”

“怪不得那么忙哩。”

“照你姑爹看，共产党在朝鲜打的胜仗是真的啦！”

“当然是真的，美国佬给挡在三八线上，怎么也过不来，鸭绿江更过不来，别说上海了。本来么，共产党军事上是有两下子，要不，老蒋几百万大军哪能就完蛋呢？”

“共产党别的不行，打仗和土改确实行。解放军尽是穷光蛋，性命不值钱，在火线上一个劲拚命，当然会打胜战。”

苏沛霖想起村里抗美援朝参军的事，振振有词地说：

“就拿村里参军的人来说，哪一个不是穷泥腿子？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这也有道理。”娘感到有些失望。她问儿子，“老蒋的飞机真的到过上海吗？”

“姑爹说是真的，不只来这一次哩，发了传单，很多人拾到，亲眼看见的，那还有假？湖南那边飞机还丢过粮食哩。看上去，老蒋的力量不小，有美国佬做后台，准备反攻大陆，总有一天要回来的。”

“啥辰光回来？”娘脸上露出了笑意。

“姑爹没有讲。他只说在共产党手下过日子要小心，连办厂做生意也得格外留神。这回‘五反’，姑妈说，姑爹有好几次准备坐牢哩！”

“啊！这么严重？”

朱筱堂点点头，说：

“那一阵子，姑妈日夜提心吊胆，每天守到深更半夜，不等姑爹回到家里，姑妈就闭不上眼睛，睡不了觉。姑爹好容易过了关，姑妈这才放下心。”

“现在没有事啦？”

“姑爹现在没事啦，可是守仁又出了事啊！”

朱筱堂他娘长长叹息了一声。她坐在方桌前面的木板凳上，心中排算朱家的事，朱暮堂过世了，朱延年关在监牢里，徐守仁也关在监牢里，他儿子又住在泥腿子汤富海的这间破房子里，倒霉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她原来希望徐义德有办法，听儿子的口气，妹夫并不热心，守仁出了事，自身难保，也难怪他。幸亏朱瑞芳是朱暮堂的亲妹妹，总算看在死鬼的面上，招待儿子不错。她感到母子俩住在梅村镇越来越孤单了。

她说：

“共产党来了，有钱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这还用说，共产党是有钱人的死对头。等老蒋回来，共产党就神气不起来了。”苏沛霖说。

“这也是劫数，世上的事都是老天爷安排的。穷人和富人总是死对头。从前听人说，老蒋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现在他遭劫，富人只好跟他一道受苦受难。过了倒霉运，交上好运，时转运来，逢凶化吉，好日子就来了。”

“好日子在后头哩。”朱筱堂拍着床板说。

“台湾飞机来散传单，”苏沛霖说，“应了那四句乩训：‘草头将军不出世，社会永无安宁日。’那传单就是撒给富人看的，看上去，老蒋没有忘记富人。说不定一天早上老蒋就会打过来了，老蒋一回来，天下就太平了。”

“对，菩萨不会忘记我们在受苦受难的。”

娘向空中双手合十，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嘴里嘁嘁喳喳地默默念道：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

“徐总经理真有眼光，站得高，看得远……”

母子俩给苏沛霖这几句话说得兴奋起来。他问苏沛霖：

“你说共产党……”

“在共产党手下过日子要小心。”苏沛霖说，“徐总经理这句话说得真对，意思深得很。”

“怎么深得很？”朱筱堂有点不解。

“徐总经理见多识广，上海又是水陆码头，四通八达，人来人往，消息灵通。徐总经理这样有地位的人，有些话他也不好随便讲。不过，他讲一句，就有一句的意思，要好好琢磨。别的不谈，就说这句吧，‘在共产党手下过日子要小心’，是说共产党垮台以前，凡事要谨慎小心，不可以轻举妄动，只好忍气吞声熬着，熬到老蒋回来，就出头哪！”

朱筱堂恍然大悟，惊奇地说：

“有这么深的意思！”

“可不是。”

“苏管账究竟年纪大，经验多，听话能听出音来。”她对儿子说，“你姑爹晓得你这个火爆脾气，他也不好当面说你一顿，只好转弯抹角地讲，可是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够你用的。你在村里，再也不能冒里冒失的了，要小心谨慎，安分守己，好好劳动，听那些干部的话。他们就是放屁，你也听着，千万不能发脾气，更不能乱说乱道。就是脚板气你也要忍受。等老蒋回来，你再出气！”

“那要把我憋死啦！”

“不忍受有啥办法呢？少爷，”苏沛霖说，“别讲你啦，就是我们底下人，哪一辈子受过这个气，从前跟老爷出去，谁敢不听朱家的话？连县太爷也要让朱家三分哩。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熬过这一阵，将来又是我们的天下啦。”

“现在的日子真不好过！一看见那些村干部和泥腿子，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

“谁心里服呢？”苏沛霖说，“太太说得对，现在忍着，有气等将来出。明天你到农会去报到，然后下田好好劳动。”“苏管账，你说村里组织互助组，”她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村干部汤富海这帮人闲得没事做，想出来的花样经。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汤富海带头成立劳动互助组，接着村里就一口气成立了十一个组，花了七八天时间，把七百五十亩水稻田全部耕好，节省了五十多个人工，提前一个礼拜完成。这一下就闹开了，到处瞎嚷嚷，东也互助组，西也互助组，好像互相组是一剂灵药，做啥活都灵。其实是一帮青年男女爱在一块打情骂俏，不好好做庄稼，凑在一起瞎胡闹。”

苏沛霖无中生有，尽量污蔑互助组。

“筱堂回来了，要不要参加呢？”

“这个么，”苏沛霖想了想，说，“用不着。现在参加互助组的，尽是些贫雇农，他们是一条心。我向汤富海试探了一下，他把门关得紧紧的。少爷参加进去不方便，人家也没叫地主参加，少爷去要求，一定会碰钉子。参加了也没好处，好的也会变坏的。”

“唔，你说得对。从古以来，都是各人种各人的地，哪有挤在一道做庄稼活的？这样，一定弄不好。筱堂，明天你还是到自己的地上去。他们不提互助组，你装做不晓得。”“我才不理他们哩！”朱筱堂坐在床上把身子往里一转，好像有意避开他们。

“刚才还说你哩，又忘啦！”她不满意儿子这股牛脾气，说，“你这号子人肚里就存不下三句话，心里有啥就显到脸上来了，要吃亏的。”

“好，好好，我听你的。”朱筱堂憋住一肚子气，说。

“少爷，今天好好休息一会，明天早点下地。”

苏沛霖说完话，悄悄走去。夜已深沉，路上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苏沛霖顺着黑暗的小道慢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