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上海的早晨

冯永祥坐在司机座里,右手扶着轮盘,精神贯注地望着淮海中路的两旁花花绿绿的商店迅速地在汽车两旁退下去,人群像潮水似的在马路两边涌来涌去。车子一过了襄阳公园,商店少了,人群也稀疏了。他降低了车速,对着坐在他旁边的徐义德说:

“你这辆倍克真不错,在柏油路上开过去,一点声音也没有,车身也稳。不像我那辆老爷车,开到七十公里就摇头了,坐在里头晃晃荡荡的。”

徐义德回头看了跟在倍克后面那辆一九四七年的雪佛莱。刚才徐义德到冯永祥家去,约他一同去看赵副主委。冯永祥一向羡慕徐义德这辆倍克,早就打了主意,可是老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开口。今天带徐义德去见中央大员是个好机会,借故在车上好谈谈。徐义德当然赞成。徐义德听他的口气,便投合他说:

“以后你就开这辆车好了。”

“这怎么可以?”他的左手抓稳了轮盘,用右手一摇再摇。

“我们之间何必这样客气呢?我麻烦你的地方可多哩,这点小意思不算啥。”

“那你自己呢?”

“我车房里还有车子……”

“这怎么好呢?”

“赏我一个面子,永祥兄。”

冯永祥显得有点勉勉强强的神情,说:

“这真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德公,你可叫我为难了。”

“一句闲话,明天我叫司机把车子开过去。”徐义德非常高兴,冯永祥收了他这份礼,以后有事找他,更不愁他不帮忙了。他歪过头去,问道:“赵副主委怎么一到上海,就住在医院里?”

冯永祥把轮盘慢慢向右一转,车子拐进了常熟路。他说:

“你不晓得,赵副主委有高血压的毛病,从北京到上海,在火车上没有很好休息,夜里吃了安眠药不管事,失眠了半宿。昨天我们到车站去接他,一下车,我就看出来比过去气色坏多了。在锦江饭店一住下,统战部就派了医生来给他检查,一量血压,乖乖隆的冬,高压一百九十,连夜就送进了医院。本来今天是不见客的,因为我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又听说我要带你去见他,特地约我们今天下午四点钟去。”

徐义德赶紧看看表;四点还欠一刻。冯永祥接着说下去:“赵副主委在解放以前就是著名人物,出过洋,办过实业,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从前新闻报的一些社论,就是他写的。他办事非常科学,不像我那样马马虎虎的,人家是论钟点的,早去不行,迟到也不行。”

冯永祥看着车厢里的小钟,说:“不忙,还有时间。”

“他的时间算得这么准?”

“人家有秘书安排,他一天不晓得要会多少客哩,不准能行?许多人要见他,少则要等一个礼拜,多则等上半个月也不稀奇。”

“到上海第二天就见我们,真不易!”

“那可不!”

说话之间,冯永祥把汽车开进延安西路南边一座大铁门里。徐义德头一回到华东医院来,留心看见铁门里面是一片广场,两边停满了小轿车。他以为都是来见赵副主委的,问道:

“这么多人见赵副主委?”

“不,这是来看病的。”冯永祥解释道,“你不晓得,到华东医院来看病的,都是高级干部,都有汽车的。”

广场那边是一幢四层楼的深黄色的洋楼,右边一排冬青树林,不时传出小鸟的鸣叫声。树后蓝色的天空上,一片一片白云冉冉地飘浮着。冯永祥跳下汽车,带徐义德向右边走去。一进门,徐义德看见地上铺着的是黑白相间的四四方方的玉石,向左一转,是一间开阔的大厅。冯永祥很熟悉地领他到大厅左边的皮沙发和小圆桌子那里,要徐义德坐下等一等,他去联系一下。徐义德坐在沙发上,看到大厅上面挂着四大幅油画,绘的是白求恩大夫在前线给伤员开刀,在后方给病员治疗。不时有一两个浑身穿着白大褂头上戴着白帽子的护士走过,可是听不到一些声音,只是进门挂号处那里的挂钟有规律地发出滴滴答答的音响。

冯永祥笑嘻嘻地走过来,向徐义德招招手。徐义德走过去,他才低声地说:

“上去吧。”

徐义德跟在冯永祥背后,走上白玉石铺成的楼梯,楼梯旁边的栏杆和扶手也是玉石的,不过是深灰色的。徐义德的手扶在上面,并不冰凉,感到身上的开司米大衣有点热了。楼上地面也是黑白相间的玉石铺成,晶莹光润,低下头去,仿佛可以照见自己的面孔,徐义德紧紧跟着。冯永祥走到二楼右边的特别病房,一个女护士问了姓名,走进去,一霎眼的工夫,有一个秘书模样的青年从里面走了出来,对冯永祥说:

“冯先生,请稍等一会,赵副主委到花园里散步去了。”

徐义德想起冯永祥刚才在车上讲的话,抹起袖子想看表,叫秘书看见了,笑道:

“赵副主委知道四点钟要见你们,现在时间没到,还有七八分钟,他会准时回来的。”

“多等一会也没有关系,他身体不好,让他在花园里多休息一会。今天一定有不少老朋友来看他了。”

“是呀,”那位秘书对冯永祥说,“上午史步老来谈了半天,下午宋其老来,一直谈到三点半才走。”

“赵副主委日程排的紧了一点,怕他身体吃不消,全靠你照顾了。”

“那没问题。有些老朋友来看他的病,没法推脱;民建和工商联的一般朋友这两天都不准备安排见,只好往后推一推了。……”

徐义德听他们两人谈的投机,冯永祥确实和赵副主委很熟。他看到门外远远有一个人走来,身材高大,态度轩昂,头上已经拔顶,只是左右两侧还有一些头发,但也稀疏了。他额角很高,眉毛粗得像把刷子,一双眼睛十分突出,仿佛占据了那个扁圆脸的三分之一的位置,炯炯有光,远远看去真有点像两只小电灯泡似的。扁圆脸当中高耸着一个鹰钩鼻子,可是嘴却很大,叼着一个烟斗,不时半张开嘴吸这么一口两口。他身上穿着一件紫色灯芯绒的晨衣,迈着缓慢而又稳重的步子,悠闲地一步步走来。徐义德碰了碰冯永祥,他回头一望,顿时大声叫道:

“赵副主委,你真准时,刚四点,你就回来了。”“你们来了一会了吗?”赵治国讲话的调子也是缓慢的,好像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刚来了没一会,……”

冯永详还没说完,赵治国用眼睛轻轻瞟了秘书一下:“为啥不下来告诉我?”他然后又转过来对着冯永祥,说:

“累你们久等了。”

“没有关系。”

“这位就是徐义德先生吗?”

“只顾讲话,忘记给你介绍了。”冯永祥指着徐义德说,“他就是我给你说的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鼎鼎大名的铁算盘。”

赵治国亲热地握着徐义德的手:

“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了,过去在上海没有机会见面;这次到上海来,永祥兄和我一提起,我就想看你。你是我们民建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材。”

“赵副主委过奖了。”徐义德弯了一弯腰。

“来,里面坐。”

赵治国拉了他们的手走进了一间客厅,里面是一片白色,白漆桌子,白漆椅子,一套沙发也给雪白的细布套着,只是边上镶了一条细细的红边,四面墙壁是乳黄色的,屋子里色调十分柔和。下沿是一排玻璃窗,可以看到下午的阳光正照在花园里高大的树梢上,一片荫荫的树林,顶上给阳光染成金黄色,闪闪发光。

冯永祥坐在双人沙发上,对旁边的赵治国说:

“今天好些吗?”

“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今天精神好些。午觉起来,量了量血压,高压已经降到一百七十。”

“那你住院的成绩不错呀!一天就降了这许多。”

赵治国笑了笑,说:

“医生给我吃了点寿比南,血压会慢慢降下来的。这里环境很安静,是第一流医院,疗效当然好。”

徐义德欠了欠身子,矜持地说:

“赵副主委的血压经常波动吗?”

“是呀,一疲劳,特别是睡不好觉,立刻就上升,而且快得很。”

“你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为工商界日夜操劳。应该多注意休息才好。”

“唉,何尝不想多休息?民建总会的事,永祥兄晓得,复杂得很。我很想少过问一点,承朋友们看得起,一些事总要问到我头上。我这个人又是天生的苦命,只要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关的事,我总乐意出点小主意。”

“不,你是民建总会的负责人,领导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史步老和宋其老有事,都要和你商量商量,听听你的意见哩。”

“那是他们客气。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在上海,北京民建总会不过是空军司令,虽然也发号施令,如果事先不征求上海方面意见,不过是一纸具文,行不通的。真正司令部在上海。连中共中央都重视上海工商界的意见,何况我们总会哩。上海工商界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大企业头头的意见,像潘信诚和马慕韩他们的意见,在全国举足轻重。我看工商界的事,只要你们这些人点头了,大体就差不多了。”

“赵副主委这番意见非常精辟。”徐义德第一次听到这样大胆的“宏论”,心中十分钦佩,赵副主委确有见地,高人一等,与众不同。

“这是多年摸索出来的。”

“你和民族资产阶级一道混了多少年啦,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脉搏摸的熟透了。特别是在理论上,你自成一套,每次到总会去开会,听了你的报告,或者是发言,对我们上海工商界有很大的启发。”冯永祥说。

“我不过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心里话加以集中整理,概括几个问题,代表他们说出来罢了,还谈不上理论。”赵治国喜形于色,脸显得更加扁了,得意地吸了两口烟,然后慢慢把嘴里的烟吐出。

“你要求太高了,我们听了都认为是很深的理论。”“把我捧得太高了,嘻嘻。”赵治国等了一会,说,“上海代表每次在总会发言水平也不低,我了解,其中有永祥兄的手笔。”

冯永祥听得浑身痒酥酥的。他的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眯眯地说:

“主要还是步老和蔼韩兄的意见,我不过在文字上略为润色润色罢了。”

“文字上也大有讲究,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我晓得,你不仅在文字上用功夫,看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上海有你这样的人材,是上海工商界的福气。”

“赵副主委说的对极了,永祥兄是我们上海工商界的喉舌,哪方面也少不了他。”徐义德插上来说。

“我不过向赵副主委学习,有时代表他们讲几句话,向党和政府方面反映反映意见。”

“这就很重要。既要善于代表工商界,也要敢于讲话,又要勇于争取合法利益,我们民建就需要这样的人材。可惜总会这方面的人才是少了一点。”赵治国感慨万端地叹息了一声,说,“最近上海工商界的情况还好吗?”

“还好,政府调整了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各行各业还算满意,只是有些问题……”冯永祥想借这个机会把那天会上的意见向他反映。

赵治国不等他说下去,打断他的话,说:

“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上午史步老来谈了,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都是次要的。政府既然大力调整了商业,市场已经比过去活跃,利润也比过去厚了,那些次要问题就不必向政府反映了。我了解党方面的政策是一杆子到底,只要中央开口了,地方上一定抓得很紧,坚决贯彻执行。执行当中出现问题,地方上也会注意改进的。我们不提,反而显得漂亮。我和步老商量了,他也同意我这个见解。不知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徐义德听到这里,越发五体投地佩服赵治国了,究竟是中央大员呀!眼光真高。他坐在赵治国斜对面,铁算盘变成小算盘,赵治国才是真正的铁算盘。

冯永祥知道史步老上午和赵治国谈了上海工商界情况,他很不自然地把脸一沉,觉得一定是江菊霞挖了他的墙脚。那天民建分会开会,马慕韩有意不请史步云参加,要不是江菊霞向他打的小报告,找不到第二个人。马慕韩知道这件事,一定也不开心。他准备了一肚子关于调整商业的意见,现在都用不上了。正愁没有法子,赵治国征求他的意见了。他的脸慢慢又开朗起来,嘴犄角微微露出了一点笑意,改口说:

“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本来么,政府已经调整了,虽然还有些问题,我们不必再争了,一争,显得上海工商界太小气,斤斤计较。其实不争,政府发现了问题,必然会改进的。有些商业方面的朋友,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总想提一下好,生怕政府不了解。”

“现在政府的眼睛可亮哩,怎么会不了解!”赵治国说,“这方面的问题,这次我不打算研究了。倒是‘五反’后的劳资关系问题,我很有兴趣。”

“这的确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徐义德想到厂里的情况,忍不住抢在冯永祥前面赞扬了一句,一看冯永祥嘴嗫嚅着,要想讲话,他就没有说下去。

冯永祥果然接过去说:

“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五反’后劳资关系是一种新的劳资关系了……”

他正要说下去,忽然门外飞进来黄莺一般的娇滴滴的声音:

“哎哟,阿永在发表劳资关系的高见哩,快点进去听听!”

走进来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身上披着一件紫貂皮的斗篷,进门就解下斗篷,露出一身黑丝绒短袖旗袍,一直拖到黑麂皮高跟皮鞋的脚面。她把斗篷往沙发上一放,一笃一笃地直奔到赵治国面前去。赵治国眯着一对大眼睛向她浑身上下端详一番,那两条丰腴的胳臂,给黑丝绒旗袍一衬,益发显得细白而又娇嫩。他摘下嘴上的烟斗,把双手展开,赞不绝口地说:

“江大姐这一身打扮,至少显得年轻十岁,越发漂亮哪!”

“赵副主委怎么拿我开起玩笑来了?”

徐义德给赵治国这么一说,认真地朝江菊霞浑身上下打量一番,觉得确实比过去美丽,妩媚动人,别有一番风韵。

“不信,问问义德兄。”

赵治国不知道她与徐义德的暧昧关系,一句话把两个人的脸都说红了。徐义德究竟比江菊霞老练,他很自然地说:

“赵副主委的眼光不会错的。”

“我们德公的眼光也不会错的。”

赵治国看见马慕韩站在江菊霞背后抿着嘴笑,连忙跳过江菊霞,走过去,紧紧握他的手,抱歉地说:

“你也来了,我还没看见哩。来,来,这边坐。”

大家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江菊霞向赵治国解释:

“巧得很,刚才在楼下遇到慕韩兄,就一道上来了。”

“是我约慕韩兄四点半在这里见的。”

徐义德看看表:不多不少,正好四点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亲自把腊梅和四川广柑提了进来,放在白漆的五斗柜子上,对赵治国说:

“一点小意思,这腊梅倒不错。”

江菊霞把鼻子一嗅:

“好香!”

“何必这么客气!刚才潘信老也叫人送了花和水果来,这里有,以后不要破费了。”

徐义德小声对冯永祥说:

“我们该告辞了,赵副主委有客人来了。”

冯永祥刚打算在赵治国面前畅谈一番劳资关系的问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的话给打断了。他正感到没趣,给徐义德一提,马上就站了起来,向赵治国拱拱手,说:

“改天再谈吧!”

“大家都是自家人,一道聊聊不很好吗?”赵治国拦住他的去路。

“阿永拿我们当外人,一见我们就要走。”

“我不拿你当外人,我拿你当内人!”

赵治国张开大嘴哈哈大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只有江菊霞一个人沉着脸,伸出雪白的胳臂,指着冯永祥的鼻子,说:

“我看你一天不吃豆腐就活不下去了,和你老大姐也开起玩笑来了,真没出息!”

“你放心,我不会拿你当内人的。”

“你还说!”

江菊霞瞪了冯永祥一眼。冯永祥向江菊霞作了一个揖,说:

“别生那么大的气,算我不是,我的好大姐!”

江菊霞给冯永祥逗得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赵治国给冯永祥解围,对他说:

“还是谈我们的劳资关系吧。”

“现在我不敢谈了。”冯永祥严肃地说,“这里有劳资专家哩。”

“阿永,刚讲了你,怎么记性这么坏?又吃豆腐了!”

“大姐,这可是不折不扣的正经话。赵副主委早就晓得你是劳资专家,用不着我介绍。”

“江大姐关于劳资关系的大作,我早就拜读过了。你在这方面,的确是权威!”赵治国说,“上海关于劳资关系的意见,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全国工商界,老实说,是以上海马首是瞻的。”

马慕韩内心同意赵治国的意见,他嘴上却说:

“全国工商界是看北京的,……”

“不要客气,的确以上海马首是瞻的。”赵治国把“马”字的音讲的特别重。

冯永祥会意地说:

“对啊,赵副主委说的有道理。”

“在赵副主委面前,我谈不出意见来。赵副主委一定比我了解的多。”江菊霞喘了一口气,说,“上午史步老通知我,说赵副主委下午有空,想了解一下上海劳资关系问题,要我来汇报汇报情况,意见我可提不出来。”

史步云和赵治国谈完话,出了医院就打电话告诉江菊霞。她立即向各方面收集材料,下午一点钟还在资方代理人联谊会的密室里开了一个小会,收集了一些意见,又回家换了一身衣服,才匆匆忙忙地赶来。

“你不要客气,先谈情况也好。”

“恭敬不如从命。‘五反’以后,上海劳资双方有对立情绪,可以说,一直到现在还是相当紧张。有少数劳方不但不和资方恢复团结,反而板着‘五反’面孔,看不起资方;不少资方因为过去犯了五毒,有把柄抓在工人手里,抬不起头来,也不敢和工会往来,敬而远之,缺乏经营信心,认为劳资谈起来总是谈不拢的。解雇歇业方面也有问题,譬如机器工业小型厂经营困难,出品不合规格,有几十家要求集体解雇,双方都同意了,劳动局也批准了,但是劳动就业决定一公布,就一律不准解雇;另一方面,机器工业大中型工厂缺乏工人,小型工厂的工人要是能转过去,可以各得其所,现在劳动局不准;弄得劳资双方坐吃山空,情绪很坏。”江菊霞收集的材料就放在她身旁的黑手提皮包里,怕拿出来露底。她边想边说:“资方代理人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最近棉纺业还有一些资方代理要求辞职。他们说,如果不准辞职,就做‘电话公司’,传达传达!……”

“最近慕韩兄倡议,上海资方代理人成立了联谊会,大多数资方代理人是安心了,要求辞职的是少数,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江菊霞不满意冯永祥抢她的话说:

“解决以前,总存在问题。”

“那是的。”赵治国含着烟斗,点了点头,说,“三权五毒问题怎么样?”

“这是个大问题,我正要准备讲,五毒问题基本解决了。三权问题么,起先有些混乱,工会要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资方啥事体都推给工会管,多数工会不管,要资方管;也有少数工会就管。资方主动放弃三权,产生消极心理,这问题大概很快就叫上总发觉了,区里可能也反映到市委,市委注意到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一般的工会是尊重资方三权的……”

徐义德在旁边听到江菊霞说到这里,脸上微微发热,仿佛在讲他,他从来没有把厂里的情形告诉她,她怎么知道的?

“工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方面怎么样?”

“这是个大问题,赵副主委。”徐义德想起厂里的事要问余静这样的黄毛丫头,总不心服。他办厂多年了,从来都是自己说的算,工人只有照办的份,哪有说话的余地!现在可好,要听工会的。他说:“‘五反’后,到处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有点强调过分。”

江菊霞点头称是:

“工商界有不少朋友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问题,老实说,思想不通。”

徐义德补了一句:

“就是嘴上通了,心里也不能。”

“个别工人说的算,这情况多不多?”

江菊霞望着窗外树上的阳光默想了一下,说:

“有一些,当然不是普遍这样。”

“那么,对目前上海劳资关系怎么看法呢?”赵治国在北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在火车上又看了一些材料,自己早有了一定的看法,但想先听听上海方面的意见。

“这个么,”江菊霞感到和赵副主委谈话有点吃力,他老是抓住一个又一个重要问题问你,要是来以前没有一些准备,劳资专家这块牌子要在他面前砸碎了。她手里拿着一条水红的纱手帕,搓来搓去,等了一会才谨慎地说:“依我看来,相当严重。因为各有关单位处理这类问题不如过去关心,工会和行政协商精神贯彻不够,一个一个问题不解决,积累起来就成堆了,显得劳资关系不够协调。”

赵治国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同意,又像是在思索,叫人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说:

“慕韩兄,你的看法怎么样?”

“目前劳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一般工商界所说的那么紧张。”马慕韩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基本上是正常的,一般的说:工业好于商业;大行业好于中、小行业;经济情况好的好于经济情况差的;有加工订货的好于无加工订货的;有公私关系的好于无公私关系的;已经民主改革的好于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劳资双方有正确认识的好于双方缺乏认识的。商业中的劳资问题多一些,那是因为资本不足,销路呆滞,货源困难,引起歇业解雇一些劳资问题。这次政府调整商业,顺便把这些问题逐渐解决了。”

徐义德认为马慕韩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乐观一点了。就沪江厂来看,他并不认为现在的劳资关系是正常的。但是赵治国一直没有说话,不知道他的看法怎么样。初次结识赵治国,不要莽撞,且慢开口,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赵治国当时没有说话,咬着烟斗用力吸了两口,吐出一阵白烟,缓慢地说:

“我同意慕韩兄的看法。政府政策是不变的,共同纲领上规定的劳资两利是肯定的。今天反映这些情况,对我们以后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帮助很大。‘五反’以后的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型的劳资关系,拿旧眼光来看,就会格格不入。私营经济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这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我们应该遵守。不然,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就理亏了,被动了。当然,工人阶级领导,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劳资双方学习和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办法要大家想,才能想出来。我们应该有信心进入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大家执行共同纲领。中央首长常常提起慕韩兄,说慕韩兄有能力,工商界的事你们要多负些责任。”

“上海很多事体都是慕韩兄负责的。”冯永祥后悔事先没有了解一些劳资问题。史步云没有给他打招呼,只照顾江菊霞,还是亲戚好。他说:“这回分会改选,慕韩兄更忙了。”“提到分会,我想起两句话来了。”赵治国说,“我听人家讲,工商联是滑扶梯,同业公会是黄牛,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江菊霞不同意这种说法,她在棉纺织业同业公会是认真负责办事的,凡事只要经过她的手,总有着落的。怎么说是黄牛?她撇一撇嘴,没有啧声。马慕韩说:

“外边这个说法,多少也有些原因。”

“那我们民建会可要负起责任来,”赵治国只是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在全国工商联里不过是个委员,老是对工商联有意见,一有机会便要刺工商联两下。他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民建要好好向有关方面反映。我们民建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一方面指导工商业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另一方面,工商界有困难有意见,也应该反映给有关单位。我们民建不能做滑扶梯,也不能做黄牛,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说话。上海分会是民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上海的工作有史步老和慕韩兄领导。分会要负起团结教育工商界的责任,在统战部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使民建会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国家建设好了,中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也感到光荣。”赵治国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挺着胸脯,右手拿着烟斗在空中不断一动一动的来加重语气,头越抬越高,最后两只眼睛望着乳黄色的屋顶说话了。

“赵副主委,你这一番话对我启发简直是太大了,特别是说‘五反’以后的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型的劳资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在这间客厅里,说句老实话,原来一听到工人阶级领导这句话,心里多少总有点不服气,给赵副主委今天一说,原来还是共同纲领上规定的,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有这种想法的,恐怕不止我一个,最好请赵副主委给我们工商界做一次报告。”

赵治国听到徐义德最后一句话,慢慢低下头来,注视着徐义德,可是没讲话。他在等待马慕韩开门。冯永祥说道:

“当然要做报告,由分会出面。”冯永祥担任了副秘书长以后,工商界的事他都要拉到民建分会来办,正投合赵治国的意图。

“赵副主委,你看安排在哪一天好呢?”马慕韩说。

“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阶级关系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海情况又很复杂,有些问题要带到北京去研究。我怎么好随便做报告?”

“你这次来总要和工商界见见面,见面不说话怎么行?本来分会改选要等你来报告的,后来听其老说,你有事走不开,这回到了上海,我看,至少要做一次报告。”

赵治国见马慕韩邀请的确恳切,他不好再谦辞,说:

“慕韩兄一定要我做,那我只好遵命了。我希望分会先开几个座谈会,给我搜集一些情况,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整理一下,我再讲。不过,我只对民建会员报告,范围小一点好。”

“工商界盼望你很久了,你难得来上海,做报告无论如何要扩大一点才好。”冯永祥拍着胸脯说,“这事你不必管了,座谈会和大会都由我负责好了!”

赵治国笑眯眯地说:

“到了上海,只好接受你们的领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