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３０３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

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３０３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指出：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上海的早晨》

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

把我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十分积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常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叫徐景贤，因为善于逢迎，精于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丁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顶大帽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的革命历史也是不能抹黑的。他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举世皆知的。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贤不学有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蔑刘少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丁学雷的黑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他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进行反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罪恶活动，欺骗了不少人，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在一部分人当中还没肃清。这就需要揭开他的画皮，让人们看看他丑恶无耻的嘴脸，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状。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

现在让我们来看丁学雷之流的谬论。转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来：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画的《早晨》的主人公。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丁学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接着他说：“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也！”

“四人帮”惯用的手法，是先把对方打成“敌人”，然后以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对方，这样便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应用自如了。实际上是把人民内部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回，丁学雷更进一步，把小说中的人物徐义德，打成“反动家伙”，接着便可以在作者头上做文章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厂里早就准备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丁学雷引的一段话后面，紧接着又说：“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须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怎么能够说资产阶级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要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动家伙”呢？难道说民族资产阶级欢迎“限制”，决不“反抗”，才算是“正动家伙”吗？这成了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真是“奇哉怪也”！

不错，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然，这条分清敌我的界限适用于民族资产阶级。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有过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反抗的，都封为资产阶级右翼呢？甚至划为敌人呢？不能这样说，要看他经过反限制和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这难道不是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吗？当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马慕韩，只不过是中间分子罢了。徐义德不能划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里”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划进去。为什么？因为在民族资产阶级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极少数，如朱延年之流。叶剑英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来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全面估计：“经过多次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显然徐义德不是“反动家伙”，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丁学雷拿他当敌我矛盾来批，大前提就错了。

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呢？解放后，徐义德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继续生产和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棉纱和纱布，难道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遵守政府法令，交纳税款，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也就是说既没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那末，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丁学雷表面批评小说描述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美化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科学论断。民族资产阶级连“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说里描述，那它还有什么“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呢？

至于丁学雷指责小说里描写了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也是小说美化资产阶级的一条罪证，是他闭着眼睛胡说。五反运动中，在工人内部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个别工人一度有过模糊不清的认识，当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清楚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剥削工人而自肥。在小说第三部里还有专门章节描写徐义德剥削工人起家的发展史，白纸黑字，有目共睹。说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不是小说和作者，而是丁学雷的发明和创造，强加在小说和作者头上，不敢掠美，理应奉璧。

美化资产阶级另一条罪证是：徐义德“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丁学雷闭着眼睛胡说。第二部小说几乎是写整个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从杨健率领“五反”工作队进厂对徐义德交待党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力量反攻，徐义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么能说是“依靠其个人的觉悟”呢？我十分佩服丁学雷之流编造“事实”的才能，不仅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变无”，把小说中描写的错综复杂的各方面的斗争过程，抹杀得干干净净，独出心裁地谥之为“个人的觉悟”，而且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一夜之间”是丁学雷之流的“创造发明”。小说里写了“五反”工作队领导工人阶级和徐义德斗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胜利。而“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的解释，是丁学雷之流变的张冠李戴的戏法。小说所描写的，是指一向骑在工人头上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资本家在工人面前低头认罪，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个历史性变化，而不是指资本家徐义德本人。这能算美化资产阶级吗？难道要工人阶级不领导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低头认罪不痛改前非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改造吗？五反运动结果的事实表明小说的描写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丁学雷之流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千方百计地暗中反对。请听丁学雷说：“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属于人民的范围，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段引文里，除了第二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段是用黑体字以外，其余都是老宋体，在当时凡用黑体字的表明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第一和第三点分析引文虽然不是黑体字，但从行文来看，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马列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把人和事以及观点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分析，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应该以他比较近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否则得不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结论。丁学雷之流在这里大耍花招，把毛泽东同志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做为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条件下的论据，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列主义的，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是从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后部分摘来的，原文是这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什么地位？它和其他的阶级关系怎样呢？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条件和各阶级所处的地位而得出上述的分析，即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到了一九四○年一月，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国际国内的条件起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丁学雷引述的第一点分析，是从这段文章中摘去的，引述的很不完整，特别是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他根本不提。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是：“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因为国际国内条件变了，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问题，而是要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并且是做为“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出来，谆谆教导不要“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

历史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露出地平线了，绘制新中国蓝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召开，国际国内条件起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条件和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马上要诞生了，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于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更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的问题，而是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包含在人民之中。如果按照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的意思，他是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把“敌人”也包含在人民之中了？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也有人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转化为敌人的，如朱延年，最后依法处理。这只是极少数人，并不是一“翼”。正如其他阶级也有转化为敌人的一样，如工人阶级中就出了王洪文这样凶恶的敌人，不能因此也把工人阶级划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右翼”来。丁学雷之流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二点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分析。丁学雷把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所做的分析，硬糅合在一起，简直是不伦不类，做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据，当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更恶劣的是离开了历史条件，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强加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图一棍子打死这部小说和作者，恶劣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谓卑劣之至。

丁学雷不单是理论上荒谬，他所举的例子也可笑到惊人的程度。举的例子是马慕韩。丁学雷是这样写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

按照丁学雷的说法，作者真的“美化资产阶级”，罪该万死，难逃法网了。且不论小说里明明描写马慕韩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学习《共同纲领》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共产党和政府进行合法斗争，至于组织星二聚餐会，他经营的工厂五毒俱全，违法所得数百亿等等，更是他具有两面性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来看丁学雷是怎么分析的：

马慕韩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

“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

前一个丁学雷批评周而复不写马慕韩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举的例子，却说明马慕韩的的确确有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打前一个丁学雷的耳光，清脆响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说只写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不写它的两面性，既违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也失去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倒真的应该受到批评的。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时候，写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地方，如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动。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

在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这条罪状里，同样用的“无中生有”法和“有中变无”法。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丁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上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丁学雷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账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斗争。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工厂”。

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

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个春秋。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花的时间不能说少，现在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点的愉快。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初稿，北京。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改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