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从北京出发，自通州经顺义，到了怀柔便停下来观望了。吴佩孚当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进，于是经密云到了古北口，住在杨老令公庙；感叹杨业父子的遭遇，雅兴大发，做了一副对联，木刻悬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来自三方面。一是蒋鸿遇报告直军开拔的情况；二是教育部长黄膺白报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军的情况——段冯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是贾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滦平；冯玉祥在此召集了一个会议，与会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将及重要干部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之外，还有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会中只作了一项决议，将来倒戈回京时，要看情势。冯王祥深知吴佩孚的实力，若无把握，不敢轻发。
及至吴佩孚亲临前线，虽可证明直军不利，必须老将出马；但吴佩孚一到山海关，也须能将局面稳住。更须观望；因此发了一个电报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报告军次承德，沿途粮饷接济困难，炮弹潮湿，战力大受影响，同时探问第一路作战的情况。
吴佩孚其时正命他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火速前进。接到冯玉祥的电报，给了他一个复电，亦是催促进军，为了加强语气，特缀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一看知道战况不利；而就在此时，冯玉祥派到北京跟黄膺白去接头的代表刘子云，带回来一封复信，劝他早作决断。机不可失。这一电一函，促成了冯玉祥的决心，复电定于十月十九日回师南下，直指北京。
冯玉祥的计划是，首先鹿钟麟秘密兼程口京，会同新兴两旅的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将部队开到北苑，会合蒋鸿遇的部队，一起进城，分任警戒。继命李呜钟的第八混成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交通。吴佩孚派去监视冯玉祥的胡景翼的陕军，已预定改名国民军第二军，即日南旋，占领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直军的联络，防备吴佩孚回师西向。至于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亦令克期回京。
由滦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锋预计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冯玉祥的统驭能力，及他的部队的纪律来说，军事占领北京，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图不惊，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间，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布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权的计划，那末这样的兵变，若非草莽作风，亦如宦官弄权，所以冯玉祥事先用密电约好黄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云县的高丽营会面——多尔表帅师入关时，朝鲜亦派兵随征，驻扎此地；因而称之为高丽营。
这件事，在黄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间，徐有功策划“夺门之变”；事情不密，先遭杀身之祸，所以相当紧张。幸好冯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蒋鸿遇，逐日预拟好的战报，发到山海关吴总部及北京的陆军部，所以政府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巨变将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黄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还出席了阁议。中午回家，黄膺白关照司机，将公家车开回去给次长用；随车保护的两名侦缉队员，亦跟着车子走了。
饭后他总在午睡之后，两三点钟出门；这天亦仍旧是此一时分，开出私人的汽车，由黄太太陪着，到北京饭店把他放了下来；汽车开到东交民巷台基厂，在闹区停了下来，黄太太进一家洋行购物。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侦探黄膺白的行踪，他的了解是：“黄部长在北京饭店看朋友；黄太太在洋行里买东西，等她买完了，会再到北京饭店去接黄部长。”
其实，黄膺白是从北京饭店前门进、后门出；预先雇了一辆汽车在僻处等候，坐上车出东直门，直奔密云；雇的是辆“老爷车”，路上抛了好几次锚，走了十个钟头，半夜两点多钟才到了高丽营。冯玉祥治军甚严，一望无际的帐篷，刁斗无声；幸好，他常应邀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去演讲，有个卫兵认识他，领到其中的一个帐篷，只见冯玉祥正席地坐在那里发愣。
“你老可来了！”冯玉祥一跃而起，“吃了饭没有？”
“十个钟头，水米没有沾牙。”
“先吃饭，先吃饭！”
勤务兵端来一盘馒头、一碟盐菜，还有一条不知什么小动物的后腿；冯玉祥说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为留一条后腿款客。
就着热茶，吃得一饱，开始谈正事。黄膺白随身带得有墨盒纸笔，但帐篷中没有桌椅，无处安放，只好临时找到一家民居，敲开门来，说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冯玉祥将预先拟好的通电、取出来交给黄膺白看。
“对曹仲珊仍称大总统，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吴子玉一个身上，那末国民军不过为‘清君侧’而已，未免小题大作，师出无名。焕章兄，以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来定稿。”冯玉祥说：“或者干脆你老另外写个稿子。”
黄膺白当仁不让，伏在土坑上，振笔如飞，先写通电的衔头，自近而远，天津是段祺瑞、张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绍仪；广州是孙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来是各省巡间使、督军、督理。正文以“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开头，下分三段，第一段追叙民国九年以来，“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云云，暗示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及这一回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始终是内战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说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所用”，如内战再不停止，“不恤执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军已悉数到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至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这一点，冯玉祥与黄膺白早已达成共识，要奉迎孙总理北上，与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后的政局，借此达到全国和平统一的自的。
冯玉祥看完通电，表示同意首先签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以及国民军的旅长，大部分是冯玉祥部将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峻，有的亲署，有的代签。通电发出，冯玉祥的部队，后队改为先锋。一律臂缠白布，上书“爱国不扰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阳门前进。
其时吴佩孚在山海关的专车上，刚刚起身，吃罢蒸饺稀饭的早餐，全副戎装，带领参谋，赴九门口督战。出发不久，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来找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拿出两个已由日文译成中文的电报给他看；这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北京日本守备队；一个来自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容大致相同，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什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下面是一张发动政变人士的名单。
“这个消息可靠吗？”白坚武深表怀疑，像胡景翼，本来是受命监视冯玉祥的；他跟冯玉祥结怨已不止一天了。”
冈野也不跟他争辩；只问：“吴总司令在那里？”
“他到九门口视察战况以后，中午会到秦皇岛。”
于是冈野坐上汽车，直驶秦皇岛；找到吴佩孚，出示电报。吴佩孚脸色大变，接着长叹一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当初我本想撤换他的第三军司令，曹大总统替他求情，才没有动；如今曹大总统是自作自受了。”接下来又说：“最近这几天，我辗转反侧夜夜睡不着，转到左面，想到冯玉祥；转到右面，想到张作霖。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先保守秘密，免得动摇军心。”
接着，下令召集军事会议。其时直军靠两支部队，一支是彭寿宰的第十五师，担当山海关正面；一支是王维城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师，奉命出义院日，经乾沟镇，直攻东面的绥中；此地在明朝称为“中后所”，是出山海关第一个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来，足以截断奉军归路，但就在距绥中数十里，不难一鼓而下之际，王维城接到冯王祥倒戈，吴佩孚召集会议的电报，不能不下令，暂停进攻，以待后命。
“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吴佩孚接着宣布，由张福来代理总司令。
“大帅回去杀冯玉祥，预备抽调那些部队带去？”讨逆军参谋长张方严问。
“有什么现成的队伍可用？”
“这里有前线撤下来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还有曹七爷的一个旅。”张方严率直说道：“这两个旅不怎么能打。”
“不要紧！我一带就能打了。”吴佩孚这话，倒不尽是吹牛；他一到前线，直军的士气顿时不同，便是一个证明。
但冯玉祥的倒戈，已将他提升起来的土气，抵消有余；相对地奉军士气则大为高昂，在石门寨的张学良、姜登选与韩麟春，决定集中力量，直线南下，攻占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
山海关正面的直军既在后撤，奉军就不必再摆那么多人在那里；张学良与姜、韩二人商量，决定调郭松龄到石门寨来指挥出击。这倒是一番好意郭松龄对上“刺儿彭”，奉军的大炮轰不垮直军的上盖钢板的战壕，郭松龄师老无功，脸上无光，这回给他一个其势必胜的任务，等于推功相让。
电令下达后，郭松龄决定抽调四个团助攻。他自己先骑了马到石门寨，当时由张学良说明当前情况作战计划，郭松龄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了一句嘴。
“这一来，也好让你露露脸，大家都能立功。”
郭松龄争强好胜，气量极小，张学良常受他的气，但“平生风义兼师友”，百般忍耐，此时只见郭松龄脸色大变，忿然答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一说完，头也不口地往外直冲，跃马两回。
张、姜、韩三人面面相觑，好半天说不出话；很好的作战计划，因此而无法实现，怎么办？
“哼！”姜登选用京戏中白口的腔调说道：“如此将领，该当何罪？”
张学良愣了一下说道：“我把他找回来！”抓起军帽，唱了一句“萧何追韩信。”
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劝了一整夜，“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个执意不回，一个声泪俱下；不过百链钢终于化作绕指柔，还是把郭松龄功了回去，照原计划行事；不过出击的日子耽误了两三天。
这一耽误，便宜了张宗昌，平地一声雷，成了个暴发户。
原来直军董政国所指挥的第九师与第什师的阵线动摇以后，张宗昌带着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踪进入冷口，他的部队既杂且乱，白俄以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甚至还有参加过欧战的法国人，这个“外籍兵团”是骑兵，指挥官是日本骑兵少佐名叫是永，当前锋直冲深州；张宗昌则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营以后，与胡景翼取得联络，十月廿七日占领深州，将直军截成两段。吴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过滦州，否则可能会被张宗昌活捉。
这时的直军，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团长以上的高级将领，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有弃械束手；东起昌黎，西至唐山，这一带的直军不下六、七万之众全数为张宗昌所收编，辎重军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自然升旅长，肩章来不及换新品，用锡箔纸糊成黄色来代替，一时蔚为奇观。
在热河的李景林，得知张宗昌拔了头筹，既妒且羡又急，下令开拔，进喜峰口，连续急行军四百余里，也到了滦州，
其时奉军一、三联军已轻易地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收编了五万多人，张学良又亲自赶到深州，一见张宗昌所获比一、三联军更多，也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一声：“长腿，你真行！”郭松龄所拟的作战计划，原意是让张宗昌的部队打前锋去充直军的炮灰，那知他有这番扬眉吐气的表现；连郭松龄也不敢小觑他了。
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进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眼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深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道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交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子了。
于是商定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胡景翼的部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进；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进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感情上的隔阂，推段出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子，大为摇头，“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身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口拒绝。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强。”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出“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身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坚武问道：“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套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焕章把我怎么样？”
“冯焕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样？能杀我？”
“不是说杀不杀，是大帅犯不着受辱。”
吴佩孚不作声，大家面面相觑地僵持了一回；有个在吴佩孚身边当海军参谋的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看看是可以说话的时候了；便即挺身而出。
“大帅，”他说：“我替大帅预备了一条船在那里，不如把火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舟。”
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经由沈鸿烈的秘密联络，与奉军已经通了款曲，把军舰都带走了，只有一条运输舰华甲号，舰长与刘永谦是知交；应刘之请，冒险把这条运输舰留了下来，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刘永谦深知吴佩孚的脾气，宁折不弯，所以先不敢说破；现在看吴佩孚的意思有些活动，而且事实上胡军已由杨村逼近北仓，真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非献这条三十六条中的上计不可了。
三面陆路皆断，唯有海道是一条出路；英雄末路，能免垂泪，吴佩孚凄然说道：“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然运穷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军，浮海南下，先到青岛，看形势再定行止。”
这天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十点多钟，接到胡景翼前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吴佩手下令开车；他的总部由三十余节头等车厢组成，但已有一半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时，车到塘沽；华甲号原为德国兵舰，吨位很重，无法靠岸，由小轮接驳登舰，已是上午九时。
就在这时，华甲号的舰长，送来一封曹锟辞职的通电。原来冯玉祥一进京，仍旧住在北苑，并不进城，但下了两道命令给他所委派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一道是逮捕李彦青；一道是扣押王克敏，当然是为了克扣欠发军饷，要跟他们算帐。王克敏运气好，临时脱逃，避入东交民巷；李彦青则不但被捕，而且当天就被枪决。
消息传到筵庆楼，曹锟有些着慌了；原以为冯玉祥倒戈，只是为了对付吴佩孚，大家都这么说，曹锟自己也觉得对冯玉祥很不坏。吴佩孚几次跟他作对，都是自己从中庇护转圜，料想他不致于恩将仇报。但看对李彦青如此辣手，才感到他来意不善；当时便派国务总理颜惠庆到北苑去看冯玉祥，征询他对时局的意见。
颜惠庆带回来冯王祥所开的三个条件：第一、颁停战令；第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第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第一条，不成问题。”曹锟说道：“第二条——。”
“第二条只怕也没有还价的余地。”曹锐看他的“大总统哥哥”有些犹豫，便即接口，“人家本就是冲着咱们的讨逆军总司令来的。”
曹锟黯然，“好吧！”他说：“先给子玉弄个什么名义？”
“不说要到青海办屯垦吗？”曹锐建议：“派吴子玉督办青海垦务好了。”
“好！就先给他这个名义再说。”曹锟接下来问：“第三条怎么样？骏人！”
骏人是颜惠庆的号，“大总统，这不忙！”他说。“等新阁成立以后来办；我现在当面向大总统请辞。”
曹锟想了想说：“大概我想留你也留不住；你看谁来接你的手？”
“大总统，我想你不必操心了。”颜惠庆说：“今天我到了北苑才知道，外界的传言不假，这回冯焕章回师入京，是黄膺白一手策划的。”说完，一鞠躬退出。
就这时听得楼下人声嘈杂，且有争吵之声；卫士进来报告，冯玉祥的部下吵着要见军需总监。
曹锐是讨逆军的军需总监；一听这话。就要出去，曹锟不许，走到阳台，对约莫二、三十名缠着国民军白布臂章的士兵，大声说道：“这里是总统府，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吵闹？有事情冯检阅使自己来好了。”
大总统的威仪，镇慑下级军官有余，为首的排长，敬个礼整军而退。但不到两小时，原班人马又来了。
这回不大客气了，对着延庆楼大嚷：“总司令请曹四先生马上到总部去！”
“我去！”曹锐站起身来；曹锟犹待阻止，曹锐毅然不顾，将身上的一百多元钞票，还有几个银元十一起掏出来扔在桌上，愤然说道：“他们想从我身上榨出一毛钱来，都别想！”
一面说，一面开衣柜取马褂。他大概是看到李彦青的下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与其受辱，不如自裁，偷偷地吞了一匣鸦片烟膏，含着眼泪向曹锟告辞，坐上汽车赴约，到得北苑冯总部，一开车门，曹锐从汽车中滚了下来，人已昏迷不醒；冯总部的军医急救无效，一命呜呼。便宜了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曹锐许多化名存款，化作一道青烟了。
曹锐这一死，害苦了他的大总统老兄。原来冯玉祥对曹锟，多少也还有点感情，而且有个大总统在手里，是能起作用的一张牌；只以黄膺白要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于此役，主张驱除，冯玉祥表面不能不听，暗中却希望能与曹锟间接打交道，商量出一个与己有利，亦能为曹锟找一条出路的两全之道，这是他要找曹锐的本意。如今曹锐自裁，而曹锟的其他亲信，如王毓芝等人，都已逃入东交民巷，没有适当的管道可以沟通，便只有将曹锟软禁在延庆楼。曹锟原有第十六混成旅作他的“禁卫军”，此旅由他的胞侄，也就是老五曹钧的儿子曹士杰当旅长；但在冯玉祥回师的那天，为孙岳部队包围缴械；所以软楚曹锟毫不费事，只由鹿钟麟派出一个营，驻扎延庆楼四周，营长换了便衣，随侍曹锟，共同卧起，仿佛第二个李彦青，只是不替曹锟“洗脚”而已。
曹锟虽失自由，倒也不怎么发愁，因为他相信吴佩手从前线一回来，事尚可为；及至到了十月底，冯玉祥提出一张“摄政内阁”的名单，要曹锟任命；同时要求他通电辞职时，他才知道吴佩孚一败涂地了。
摄政内阁的总理，当然是黄膺白；但阁员人选，却是由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所拟定的。冯玉祥在张、段、孙三角联盟中，拥护在广州的孙总理；因为张作霖、段祺瑞久在北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而国民党的军事势力，从未到达北方，如孙总理能到北方，出任元首，他的国民军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了正统派，因而提议以曾任黄克强总参谋长的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原孙总理的总参谋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此外，黄郛自兼交通总长；王正廷以外交总长兼财政部长；教育总长是李石曾推蔗的易培基。
这个摄政内阁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内阁，原已为孙总理北上，南北和平统一铺开了一条路，不道孙岳在会中提议，请段祺瑞出山；理由是山东督军郑士琦属于皖系，段祺瑞出山，便可命令郑士琦截断津浦路，进而夹击直军。当时没有想到吴佩孚垮得那么快，为了眼前的军事利益，没有考虑到政治后果，竟一致赞成。当时决定一面派专使到广东迎孙总理北上，一面电请段祺瑞人京。隔了两天，段祺瑞被推为国民军大元帅；段祺瑞亦发通电，响应黄膺白主稿，冯玉祥领衔的主和通电，不过他对“入京”却还在观望，表示若无实权，不愿出山；其时也正是由王揖唐联络吉田茂、打算说服吴佩孚拥段倒曹的时候。
其时摄政内阁名单已经发表；曹锟亦在吴佩孚浮海南下之日，通电辞职；这是民国五年段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应黄膺白之邀，重作冯妇的条件，因为他反对曹锟贿选最力，所以必须曹锟辞职，始允就职。事实上既称“摄政内阁”，当然是无元首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十一月初四召集第一次阁议，发表了大批人事命令，冯玉祥读古书的老师王芝祥，当了京兆尹；京畿警卫司令，自非鹿钟麟莫属；京师警察总监派了与奉军有关系的保定毕业生张壁；在段祺瑞与冯玉祥之间负联络之责的贾德耀，被派为陆军部次长；冯玉祥的部属薛笃粥；刘治洲，分任内政、农商两部次长，代理部务；孙岳为河南省长；王承斌“收复失地”仍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此外又裁撤了好几个衙门，包括前清称为“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衙门在内。
最后，黄膺白交议了一件修改“优待清室条件”的议案。“优待清室条件”，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退位让国的交换品；全文八条，包括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民国拨付；日后移居颐和园；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等等。以后袁世凯称帝。又作了一次“交易”，由“小朝廷”的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道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绘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以交换袁世凯在原优待条件中一段跋语，保证履行原条件：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及至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亦由驻地廊房开拔，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这出闹剧，前后历时六天，便已结束。溥仪不得不颁第二次的“退位诏书”。当时冯玉祥本主张，废止优待条件，但无人响应；这回郑重其事地向黄膺白提出，黄膺白亦本有此意，因而第一次阁议中，即提出讨论，主张较冯王祥缓和，不拟废止。只是修改。
“了巨复辟，清室自违退位的诺言，原已失去被优待的条件；不过民国财政困难，岁费四百万，从未照约履行。似乎亦不欠缺。这一次修改优待条件，必须切实能够履行。各位赞成者，请举手。”
出席的阁员连代理的次长，一共六个人，全体举手，一致通过。
“那末，请镕西兄现在就拟修改后的条件吧！”
司法总长张耀曾当仁不让，即席草拟了五条“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最主要的是宣统自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以及“即日移出宫禁”，且并无可以移居颐和园的字样。至于补助清室家用，由四百万元改为五十万元，但另拨两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草稿送交黄膺白核阅文字，略加修正，照案通过，并议决交由鹿钟麟、张壁，会同社会名流李石曾执行。黄膺白等秘书缮正后，将草稿送给张耀曾作为纪念品；正本随即用了大印，送交警卫司令鹿钟麟。
十月二十日，住在永和宫的端康太妃，也就是光绪的瑾妃，急病去世。灵枢移到慈宁宫治丧，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经；深宫寂寞，所以虽是丧事，也是能令人生气勃勃，感到兴奋的。小醇王载沣在十月计三日那天，召集内务府大臣会议，说是“咱们热闹热闹吧！”决定大办丧事。那知第二天一早，北京城内情势大变，通衢要道，警备森严，全市戒严。这一来只好暂时“封灵”，等局势平定，再来“热闹”。
及至听说冯玉祥倒戈，鹿钟麟已掌握了整个京畿，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冯玉祥早想驱逐溥仪出宫，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于是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与进宫一年余，已深得溥仪信任的太子少保衔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分别到英、日两使馆去打听消息，都说冯玉祥这回要采取行动，是无庸置疑的事，而且可能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庆新王奕(匡力)的长子载振，星夜避往天津。载沣天天进宫，召集王公、“帝师”。“旧臣”开会，与会诸人，不是夸夸其谈，不得要领，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这样拖到了十一月初五，日夜忧虑的事，终于出现了。
这天一大早，鹿钟麟将张壁与李石曾请了来，会商执行的步骤，张壁问道：“这是件大事要带多少军警？”
鹿钟麟成竹在胸，很轻松地答说：“进宫，只带军警各二十名就够了。”
当然外围要布置好，紫禁城四周一律断绝交通；宫内装有电话，先是专为溥仪好玩，乱打电话给胡适之，“天桥八怪”开玩笑，后来内务储等处也安装了，为了封锁消息起见，电话线当然也割断了。
一切布置妥当，才由鹿钟麟带头，由神武门进宫；每通一道宫门，派军警各一警戒，这样一直到了养心殿，溥仪正在召集御前会议，得报由内务两大臣绍英出来接见。
执行命令的一方，自然由鹿钟麟出面，首先出示修正的优待办法，绍英看完以后，还能力持镇静。但一听鹿钟麟宣布：“请溥仪先生马上出宫！”顿时脸色大变。“
“你，”他指着李石曾说：“你不是穆宗的师傅，李文正公的公子吗？何忍出此？”
李石曾的父亲是同治皇帝启蒙的师傅，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赠太子太傅，赐祭葬，溢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希望以此来打动李石曾；但李石曾早就参加了革命党，自然笑而不答。
这时绍英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他问：“干么这样子逼迫我们？”
鹿是个僻姓，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到太常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园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殉难，谥忠节。鹿钟麟就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及鹿钟麟为席善继之后，向人夸耀。
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当到东阁大学士的鹿传霖。殁终宣统二年，谥文端，所以说“今上赐谥”。
时至今日，绍英还有这种口吻，实在也太不识时务了，因此，鹿钟麟板着脸说：“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子从容了。”
“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宠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
“你这是替清室说话，你要谈到满清入关的事，那末，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鹿钟麟接着又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件悬案。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这个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此刻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立刻就要出乱子了。”
绍英无法，只好说道：“你们等等。”返身入内，料想他是去报告溥仪。
溥仪一听马上就要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哆嗦着说：“这、这便如何是好？”
众人面面相觑，亦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郑孝胥出个主意：“请皇上电谕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
“电话不通了。”载沣接口。
“那末，派人传谕。”
“内外军警密布，”绍英答说：“出不去。”
“那，”郑孝胥说：“只有施缓兵之计了。”
于是七嘴八舌地商量，决定仍由绍英去交涉，要求缓期；但鹿钟麟一口拒绝：“今天非出宫不可。”
如此往返数次，一味软磨，令人难耐，鹿钟麟心生一计。到第四次绍英再出现时，不等他开口，抢先作了表示。
“你们快去告诉外面，”他故意看着表，作出很紧急的神气，“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以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
绍英一听“开炮放火”四字，赶紧摇着手说：“好商量、好商量！”随即掉头就跑。
于是溥仪召集“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修正的优待条件，交出“国玺”，迁居“北府”——太平湖的醇亲王府，为光绪出生之地，称为“潜邸”；载沣袭爵后，在后湖另建新邸，宫中称之为“北府”。下午三点钟，由鹿钟麟、张壁、绍英，将溥仪跟他的一妻一妾，护送出宫。“国玺”由鹿钟麟送交国务院，同时复命；黄膺白指示张壁，通知市民，第二天一律悬挂国旗一日，以资庆祝。
消息传到天津，前清遗老及主张复辟分子，自然都震动了，紧急集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连段祺瑞亦深表不满，致电摄政内阁，主张“从长议之”。为此摄政内阁不得不发表通电，详加解释。当然赞成称道的亦很多；特别是章太炎的一通“快邮代电”称之为“诸君第一功”，说“溥仪妄以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此外又致电冯玉祥，主张没收“畿辅庄田”，还之于民，因为清兵入关“圈地”，本系豪夺，“非有买卖契券，不得各为私产。诸公应移知内部，举以还民。民国十三年间，未有德政及民之举。能办此事，则红载黎元，普蒙沛泽，益见诸公处事之公。首阳怨谤，何损于周德。”
不过，社会普遍的关注，集中在古宫宝物上，其时已有流言，最盛行的两个“故事”是，一个说张壁在宫中，见到桌上有一对均窑花盆，种的菊花，知道均窑是珍品，便告诉随行的警察说：“这菊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桌上有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至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钟麟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钟麟答说：“很热，我不戴。你拿着吧？”就此顺手牵羊将翡翠西瓜带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摄政内阁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八条；同时发表了一张善后委员会的名单，由李石曾担任委员长，委员十四人有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以及清室方面的代表五人。另外有监察委员六人，吴稚晖、张继、庄蕴宽，均在其列。
黄膺白想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彻底推翻满清，到了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可算已告一段落。但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国事如麻，兵捐未解，摄政内阁作此不急之务，见小忽大；而且溥仪十三年的小朝廷，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两三个月，一旦被逐，烟消云散，溥仪亦自有他的一部分影响力量，如果不是深思熟虑，斩草除根，说不定就会自召隐忧。
但黄膺白自有他的苦衷；摄政内阁所凭借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但论军力，还不如奉军；当王承斌在冯玉祥支持之下，在天津附近收编吴佩孚残部时，由冷口长驱直入的李景林所部，缴了直军计三师四十六旅的械。这一旅的旅长孙清山，是王承斌一手所提拔，所以当冯玉祥开始倒戈时，王承斌指使孙清山拉队回天津，实力保存得相当完整；王承斌的打算是，以孙旅为基础，夺回并重建二十三师。他预料有奉张与冯玉祥的关系，地位还会更上层楼；到时候会将二十三师师长让给孙清山。谁知李景林连摄政内阁所委的王承斌为二十三师长的事实亦不承认；以优势兵力在天津车站包围孙旅，全部缴械，王承斌见势不妙，逃入租界，只待“老帅”进关后，向他哭诉。
其时奉军源源而至，自山海关到天津这一线上，连小孩都学会了“马拉巴子”这句“奉骂”。为此，奉军特地成立了一个“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出任总司令，而实际上由副司令郭松龄主持；这个任务比作战繁重，因为除了嫡系部队，尚能控制以外，李景林、张宗昌所部，都成了骄兵悍将，尤其是张宗昌的杂牌队伍，连他自己都感到头痛了。
不过，张宗昌有一项长处，气量甚大，不记前嫌，所以能找到人来帮忙；他有个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参谋长李藻麟，改投直军作了彭寿莘的参谋长；这一回二次直奉战争中，打得最好的是彭寿莘的十五师，即由李藻麟所指挥。李藻麟曾在陆大当过战术教官，奉军将领提起他来，都很佩服的。
但不论如何，张宗昌与李藻麟此番则是冤家对头，他却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他的参谋长王呜翰说：“你想法子把李伯仁找来。”李藻麟字伯仁，是北京附近以种花出名的丰台人，家住北京。
等将李藻麟找到，张宗昌的衔头，已变为“苏皖宣抚军第一军军长”；李藻麟便被派为“随军参谋长”王鸣翰保持原来的名义，北洋军阀中一个人有两个参谋长的，只有张宗昌。
原来当十一月初十，张作霖到天津与段祺瑞、冯玉祥会议；南京也有一次重要会议，主角是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督军萧耀南，以及由福建崛起，联合齐燮元打败了卢永祥，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因为曹、吴彻底失败，奉军势力膨胀，决定联名通电，维护段祺瑞出山。齐燮元等声称中央政府中断，摄政内阁所发命令，概不承认。情势很明显的，张作霖既无意于取得中央政权；亦决无理由以武力支持摄政内阁，便只有支持段祺瑞才能打开僵局，因而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的天津会议，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其时吴佩孚已在汉口与萧耀南相晤，齐燮元又领衔发出十省及海军将领二十人联名通电，提议黄河上游及长江同志各省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形势迫急，段祺瑞应该从速出山，才能将局面稳定下来。
一看时机成熟，段祺瑞于二十一日发表通电，决定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第二天专车进京，黄膺白在车站迎接；陪着到了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的私邸，有两件事要谈。
第一件是摄政内阁总辞，段祺瑞表示，临时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辞职书，黄膺白碰了个软钉子。
第二件是“国务院现在保存着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问：“应该如何处置？”
段祺瑞尚未答话，内定为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接口：“送执政上房吧！”
黄膺白不作声，在梁鸿志看，便是照办的意思；接着谈了些不着边际的话，黄膺白辞出回家，与段祺瑞同车进京的冯玉祥已等在他家了。
谈了与段祺瑞会晤的经过，黄膺白又说：“梁鸿志竟以为我是来呈辞传国玺的，岂不可笑？这是国家的财产，我打算送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保存。”
“这是正办。”冯玉祥问：“摄政内阁总辞的事呢？”
“执政府既不接受，我只有发个通电辞职。”
“你辞我也辞。”冯玉祥说：“当初本是要拥护中山先生出来主持大局的，所以用国民军的番号，表示跟国民党站在一边；谁知道只是替段芝老制造机会。中山先生就应邀北上，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我要把国民军的番号取消。”
黄膺白黯然无语，沉默了一会说：“焕章见，没有你就没有摄政内阁，我想由你出面，邀大家聚一聚，以为共事的纪念，如何？”
“好，好！”冯玉祥满口答应。
“执政府定在廿四日成立；日子我想定在廿五。”
“好，好！”
“地点呢？我想在你司令部。”
“好，好！”
下一天十一月廿三日，黄膺白、冯玉祥都发了辞职的通电；再下一天段祺瑞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同时发布内阁名单，当然以安福系为主，令人瞩目的是，唐绍仪长外交，李思浩长财政，叶恭绰长交通。此外在国会成立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
再下一天十一月廿五日，摄政内阁全体阁员应邀至旃檀寺的冯总部赴宴，那知冯玉祥人面不见，亦不知爽约之故；原来此时冯玉祥不告而行，已上北京西郊的天台山静养去了。
原来冯玉祥之入山，是看不惯奉军的气焰；在十一月廿四日张作霖由天津进京的前一天，李景林先带兵入京，分驻城内外重要地处，郭松龄带领精锐一团，进驻黄寺；张作霖的行馆顺承王府，则由张学良带一个营，亲自警戒。张宗昌亦住在顺承王府，每天推牌九，玩姑娘，八大胡同提得起名字的，都到顺承王府出过条子。
张作霖、杨宇霆，则与段祺瑞、王揖唐、吴光新等开会分配地盘。首起争执的是直隶，段祺瑞想把这个地盘给卢永祥，并且迳自发表了命令，以卢永祥为督军，但李景林亦要此地盘，张作霖对李景林驱逐王承斌，本来深致不满，但李与卢较，自然还是支持李景林。最后协调结果，执政府免了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职，由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名义是苏皖宣抚使，张宗昌的宣抚第一军，便是由此而来的。
对于冯玉祥当然亦要安抚，但奉系决定不让他在有海口的地方发展，所以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希望他能克日到任。但冯玉祥却还在考虑，只常常请“斯人独憔悴”的黄膺白上山聊闹天；黄膺白认为这一回“首都革命”，唯一做对了的一件事，是驱逐溥仪出宫。但有一天，他不提这话了，因为溥仪已经逃入日本公使馆；是不是会生什么后患，不得而知；而驱逐溥仪出宫，并无一个适当的处置，这件事是不是做对了，当然亦大成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