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李鸿章

幺二比较爽快,不似长三,有许多扭扭捏捏的做作,所以局票一发,纷然而至,各自坐在客人后面,低声请教姓氏,然后自报花名、寓处,有几套笼络客人的甜言蜜语,因人而施。小桂芳举荐给朱大器的,是幺二中的红牌,名字很雅致,叫做黛芬。生得一张瓜子脸,长眉凤眼,气度不俗,而且多才多艺,应酬功夫,更是一等,听朱大器是杭州口音,便谈她四年前随家人到三天竺烧香的情形。说起西湖,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倒惹得朱大器平添一段乡愁。

正娓娓清谈之际,只听相帮高喊客到,门帘起处,进来一个中年人,一望而知就是黄胖。刘不才起身招呼,随即为朱大器引见,黄胖自道曾经在王有龄那里见过,但朱大器却想不起来了。

提到王有龄,自不免使朱大器伤心,此时此地,这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做主人的孙子卿,急忙乱以他语,同时向黄胖使个眼色——古董商人最识得眉高眼低,自然能够领会,便转脸去向刘不才寒暄。

“来,来,胖哥!”刘不才将他纳入首座,“先坐下来再说。”

“自然是朱观察首座。”

“不,不!”孙子卿说,“我们是自己人,胖哥不必客气。”

“还有哪位?”

“别无外客了。”刘不才答说,“特为请你,是有事跟你叨教。回头再谈。”

黄胖点点头先不多问,坦然入座,也叫了局。于是主客五人,在莺声燕语中,相互酬劝,接着是由黛芬领头奏技,唤进“乌师”来操琴,一个个当筵引吭,唱完了再坐一会,转局而去,台面顿时清冷了下来。

一般的规矩,大抵在此时就要“翻台”,问津他处了。但此夕的情形不同,多不愿另外征歌选色,因而转入把杯清谈之局。

看似闲谈,其实是正事,刘不才不经意地问道:“胖哥,最近收进什么好东西?”

“好东西很多,可惜我力量不够。”黄胖问道:“怎么,刘三哥也好此道了?”

“附庸风雅而已。不过还没有入门,所以要跟你叨教。”刘不才说,“不晓得字画方面的行情怎么样?”

问到行情,当然是要作些买卖,黄胖见是生意上门,便精神抖擞地答道:“书画的行情最难说,做我们这一行的,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遇着内行是内行的价钱,遇着外行是外行的价钱。说老实话,刘三哥你不算内行,不过,我决不会拿你当外行。你先说,你想要点啥东西?是自己收藏,还是送人?预备了多少钱?拿你的打算,大致跟我说一说,我来替你提调,包你不会吃亏。”

“胖哥,你弄错了!”刘不才说,“我是受朋友所托,有一票货色想脱手。不是买,是卖!”

“这也好啊!是些什么?”

刘不才身上就揣着从陈世发那里抄来的一份目录,正想取出来,只见孙子卿抛过来一个阻止的眼色,于是便住手说道:“东西很多,一时也说不完,有字画、有古书。”

听得这两句话,黄胖大失所望,因为刘不才的话,说如不说,略想一想说道:“刘三哥,我讲个笑话你听,有一天遇见一位朋友,他跟我说:‘看见有人做了一副对子,好极了!’那就念来听听,他说:‘是一副五言对。上联记不得了;下联是什么什么春。’一副好对子,我只听了一个字。”

“胖哥,罚酒!”刘不才窘笑着说,“你真是北方人说的,骂人不带脏字!”

“罚酒、罚酒!”黄胖干了一杯酒,然后追问:“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说个一两样来听听,怎么样?”

在此地步,如果不说一两样东西出来,看起来就像不上路的半吊子了。无奈刘不才在这方面的“记性”,比起他的赌来差得远,明明是自己手抄的目录,偏偏急切间一样都想不起——也不是想不起,是想不全,记得画、记不起画的人,记得画的人,却又起不清是怎么样一张画。因而不免发窘。

刘不才发窘是罕见之事,连朱大器都有些为他难过,便作解围之计,故意拿话扯了开去。

“黄兄,”他问,“我们杭州戴文节公的画,你看怎么样?”

“好的!”黄胖将拇指一翘,“他的山水本来就好,现在是越发好了。”

“戴文节殉节了!怎么说现在越发好?”

“就是殉节得好,所以他的画格外值钱。”黄胖说道:“这就叫画以人重!”

听得这话,朱大器深为安慰。一半是因为自己在杭州曾有一番出生入死的经历,一半也因为王有龄的缘故,他总觉得危城殉难的人,应该格外受人敬重。如今照戴熙身后,画名益盛的情形来看,正符所愿,自感欣然。

就这一打岔之间,刘不才已经托词离座,走到僻处,将身上的那张目录掏出来,匆匆看了一眼,回到席面上,黄胖还在滔滔不绝地谈戴熙的山水,赝本甚多,以及如何分辨真假,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去而复返。

等他讲完,刘不才开口了,“胖哥你刚才要我拿我朋友的好东西,说一两样你听听,那我就稍为谈谈。有部书,孟东野的诗集,是宋版——”

“什么?”黄胖将双眼睁得好大,“宋版的孟东野诗集?”

“不错!”刘不才极有把握地说,“一点不错。”

“我倒不大相信。刘三哥,你倒说说看,上面有那几方图章?”

这又差点将刘不才考倒。凝神细想了一会说:“有个姓仪的,还有个姓安的。”

黄胖听了这话,表情很怪,又惊喜、又困惑,仔细看了看刘不才,眼睛睁得越大,“刘三哥,”他问,“你是不是在寻我的开心?”

“怎么叫寻你的开心?”

“你是有意考考我,是不是?”黄胖有点气愤,也有点得意,“换了别人,让你考倒了,我黄胖,眼底下,肚子里都还有点东西。你明明是说安仪周的收藏——他收藏的书,每一本三方印;‘安岐之印’、‘仪周珍藏’、‘安麓村藏书印’。你说什么又姓安,又姓仪,真当我两眼漆黑的外行?”

听到这里,朱大器正含了一口酒在口中,忍不住“噗哧”一声,喷了出来——人家姓安、号仪周,刘不才当他是两个人,岂不可笑?

闹笑话的人,当然也不免暗暗惭愧,不过笑话未曾拆穿,他不在乎,将计就计,顺着黄胖的话说:“你说我考你,就考考你,安仪周是何许样人,你倒说说看!”

“他是康熙年间,权相明珠的底下人。是不是?”这一下刘不才又楞住了,一个“底下人”会收藏珍贵的古书?

这一来,黄胖才知道刘不才根本不知安岐其人。酒到微醺,好逞谈锋,他兴致勃勃地说:“古往今来,有许多奇人;这安岐也好算一个。他不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难道是西洋人。”

“刘三叔,”孙子卿拦着他说,“别打岔!听胖哥说下去。”

“安岐是高丽人——”安岐是高丽贡使的随从,原来的身份,已不可考。不过“宰相家人七品官”;既在大学士明珠门下,就算本来是高丽的品官,此时当然也只好委屈了。

明珠是康熙中叶的权臣。由于三藩之变,圣祖主张用兵,而朝臣中赞成的不多;所以三藩乱平,圣祖对支持他的主张的少数人,特加重用,明珠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府第在北京地安门外的什刹海,原是前明勋臣的府邸,以后和珅住过,现在是恭亲王府,为京中有名的大宅。

据说这座大宅中有许多窖藏。这是很可能的事,明朝末年的贪渎,昏天黑地,等到李闯进京,勋臣国贼,一时来不及逃,先把积聚的金银,入土埋藏,亦在情理之中。明珠很想掘出这些窖藏之物,却不知如何下手——有一个钞本,上面记着许许多多奇怪的符号和莫名其妙的隐语,相传就是指示窖藏的秘笈。多少人费尽心机,无法参详。

这一本秘笈到了安岐手里,反覆辨识推敲,终于悟出其中奥妙,于是求见明珠的儿子——不知道是不是纳兰性德?自道能够将窖藏掘出来。一试果然,因而大受明珠的宠信。

明珠御下,恩威并济,底下人亦分好几等,有在宅中供奔走使唤的,亦有像汉朝的素封之家那样,蓄僮仆替他经商营运的,安岐自然是后者。

他领了主人的本钱,在天津、扬州两处经营盐业,还掉主人的本钱,加上极优厚的利息,然后自立门户。积资至数百万之多。当时论富,有“北安西亢”之名,西亢是山西亢家,相传李闯进京,占领大内,将明朝列帝积聚的“金花银”,铸成极大的银块,等吴三桂请清兵,山海关前一片石地方,一仗大败,在京城里站不住脚,便带着银块往山西逃,追兵甚急,银块笨重,反为所累,因而将它倾入山谷,为亢家所知,事平捡了个现成,一跃而为巨富。

安岐既富,在天津起了一所巨第,名为“沽水草堂”,他喜欢结纳名士,相传朱竹垞应征“博学鸿词”以后回嘉兴家乡,经过天津,安岐的程仪,一送便是一万两银子。当然,喜欢结纳名士,一定也喜欢收藏字画古董,明末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平生的积聚,便大半归入“沽水草堂”。他字仪周,号麓村,又号松泉老人,凡是他的收藏,一定钤有这些图章,而凡是钤有这些图章的亦必是精品。因为他对此道由外行变成内行,还做了一部书,名为“墨缘汇观”。

这段故事,在座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然而各人的感想不同,朱大器的兴趣不在安岐善于鉴别,而在他善于经商。心中想到,口中便问了。

“老兄对此人的生平,这样子熟悉,佩服之至。不过我倒要请教,他经营盐业,能发几百万两银子的大财,是凭什么?”

黄胖不知他是这样一问,不暇思索,随口答道:“当然是凭本事。”

“我知道是凭本事,是啥本事呢?”

这一下将黄胖问住了,然而那是一时想不起——安岐的事迹,他听人谈过许多,只为与本行有关,对安岐在收藏方面的成就,记得相当清楚,此外就要仔细想一想,才能唤起记忆。

于是他一面点点头,表示必有答覆,一面擎杯寻思,慢慢地想到了一些:“我说不大清楚。据说,那时候的盐法,还是沿用明朝的规矩,就像田赋的加派一样,做官的层层剥削,盐上的苛捐杂税多得很,盐民固然苦得很,盐商亦没有多大好处。老百姓吃官盐吃不起,只好吃私盐;盐枭是与国争利,老百姓反而欢迎盐枭,甚至于处处帮助盐枭的忙,替他们多方遮盖,为的好吃便宜的私盐。”

说到这里,朱大器大有所悟,便接口说道:“私盐猖獗,官盐自然滞销,有盐票盐引的正式盐商,生意自然做不开了。安岐一定是在这上头动脑筋。”

“着啊!”黄胖有着如遇知音之喜,大为得劲,拍着自己的膝盖说:“安岐就是在这上头动脑筋。他是大盐商,说话有力量,要求改办法,哪些税是公库收入,决不能少;哪些捐是为了盐官要养家活口,可以承认;哪些加派的苛杂病商害民,决不能出。这样一来,毛病减少了好多,官盐的价钱平了下来,虽然还是比不上私盐便宜,但是贩私盐、吃私盐,到底是犯法的,官盐只要吃得起,何苦犯法?于是乎,官盐的销路好了,私枭也少了,盐民生计一苏,国库的收入增多,当然盐商也赚大钱了。”

“老兄谈得头头是道,实在佩服。”朱大器很高兴地说:“其实你不干这一行,做别样生意,一定也会出人头地。”

“过奖,过奖!哪个不知道朱道台长袖善舞!我是外行,谈生意经,真是班门弄斧了。”

“不然!世事洞明皆学问,做生意尤其要多请教,多谈,‘谈生意,谈生意’,生意原是谈出来的。”朱大器说,“就像老兄的这番话,在我就受益不浅。我倒也有点小小的心得,不妨说来向老兄请教,像安岐这样子,固然本事是好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凭藉,人微言轻,也不会有人听他。我觉得他最难得的一样本事,是不仅仗势,还能用势——用明珠的势力。”

“小叔叔看得真透澈!”孙子卿说,“我就在想,安岐的这套想法,是道理之常,为啥别人做不到,他做得到,就是能够乘势的缘故。”

“再还有一点心得。这个道理,老孙,我们要好好体会,受用无穷,凡是一样生意,要久、要大,一定要大家有好处。就像安岐那样,改革盐法当中的毛病,朝廷好了,老百姓也好了,这样子再有利可图,是一举三得。朝廷当然支持你,老百姓也乐于跟你交易,真所谓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能不发达?”

朱大器谈兴大起,略不稍停又接下去说:“世界上有种人,巧取豪夺,生意只想他一个人做,饭只想他一个人吃,实在是想不穿。如果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结局应怎样呢?天下人非把他的毛拔光不可。所以我们以后做生意,务必先要想一想,利国利民而利己,是第一等生意;利国而不害老百姓,或者利民而不违反朝廷功令,是第二等生意;虽不利国利民,也不至于害国病民,是第三等生意;自私自利是末等生意。即使不能做第一等生意,起码要巴结个第二等,第三等生意是没奈何为了养家活口,不妨做一做。至于末等生意,决不可做!”

“大学问!”黄胖一半佩服,一半恭维,翘着大拇指说了这一句;便又问道:“我倒请问,世界上那几种是末等生意。”

“喏!”刘不才往地上指一指,表示便是这艳红院:“这就是末等生意。”

“自然啰!”小桂芳嘟起嘴说:“一样都是爷娘十月怀胎生养的,为啥要吃这碗断命饭?还不是‘没法子’三个字!我们也不是生来下贱的,也想寻个好好的人,那怕粗茶淡饭,总是个归宿,可惜人家看我们末等人,玩玩可以,从良免谈。我倒请问刘三爷,岂不是注定了一辈子要做末等生意?”

一面说,一面不断用一双凤眼睃着刘不才,语言神态都充满了幽怨。在座的人包括小王在内,都是鉴貌辨色,善于捉摸言外之意的人,听了小桂芳的话,全都明白,她曾想从良,刘不才拒而不纳,所以有此一番牢骚。

在刘不才的意向未曾明了以前,大家自然也都不便起哄点破,唯有装作不解,顾而言他,“我倒也想起一桩末等生意,”

小王说道:“卖鸦片烟,真正是末等生意!”

话说出口,不免失悔,因为说卖鸦片是末等生意,那末抽鸦片,也就是没出息。看黄胖的脸色,似乎是好那“一口”的,岂非无意中伤触了人?

这样想着,不由得以疚愧的眼色去看黄胖,这一眼却又把他看得不安了,老实说道:“王老弟,你当我‘有瘾’是不是?我的气色犯嫌疑,实在没有!”

这一说反使小王受窘,因为自己好像冤枉了人家“有瘾”,急忙陪笑说道:“我知道你不抽鸦片。你不要多心。”

黄胖付之一笑,摸摸脸说:“也难怪你,十个有九个看我有瘾,那天在大马路‘一洞天’吃茶,有人推销戒烟丸,硬要送我一服,不管你怎么跟他辨白,他不相信。后来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话,才把他轰走。”

“是句什么话?能把讨厌鬼轰走,我倒要听听,学个乖。”

刘不才很注意地问。

“这句话只对这个讨厌鬼有用。我说,我本来倒没有瘾,吃了你的药,反而要上瘾了。”

“此话怎讲?”

“他的戒烟丸,就是鸦片。岂非不吃不上瘾,吃了反而有瘾。”黄胖得意地说,“一句话点到要害上,那个人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掉转身就走了。”

“这话恐怕不尽然。”刘不才说,“从前我药店里也卖过戒烟丸,林文忠公传下来的方子,里面原有鸦片,戒烟是用递减烟瘾的方子,鸦片不能一点不用。”

“三爷!”朱大器突然心中一动,“那个方子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方子很普通的,就记不得也可以找得到。”

“那你就找一找。”朱大器说:“大年初一那天,我许了个愿,今年要多做好事,许了愿还没有机会去做,现在就从这件事上头起头,我送戒烟丸。”

“这倒真是好事。”孙子卿附议,“我也算一份。不过这件好事要请刘三叔来主持,他是内行,修合的丸药才会道地。”

于是话题转到如何监制戒烟丸,如何广为传送上头。黄胖对此兴味缺缺,而且时间也不早了,找个空隙,起身告辞。

为了让刘不才早圆好梦,主人未加挽留,但刘不才却作了后约,约黄胖第二天一早,在宝善街松风阁吃茶,殷殷叮嘱,务期必至。

等黄胖一去,小王因为住得远,也要早走,刘不才留下朱大器和孙子卿吃宵夜,神情显得相当兴奋,显然有件得意之事要谈。

“你们总看出来了,我特为约黄胖明天一早吃茶的用意,我想找他做陈世发的那票生意。”他将书画目录取了出来,摊在桌上,“我是外行。不过今天听黄胖一说,心里有数了,那批字画古书,大部分有安岐的图章,看来着实有些精品,可以大大赚他一票。”

“这就见得我做对了。”孙子卿欣然答道,“这份目录,我不让你拿出来,就是防黄胖一脚,东西要到了我们手里,就不怕他了。”

“照这样说,我明天还是不能跟黄胖谈?”

“对!”孙子卿断然决然地说,“先不要跟他谈,这跟财不露白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到底值多少钱?你我都不晓得,怎么个估计法子?”

“只有大致估一下。”孙子卿修正了他的想法,“我们挑几样东西,分开来去问价钱,举一反三,也就差不多估计得到了。”

于是孙、刘二人就着目录挑选,费了好一会才能毕事,而朱大器始终默默无一语,孙子卿不免奇怪,“小叔叔,”他问,“你怎么一直不开口?”

“我不想开口。”朱大器说,“这票生意一定有好处,古董无价,说不定有大好处。不过我不该插手。”

“咦!”孙子卿问道:“这又是什么讲究?”

“天下的生意做不尽,不该我做的不能抢。这票生意,我以为该三个人的好处,你们两位以外,还有个小王——”

“啊,啊!”孙子卿被提醒了,抢着要表明:“我倒没有想到,是刘三叔和小王冒的险,应该他们两个人去做。”

“这倒也不是这么说。这票生意少不了你,第一,你要垫本钱;第二,买洋枪是你的路子。”

“对了!”刘不才接口,“老孙,你不必客气,就照朱大器的话,我们三个人来做。”

孙子卿是极漂亮的人,总以为自己是捡了现成,一力辞谢,经朱大器和刘不才苦劝方始接受。

生意互相争夺不好做,彼此客气也不好做,朱大器认为生意就是生意,宁愿先小人后君子,将各人应派的股份和义务,事前规定得清清楚楚,大家才能同心协力,尽往好的地方去做。

到派股份的时候,又起了“君子之争”,最后仍旧要请朱大器来作仲裁,盈余作十三份派,刘不才占四份、孙子卿占三份半、小王占两份,此外奔走出力的人,合分一份半,由孙子卿作主分派。

“合起来是十一份,还余两份,这两份,我认为应该归还陈世发。”朱大器特别声明:“这是我的想法,是不是照此分派,要看你们的意思。”

“好!”孙子卿首先表示赞成:“做生意也要讲点仁义,吃光了他的,也不大好。”

孙子卿如此,刘不才自然更无话说。朱大器笑道:“这两份‘回笼’,其实我还是为你们。凡事只求心安,你们少赚一点,心安理得。将来陈世发总会知道,这票生意上他吃了亏,有这回笼的两份,他一口气就咽得下去了。不然,说不定会翻脸!”

孙子卿和刘不才都深深点头,觉得学到了一个诀窍,像这类可获暴利的生意,赚了人家的钱,要教人家能咽得下气去!

经过一整天的分头奔走,大致都已就绪,最重要的,当然是朱大器跟吴煦的交涉。能将陈世发拉过来,吴煦求之不得,但提到要先运一批洋枪过去,不免面有难色,说是兹事体大,他不敢作主。

那么要谁作主呢?朱大器认为:第一、此事必须机密,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层泄密的顾虑;第二、层层请示,不知道那一天才结果?陈世发如何等得?因而极力鼓励吴煦独断独行,成此大功。

吴煦一直迟疑不决,最后让朱大器一句话说动了,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就要带了他的淮军,乘轮东下。上海道是个要缺,看上去他必有换人的打算,如果吴煦能及时建此一功,奏报朝廷,必蒙褒奖,那就是自己先立稳了脚步,李鸿章不便奏请调动,就算他出奏了,朝廷亦必不准。

吴煦觉得这话大有道理。但是要他公然批准运枪出境,关系太大,多有不便,还须想个变通的办法。

朱大器有求于吴煦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同意招降陈世发,以军火作为钓饵;第二才是如何得官方的协力,能将军火运出上海?现在情形,第二件事在吴煦确是无能为力,不过第一件事能够商量得通,也算不虚此行。因此,朱大器与吴煦约定运军火出境一事的变通变法,由他自己去动脑筋;招降成功,推功于吴煦,但如失败,吴煦也得负一点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为他作一证明:接济陈世发的军火,别有作用,决非通匪资敌。

辞别吴煦,朱大器随即去看一个朋友。此人名叫赵炳麟,他的胞侄,就是在湖州办团练的赵景贤。整个浙西,现在只有湖州是一片净土,赵景贤能够守住湖州,是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恐怕也快消失了!

湖州的守得住,当然是赵景贤的才智过人,但亦全靠有一线运道可通。运道的咽喉是出太湖的大钱口,其地在湖州以北,整个太湖的正南方,正北隔着二十里的湖面就是洞庭东山;赵景贤以大钱口为水师大营,炮艇昼夜巡逻,戒备极严,使得盘踞洞庭东山的长毛,不得越雷池一步。同时他又不断发动突袭,炮轰东山,长毛伤亡累累,却全无还手之力,因而将赵景贤恨之切骨。

谁知去年年底,继省城沦陷,湖州形势益形孤单之后,赵景贤与湖州的百姓又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一连三天,鹅毛般的大雪,不曾停过;五百里汪洋巨浸的大湖,结成厚厚的一层冰,仿佛覆上了一块硕大无比的水晶。洞庭东山的长毛大喜,倾巢而出,履冰南下,直扑大钱口;炮艇为坚冰冻住,不得动弹,而炮座是固定的,无法转向,失去效用,以致大钱口落入敌手。

这一下就象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一样,湖州的饷道断了,四面为长毛密密包围,湖州真正成了一座孤城,将为杭州之续。

长毛虽占尽优势,但赵景贤的威名,犹足摄定军心,长毛相戒,不与湖州团练交战,却出以极下流、极无聊的一策,挖了赵景贤的父亲、官做到刑部右侍郎的赵炳言的坟墓。

赵景贤当然不甘坐困而死,几次开城出击,无奈兵力相差,过于悬殊,始终不能打开一条出路。其时赵景贤已由本职内阁中书,叠次保升,被授为福建督粮道,杭州沦陷以后,朝廷为激励危城国土,特为下一道上谕:“赵景贤督带团练,杀贼守城,战功卓著,现当杭城失守,尚能激励绅团,力保湖郡及所属地方,在办团人员中,最为异常出力,着加恩赏布政使衔。”同时传谕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设法转知赵景贤:“交代经手事件,轻装赴任。”这表示朝廷已知湖州必不能保,但是名城可弃,国土不可弃,希望能出赵景贤于危地,以备将来大用。爱惜人才如此,赵景贤自然感激涕零,然而当此危急之时,他又何能不与湖州的团练百姓共生死?因此,写下一封血书,派人间道送到上海,寄给他的胞叔赵炳麟,誓以一死尽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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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器去看赵炳麟的时候,赵景贤的那封信刚到了三天,看完信,听完赵炳麟所谈的湖州近况,朱大器除了悽然欲涕以外,于事毫无所补——他原来转到一个念头,想借用接济湖州团练的名义,运枪出境。只要有一线之路,这个名义就可借用,如今看起来,这个藉口是怎么也用不上了。

辞出赵家,时已近午,又饥又乏,走过一家馆子门口,心里在想,不如先吃了饭再说。念头还未转定,只见跑堂的迎上来哈着腰,满脸堆笑地招呼:“朱大人!好久没有来了。”

“你倒认得我?”

“怎么不认识?”跟堂的说:“去年你老照顾小号,请沙船帮的郁大爷,好阔的场面。”

“喔,原来是泰和馆。好吧!”

于是跑堂的往里大声喊道:“朱大人到!看座儿啊!”

泰和馆菜兼南北,但掌柜与跑堂的都是山东人,所以是京馆的派头,这一喊,接下来便是递相传呼,一个接一个弯腰摆手,将朱大器接入雅座。

先打手巾后奉茶,等朱大器坐定了,掌柜的亲自来道谢,因为去年他与松江老大宴沙船帮,筵开四十余桌,就从这笔大生意开始,泰和馆的牌子创出去了。掌柜的一则饮水思源,不能不感激,再则想要拉拢这位阔客,所以刻意敷衍,说了许多奉承的话,倒害得朱大器浑身不自在。

“你请吧!忙你的买卖去,别张罗我了。”朱大器也会弯起舌头,打两句蓝青官话。

“是,是!”掌柜的关照跑堂,“好好儿伺候。”

于是跑堂的便问:“朱大人有客没有?”

心中有事,不是邀客人的时候,他摇摇头说:“没有客,也不叫条子。你配几个菜,来四两天津五加皮,吃完了,我还有事。”

跑堂的答应着走了。很快地端来四个冷荤碟子,一瓦罐天津五加皮。喝不到半杯酒,来了两个热菜,一个汤爆肚,一个鱿鱼卷。

“行了,行了!”朱大器说:“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这是酒菜。还有两个饭菜,再加上一个汤。”

“好吧!你都拿来就是了。”

等拿来一看,是一碗红烧羊肉,一碗京葱扒鸭,外加一大碗萝卜丝鲫鱼。汤菜实在太多,少不得努力加餐,慢慢儿一面喝酒,一面想心事。

一想想到去年大宴沙船帮的往事,突然灵光一现,抓住了那个念头,很快地想了一整套办法。愁怀一宽,胃口大开,九个菜竟吃了一半。

饭罢喝茶,吩咐结帐,跑堂的陪笑说道:“朱大人,你老别费心了。是我们掌柜的孝敬。”

“哪有这个道理?”朱大器又是灵机一动,反正要请客,不如就作成了泰和馆的生意:“这样吧,后天中午,你替我预备一桌席,要最好的。”

“错不了!”跑堂的问:“是在这儿吃,还是送到公馆?”

朱大器考虑了一下,决定借孙子卿的寓所宴客,交代清楚,离了泰和馆,就在盆汤街畅园洗澡、剃头,睡了一大觉。

醒来神情清爽,醉意全消,正好与孙子卿、刘不才去商谈正事。

约略讲完前半段的经过,朱大器才提到他在泰和馆独酌之时,所筹划好的办法。

“我在想,如今最保险的一条路是海道,难得金山卫亦是海口;我们为啥不用沙船?”

这真叫顿开茅塞,孙子卿和刘不才不约而同地失声赞叹:“有道理!”

“只为上海跟金山卫太近,没有想到大海,只在内河上动脑筋,反而钻入牛角尖了。”

朱大器说:“走海道又快、又省事。我们只要一条沙船,郁老大不能不帮这个忙吧?”

孙子卿对海上的情形,比较熟悉,细想一想,用沙船亦不是没有困难,不过困难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克服的。自己估量一下,总有七分把握,便不肯说什么为难的话,扫了朱大器的兴致,点点头大包大揽地答道:“这方面归我来办。”

“原是要请你出面。我已经在泰和馆定了一桌席,后天中午在你这里开,该请些什么人?你决定。”

“请客是一定要请的。不过,小叔叔,我想还是我跟你两个人出面,刘三叔是陪客。客人呢,郁家父子、郁家老大的帮手万福全。此外还要请老杨,不过老杨是有功名的,请在一起,对郁老大不便,只好另外请了。”

“老杨”是指“大记”的老板杨坊。他现在的“功名”是“记名道”,会同华尔管带“常胜军”,如果请客有他,自然该奉为首座,这一来委屈了郁馥山,即所谓“不便”。朱大器了解孙子卿的用意,但不了解了为何要请杨坊?

因此他开口动问:“老杨?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孙子卿说,“要打通他这一关,郁老大的沙船才肯出海。这件事牵涉到英国跟法国的海军,我想拜托老杨打个招呼。事情我有把握,请放心好了。”

“那我就不管了。”朱大器转脸对刘不才说:“跟陈世发打的交道,本来没有十分把握,做到哪里算哪里,所以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实在。现在不同了,我们可以拿事情跟陈世发敲定。他要的军火,我们可以包运到,请他到时候在海口接,这是我们这方面对他的义务。”

陈世发的义务呢?拿来一箱字画古书抵作枪价,自不待言,再有一项,就是“以枪换人”了。

“三爷,你不妨老实跟他说,运枪的路子是从我这里得来的。我有家眷在嘉兴,请他想办法接到金山卫来,洋枪卸岸,人就上船,在他不是惠而不费?”

“好极了!”孙子卿大赞:“小叔叔做事,真正爽快而精明,这样一条船办好两件大事,干净痛快,确实好打算!”

刘不才也大为兴奋,拍胸脯担保,一定可以说服陈世发如言照办,同时表示,需要提早动身,因为跟陈世发说定了,还要赶到嘉兴去接朱家眷属。

朱大器认为不争在这一两天,过了后天再走,也还不迟,而刘不才不以为然,除了接眷以外,还怕去迟了夜长梦多,陈世发那里会有什么意料不到的变化。

他的想法也不错,但难处是沙船究竟能不能派出去,到底还在未定之天。到此地步,关键落在孙子卿身上,只待他一言而决。

“郁老大的沙船,一定有的,就算我们的面子不够,只要请五哥出来说一声,郁老大也一定要卖帐。不过沙船出去要不出毛病……”

“老孙,”刘不才异常关切地问,“你说,会出啥毛病?如果会出毛病,大器这走马换将的一计,岂不是完全落空?”

“刘三叔,你不要心急,我话还没有完。”孙子卿转脸对朱大器说了实话:“我要请老杨吃饭,打他的招呼,就是为此。

最近的局势,大有变化,恐怕你们还不大明白,等我讲给你们听。”

原来从恭亲王当政以后,英法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大不相同。一方面因为宫廷政变成功,肃顺、端华、载垣这所谓“三凶”被诛,政局已经稳定;另外一方面也看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斗权之争迭起,不成气候。为了维持在华利益,而且恭亲王又肯和睦相处,那么,支持官军,打击太平天国,可以说是最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打算。

因此,英法海军会同美国公使蒲安臣,决定武力保护上海、宁波的租界。上海方面除了设立“中外会防公所”以外,开了年更由英国海军提督何伯提议,主张英法军队合作,肃清嘉定、青浦、松江的太平军,交给华尔的洋枪队去守。这个提议虽无下文,但英法军队帮助常胜军大败太平军的慕王谭绍光于浦东的高桥,却是事实。同时,英国外相已谘请海军大臣,正式下达命令给何伯,防守上海及其他有条约关系的口岸,不准让太平军占领;并以军舰保护长江的英国轮船。

“要当心的就在这里,英国军舰现在经常在吴淞口外巡逻,如果认为沙船可疑,自然就要拦住检查;上船一看,全是洋枪,还不扣船?”

“啊,我懂了,你早不说!”朱大器点点头说:“在郁老大,一条船是小事,追究起来,安上他一个资敌的罪名,那就倾家荡产有余。这件事,我们要好好商量,不可以害人。”

“就是这话,”孙子卿说:“我已经打算过了;这要托老杨,看有什么办法,能不让英国军舰检查?”

“如果是自己人,当然就不必检查。我想,是不是可以弄一面常胜军的旗子挂起来,英国军舰一见,就不会找麻烦了。”

“对,这倒是个办法。”孙子卿说:“我相信跟老杨一定商量得通。”

孙家每天中午要开两桌饭,主、客杂坐,有时朱姑奶奶也毫不在乎地夹在一大群男人中间,这天她忘记交代,专为刘不才另开一桌,此时想起再关照时,刘不才怕耽误功夫,坚持不愿,只得作罢。

这两桌人,“吃闲饭”的居多,由于男女主人慷慨好客,所以菜肴丰富,而且备酒。酒杯在手,少不得有些闲话,其中有一个是孙子卿的广东同乡,相貌生得既怪且丑,凸额、塌鼻、阔口、炸腮,大家叫他“马骝仔”;广东人管猴子叫马骝,此人的绰号,名副其实。

马骝仔酒量好,谈锋健,谈的是太平天国的近况。据他自己说,几个月前去过一趟“天京”,因为他跟萧家骥一样,在英国轮船上,当管事,这条船在金陵下关泊了半个月,他也进过好几次城,耳闻目击,有许多内幕是外人所不知道的。

其中有两件事,刘不才最感兴趣。

一件是谈“天王”学道的教师,是个英国人,早年在广西传教的牧师罗孝全。他在前年秋天,方始由上海经苏州到“天京”,洪秀全大表欢迎,封为“天义”,这是六等“世爵”中的第一等。

罗孝全不但封爵,还授了官,官拜外务大臣,辅佐“干王”洪仁?,就住在干王府中。洪仁?原来也是基督教徒,当过教会的职司,还教过西洋教士的中文,跟罗孝全本应该相处得很好,哪知不然!去年十二月为了一件小事,两人大起冲突,罗孝全的性命几乎不保,后来是逃到英国军舰上,方始脱难。

同时又有个英国牧师福禄华,用中译的姓,称为花牧师,特地到“天京”去考察教务,认为洪秀全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教义,大不相符。回到上海与罗孝全谈起来,两人的看法相同,花牧师便在英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太平基督教不合正道论”。罗孝全起而以文字响应,痛诋“天朝”人物,又说太平军妨碍商务,蹂躏地方,既不为中国人所欢迎,亦伤外国人在华的利益。

再一件是谈石达开。他自从内讧出亡,预备远征四川,自立基业,由安庆渡江,经建德入江西,一路为官军追击,于是由江西到福建,复由长汀回赣南,经湖南入广西,咸丰九年九月,在桂西庆远府停了下来,所部分驻附近各县。其地土瘠民贫,粮食不足,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人,百姓大起恐慌,而饥兵乏食,士气不振,同时又觉得石达开屡战屡败,宗旨不明,不像是个能够成王称霸的英雄,所以部下纷纷开小差,石达开亦无力阻止。那种情况,仿佛当年刘邦封了汉王,经栈道入南郑以后的光景,只是石达开不如刘邦有萧何,又有韩信,命运就不大相同了。

在庆远住了八个月,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率领蒋益沣的湘军,开始进攻,石达开站不住脚,由广西一退云南,再退西康,部下只剩得一万多人,势穷力蹙,已无能作为。这两件事,在刘不才非常有用,可以用来策反陈世发。

因此旁人听过丢开,刘不才却很仔细地问了好些话,不厌其详地打听这两件事的细节,直待马骝仔词穷,方始罢手。

这一下不免耽误了功夫,所以一离了饭桌,顾不得休息,便忙着动身。坐的船是孙子卿所安排,极其可靠,由小王送他上船,分手之前约好,十天之后,沙船出海,小王一定亲自到金山卫送信联络。

就在刘不才离去不久,吴煦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朱大器,说有“紧要公事商洽”,请他即刻“惠临一叙”。

这封信来得很突兀。因为朱大器与吴煦虽是小同乡,但只有私人的过从,从无公事上的交涉,而况还是“紧要公事”!心里估量着是否跟孙子卿与杨坊所谈的事有关?如果猜测不错,最好先等孙子卿回来谈一谈,免得接不上头。

因此,他自己便不出面,请朱姑奶奶派人跟送信的人答话,说他此刻不在孙家,大概傍晚可回,一回来就会将吴煦的信交给他。

这样虚晃了一枪,到得傍晚,孙子卿回来了。交涉不甚顺利,主要的是杨坊胆小怕事,而且局面将有变化,也不肯多管闲事。

“局面有什么变化?”朱大器不解地问,“你指的是什么局面?”

“当然是江苏的官场。”孙子卿说,“交涉不曾办成功,遇见一个同乡,是在薛中丞那里办洋务的,倒听了许多内幕。”

所谓局面的变化,是李鸿章一到,薛焕跟吴煦颇为不安。

每个月关税、厘金的收入,不下五六十万银子,现在拱手让人,自然于心不甘,所以正在商量对付李鸿章的办法。

“办法还是借重洋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预备以重饷运动英法两国提督,代为克复嘉定、青浦两县。等署理的李中丞一到,将这两县交了给他,分兵防守。你看,这一计如何?”

朱大器想了一下答道:“这一计不坏!是预备困住李中丞,让他无所作为,大权就仍旧可以握在他们手里。不过,怕行不通。”

“何以见得?”

“第一,人家英法两国的提督,奉他国里的命令,保护上海侨民,怎么能够替你来立战功?”

“这倒也不见得。他们是有个说法的,嘉定、青浦两县不克复,上海就不容易守得住,所以攻这两县,也就是保护上海的侨民。”

“好!就算这一层办得通,那么,第二,李中丞会不会上他的当呢?人家翰林出身,曾制台特保他当江苏巡抚,自然是有本事的人,难道连这一点都识不透?”

“这话说得倒也是。”孙子卿点点头:“薛、吴两人,每个月五六十万税厘在手里,搞不出什么名堂,只怕就是因为自以为聪明,拿别人都看成傻瓜的缘故。”

谈到这里,朱大器恍然大悟,吴煦所说的“紧要公事”,必与李鸿章率领新锐东下,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一事有关。于是略叙吴煦函邀的经过,要跟孙子卿商量如何应付?

很显然的,如果他的推测不错,那么,吴煦必是向他乞援一臂之力,抵御李鸿章的“入侵”——这就是朱大器要跟孙子卿商量的事,因为李鸿章虽不过初到,但两派必将发生明争暗斗的形势,已经摆出来了。旧的一派自然以原任江苏巡抚,改调通商大臣的薛焕为首,而实际上是吴煦和杨坊在把持。这一派照朱大器看,必将没落,自己跟他们没有什么渊源,此时以局外人无端卷入漩涡,于事无补,而可能得罪了李鸿章这一派,未免不智。

“小叔叔看得很透澈。”孙子卿听他说完,这样答道:“不过现在还有求于旧的一派,而且新的一派亦未见得马上就能掌握全权。所以,眼前还得要敷衍一下。”

朱大器猜对了,吴煦希望他助以一臂之力,果然是为了与李鸿章为敌。

“李中丞的新兵,开到了三千多人,都驻扎在城南,土里土气的,看来没有什么用。”吴煦拿出一封公事来:“我奉旨署理藩司,听说李中丞预备出奏,我仍旧要筹饷。”

“恭喜,恭喜!”朱大器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筹饷本来就是藩司的责任。朝廷有这样的意思,李中丞乐得做个现成人情。”

这是朱大器暗示他,李鸿章不过将就朝廷的意旨,并非有意以筹饷的责任委付,可是吴煦无法领会他的弦外之音,得意洋洋地说:“上海华洋杂处,港湙纵横,办关税、办厘金,岂是两眼墨黑的乡下佬搞得清楚的?自然非我不可。不过,”

他换了副神态,微皱着眉,显得有些伤脑筋似地,“说来说去他总是一省之王,驻扎在上海,碍手碍脚,也讨厌得很。雪翁,你看调虎离山如何?”

“何谓调虎离山?”

“朝廷现在有旨意,说镇江一城为大江南北的关键,催李中丞带兵进驻,与扬州的官军呼应联络,规复苏州。我所谓调虎离山,就是要怎么样想个办法,早早催他开拔?”

这个打算是不坏的,不过朱大器奇怪,吴煦这样子“暗算”李鸿章,只可以跟他的“自己人”密议,为何轻易泄露给局外人?莫非有什么花样在内?

这样想着,便起戒心,不肯多说什么,只微微颔首,表示听到了他的话而已。

“雪翁,”吴煦突然问道,“那天你谈到策反金山卫那个长毛头目的事,请你跟我说实话,有几分把握?”

这句话不能不答,然而也很难答,朱大器想了一下,很圆滑地答说:“事在人为,功夫到了,自然就有把握。”

原是句模棱的浮词,吴煦却认为极有道理,“雪翁,”他说,“这原是一笔买卖,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老兄的长才,更没有话说,这件事我要重重拜托了。请你费心,赶快进行,越快越好。前途有啥条件,只要办得到的,都可以答应。”

这样急转直下的一番话,即令是机变过人的朱大器也有些发楞,“我,”他迟疑地说,“还不明白尊意。”

“不是说那个陈世发要过来吗?就是这一层,望他赶快拉队过来。只要他一句话,细节上我都会安排。再说一句,我只要这条线,雪翁,你肯不肯拿这条线交给我?”

这比较说得明白些了,最主要的是一切细节他都会安排这句话。如果只要陈世发点头答应过来,那比较好办,难就难在细节的安排上。

于是朱大器答道:“大家都是为公事,我并没有居奇献功的意思,这条线当然可以交给你。不过这条线现在放出去了,一时三刻抓不回来——”

“那么,”吴煦抢着问:“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十天以后。”

“十天?”吴煦踌躇了一下说:“好吧!就十天。请你再说下去。”

“我原来的意思是,不止于将此人拉过来,还要他发生一点作用,譬如说,以线引线,能拉一大帮过来;或者先埋伏在那里,到了时候,出其不意,里应外合,打个大胜仗;或者只打听打听消息,做个坐探。这都不是三天两天可以见效的。”

话虽说到这里,吴煦的意思,他决非不懂,只是不便说出口,吴煦的用意,只要拉一帮长毛过来,可以报功就行了。

至于这帮长毛人数不多,头目的职位不高,不能发生大作用,在吴煦都不要紧,反正以少报多,说小为大,都在他幕友的笔尖儿上一绕。

这是将吴煦的肚肠根都看透了。他倒也老实,不过不以为朱大器已了解他的心思,所以紧自摇着头说:“缓不济急!我现在就望他赶快过来。此人过来,自然也有用,金山卫是个紧要地方,洋人助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口子。将这个人弄过来,一切虚实就都可以盘问清楚了。”

“这也是一说。”朱大器想一想说道:“我们今天的话,须有个归宿。我照你的话去做,尽快去接上那条线,将话传过去。不过,前途有啥条件,你说‘只要办得到,都可以答应’,这‘办得到’三个字,也要有个‘盘口’,或许我认为办不到,你认为轻而易举,这样子,居间接头,就合不上拢了。”

“说得是!”吴煦深深点头:“我说个盘口,照人头计数,十两银子一个;另外再点人头,保他的官职,人多官大,人少官小。你看如何?”

“这倒是公平交易。”朱大器说:“他有三百人就是三千两银子。”

“对!我先付一千。”说着,吴煦张目四顾,似乎要找人取银子似地。

“慢慢!”朱大器摇手止住他说,“千把银子我还垫得起,老兄不必先付我。”他停了一下,明确地作了一个答复:“事情,我尽力去办,原是我来接头的,办成功了当然算是替你老兄办事。万一事不顺手,请你不要怪我。”

“那当然。”

“只要老兄知道我的诚意就好了。”朱大器问道:“有个孙子卿,你总听说过?”

“知道,知道。应酬席上还见过,人倒豪爽够朋友的。他不是跟你一道合股做生意的吗?”

“是的。我们是好朋友,有些事我都托他办,以后他来见老兄,有啥话说,就跟我自己来一样。”

“好,我知道了。雪翁,”吴煦突然问道:“还有件事要请你照应,舍亲有个号子开出来,你是钱庄的老前辈,凡事要请你提携。”

听得这话,朱大器有些诧异,银钱业的茶会,他几乎每日必到的,并没有听说将有新同行出现,因而未表示态度之前,行问一句:“令亲贵姓?”

“也姓吴。”

“那么,令亲的宝号,叫啥招牌?”

“还没有定。等开张的时候,会发帖子过去。”

照这样说,真所谓“八字不见一撇”,尚无眉目,朱大器便欣然答应:“既然是同行,又是你老兄的面子,我一定捧场。”

朱大器回到他新置的家,细想吴煦所说的那番话。招降陈世发一事,正在进行,没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倒是他那族人要开钱庄的话,朱大器不能不关心,因为大家都是同乡,生意上的路子跟客户,可能相同,这样就不免发生争夺,岂不可虑?

朱大器在这件事上放不下心,觉得必须尽快打听清楚。略略思索了一下,想起一个人:张胖子。

张胖子早就离开杭州了,而且也离开钱庄这一行了;起因是吃进一笔倒帐,东家翻脸无情,要他连本带利,全数照赔。张胖子乞援于朱大器,他出面以一年同行资格,一件官场势力,说“讲斤头”,赔了一半,张胖子好赌,没有什么积蓄,那一半也得好几千银子,仍旧是朱大器帮他的忙,才得凑足了事。

经此刺激,张胖子对钱庄这一行,深为灰心,决意不吃这碗饭。离开码头到了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数年经营,现在也颇有规模了。不过,张胖子断了钱庄这一行,没有断钱庄的朋友,而且生性好管闲事,吴煦又是同乡,他那要开钱庄的族人是什么人,钱庄怎么开法?张胖子或许知道。

即或不知,也可以托他去打听。

主意打定,决意找张胖子来一起吃饭。家里一个丫头,一个小跟班都派遣出去了,烧饭的娘姨要看家,无法差遣。好在张胖子的店并不远,不如自己去看他。

跟烧饭娘姨留下了话,安步当车,片刻走到。张胖子正在帐台上喝酒,一见朱大器,急忙起身迎了出来,笑嘻嘻地说:“难得贵人驾到,我这爿店要交运了。”

“贵人落难,还不如你落胃。”朱大器走到帐台边坐下,看他的下酒菜是一盘红通通、亮晶晶的陆稿荐酱肉,一盘凤鸡,另外碟子平湖糟蛋,一大堆油氽花生,便即笑道:“你倒会享福,害得我都咽口水了。”

“来,来!摆一碗。”张胖子很高兴地说:“我还有一坛陈年花雕,开了来吃。”

“算了算了!我跟你说说笑话的。绍兴的花雕,现在来路断了,你留到端午再开。你的酒也不要吃了,我请你,还有松江老大、子卿。”

“好啊!有好的,我这个就不吃了。在啥地方?”

“现在还没有定,马上有人来通知,或者,你穿好衣服,先到我那里坐坐。”朱大器说,“我有点事托你打听。”

“都听你的。”张胖子抹抹嘴,顺手拿起挂在壁上的一件马褂,向伙计关照一声,陪着朱大器出门。

走在路上就谈起了,朱大器问道:“吴道台你熟不熟?”

“你是说上海道吴道台?不熟。啥事情?”张胖子说,“有个同乡跟他家很熟,是不是有事托朱道台?”

“不是我托他,是他托我。他说他有个族里的人要开钱庄,托我照应。我倒弄不懂,在茶会上怎么不听见谈起?”

“那容易!我替你跑一趟好了。”说着,张胖子拔脚就要转身。

“不忙,不忙!”朱大器拦着他说,“吃完酒,看时候早,就去一趟,不然明早一早去也不要紧。”

“一早他出门了,我也要做生意,还是此刻去一趟,办完‘公事’,笃定吃酒的好。”

看他如此热心,不必再拦,拦了反而扫他的兴,因而朱大器只说一句:“那么,我在舍间等你。”

“好的。最多半个时辰,就有回音。”于是两人中途分手,张胖子往北,朱大器往南回家,走到弄堂,遇见阿祥——他是准备到张胖子店里来通知的,孙子卿跟松江老大不约地点,也不约辰光,决定先到朱家再说。

话刚完,只听马蹄得得,车轮辘辘,转眼一望,孙子卿亲驾着他那辆“亨斯美”,翩然而至了。

“五哥!”朱大器几天不见松江老大,格外亲热,高声喊着:“怎么到今天才回来?”

孙子卿这时已拉住了缰,车子一停,松江老大跳下来,“听说刘三叔今天走了!”他说。

“是啊!今天下午刚走。”

“可惜!我迟了一步。”

“怎么样?”朱大器听他的口气,自不免关切,怕是错失了什么对刘不才此行有益处的机会。

“进去再谈!”

等孙子卿了下车,将马缰交了给坐在车背后倒座上的马夫,三个人一起上楼,先商量是哪里吃饭,孙子卿认为大家有事要谈,不如在家方便。朱大器也因为还约了张胖子,不知他什么时候才来,需要在家坐守,觉得一动不如一静,因而接受了孙子卿的意见,关照阿祥到附近徽馆去叫一桌“和菜”——馆子里适应日益繁华的市面而想出来的花样,四盘四碗,送到就吃,不必下锅再炝,最适宜打牌的人家食用,上海人叫打牌又叫“碰和”,所以名为“和菜”。

这下可以谈正事了,朱大器问松江老大,“怎么说迟一步跟刘三叔没有见面是可惜?”

“松江这方面,我新安了‘桩’,刘三叔如果能跟我见到,我关照他几句话,总比较方便。”

“其实也无所谓。我们沙船直放金山卫,不经松江,也没啥关系。”孙子卿接着问朱大器:“见着了?怎么说?”

这是指吴煦。朱大器便将见面的经过,细细说了遍,又提到吴煦的族人要开钱庄,顺便告诉他们,张胖子等下会来。

这件事在孙子卿一听就明白,松江老大却还不甚了解,脱口说道:“小叔叔,跟长毛拜交道的事,要仔细。”

“那当然。”

“不!”松江老大听他的语气,知道他未听懂自己的话,“不是说要防长毛,是要防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朱大器不解,“是指那些人?”

“还不是衙门里的那班人。不要弄上个‘通匪’的罪名,跳到黄浦江里都不容易洗干净。”

听得这话,朱大器与孙子卿不期而然地,在心头浮起同样的一个疑问:吴煦想法不同,朱大器觉得吴煦没有害自己的必要,而孙子卿看得又比较深,认为吴煦要害人,也得先想一想,朱大器不是好惹的,他不敢!

话虽如此,警惕却是有的,“五哥的话不错。”朱大器说,“诸凡举动,都要小心。”

这一下,孙子卿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照他原来的想法,杨坊胆小怕事,不肯替沙船担责任,就不要他担,明日中午跟郁老大说妥了,迳自派船出去。这样做法相当大胆,与“小心”的警告完全不符。

“我看免了吧!”松江老大摇摇头说,“求人不如求己,我亲自到松江去一趟,带小王一起走,约了刘三叔见面,重新布置。陈世发要的军火,包在我身上,一定替他送到。”

松江老大做事向来踏实,这样自告奋勇,必有八分把握,不过朱大器还是说了一句:“如果能五哥亲自出马,事情一定妥当。只是我有点不大放心!”

“不要紧。”松江老大答道,“我说不要紧,一定不要紧。

现在我们商量,什么时候走?”

“慢来,这里面有一层办不通。刘三叔今天就可以到金山卫,自然跟陈世发已经说停当,拿一沙船的军火换人,而且一定已经到嘉兴接眷去了。现在忽然变卦,而刘三叔还蒙在鼓里,这样两不接头,会把事情搞坏!”

“那容易,到了松江,我派人把小王立刻送到嘉兴。”松江老大问道:“小王在嘉兴能不能找到刘三叔?”

“找孙祥太就可以了。”朱大器说。

“对!这件事我本来就要跟孙祥太联手。到了松江看情形,或许我亲自到嘉兴去一趟。陈世发那里做得顺利,最好,如果有啥噜苏,索性不理他,我们搞我们自己的。总之,小叔叔,”松江老大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可以把老太太跟府上大小,一起接回来!”

这在朱大器自是一大安慰。他心里在想,松江老大这趟高桥之行,必定是他们青帮“开香堂”什么的,有个极重要的集会,商定了振衰起敝,“船并老码头”的妥善之计,所以他才有这样大包大揽的把握。

虽说彼此至交,但朱大器究竟比刘不才深沉老练得多,自觉门外“空子”,对他们“门槛”里的事,还是不问为宜。而事实上也不容他再问下去,因为张胖子到了。

他跟松江老大、孙子卿都相熟,只是好久不曾见面,少不得有番寒暄,接着,和菜送到,入席饮酒,方始谈起他去打听的结果。

“这家钱店的字号叫‘信升’官。”

说到这里,张胖子喝酒吃菜,大有卖关子的意味。孙子卿觉得他可恶,有意要捉弄他,“先不要管什么信升不信升。

小叔叔,”他说,“我想起一件要紧事。”

孙子卿所谈的事,不但毫不重要,而且绝不相干,是谈用洋将华尔,出于苏州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的献议。朱大器与松江老大先都奇怪,不知他何以突然插入这段闲话?等看到张胖子有话找不着机会说,喉头似乎痒得受不了的神气,才意会到是孙子卿有意恶作剧,于是相视闭口,极力忍住笑声。

孙子卿却是一本正经,有头有尾地讲完,才看着张胖子说:“现在该轮到你谈信升了。”

张胖子大为气沮,因而话就简略了。原来吴煦设这个号子的用意是在投机。因为捐例大开,而江浙两省的富户,避难在夷场上的,不知凡几,有的想做官;有的想要个职衔,见官方便;有的要捐个监生,好进京应北闱乡试,所以报捐上兑,“生意兴隆”。吴煦署理江苏藩司,正主管此事,打算吸收这笔现银做生意,特意开设信升;将来藩库纳捐,如果不是使用信升的银票,就会多方挑剔。这就是张胖子所说“你相‘信’他就会‘升’官”这句话的由来。

“这个做法太下流了!”朱大器不屑地说,“做生意固然不妨倚仗官势,不过决不可以仗势欺人。照信升这样子的做法,会开罪全体同行。只有你信升的票子值钱,可以捐官,别家的银票不是银票?你们倒想想,这叫什么话?依我看,信升一定做不长的!吴观察在任上,大家没奈何它,吴观察一不做了,哪个还会理信升?”

“不但信升做不长,吴观察只怕也做不长!”孙子卿也大摇其头,“从来没有听说过,报捐上兑还有指定那家银票的这种规矩。京里‘都老爷’得知风声,参他一本,只怕他吃不了要兜着走。小叔叔,这位吴观察不是共事的人,我看少跟他打交道为妙。”

这是指策反陈世发一事而言。事涉机密,有张胖子在座,朱大器不便明说,只点点头表示会意。

也就因为张胖子的缘故,席间只能谈风月了。一顿饭吃到十一点钟,宾主尽欢而散。

第二天下午孙子卿兴冲冲地赶来到朱家,告诉朱大器说,他跟松江老大谈了一上午,诸事就绪,跟郁老大借两条沙船,军火运到松江,陈世发一见到军火,自然什么都相信了。然后,小王专程到嘉兴去一趟,见到刘不才,说明经过,一切就都“合龙”了。

“好!”朱大器问道:“有件事,我还不大明白,何以五哥到浦东去了一趟,忽然精神抖擞,好像一切都吃得开了?”

“他们门槛里的事,我也不大清楚。大致浦东方面有条路子,也可以说有个很能干的弟兄,把松江这条水路打通了。”

孙子卿又说:“小叔叔,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淮军要到了,是包了太古轮船公司的五条船,直放上海,明后天就可以靠岸。这里的局面,要起变化了。”

朱大器点点头,不作声;沉吟了好一会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淮军新到,要想顺顺利利安营立寨,只怕不大容易。

等他们来了再看,如果真的能打仗,又肯打仗,我倒要助他一臂之力。当然,陈世发的这条线,也不必拉到吴道台那里去了。”

“小叔叔这个想法很稳健。我们管我们自己做,将来看哪方面有作为,再把我们的力量加进去。总而言之,自己有力量最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