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鸡！你以为苏州的鸡，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为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第一首借韩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宠，倒还没有什么。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齐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为史家评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史传说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高士奇颇为相像；最贴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览》，是由一本名为“遍略”的书，剽窃而来，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约略相似，巧不可言。
尽管有人说：以祖、高相提并论，对祖珽来说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齿于朱彝尊，据李光地告诉郭琇，高士奇曾经跟他说：“像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这样的人不能做翰林，还有什么人可做？朱彝尊还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听这话，大为生气，将一只手炉扔在地上，大声说道：“什么老成人！还说他老成？我断不饶他。”
于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案子发生。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来与明珠落落寡合，一下子变得很接近。索额图与明珠是势不两立的政敌，看高士奇倒向对方，背叛自己，怒不可遏，派人把他找了来问话。
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半身坐在竹榻上，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国已经发作，这一顿骂，声震屋瓦，厚及高士奇的父母妻子。而被骂的人不敢回嘴，唯有连连磕头。
“有个姓曹的总兵，竟因此引疾而归—一。”
“这——，”郭琇诧异，打断李光地的说话：“何故？”
“曹总兵进京述职，正在拜访索相，适逢其会地目睹其事。他心里在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人，不如躲避，免得受他陷害，所以引疾而归。”
“原来如此。”郭琇问道：“照此说来，高江村已成了明珠一党了？”
“不然。”李光地答道，“高谈人已经自成一党，不过与明珠相互为呼应接引而已。”
郭琇微吃一惊：“如此不学无术的小人，居然亦自成一党？”
“不学有之，说他无术，”李光地摇着头说，“华野，你小觑了此人。”
“喔，有党必有党羽，是些什么人？”
“第一死党是王鸿绪——。”
李光地把高士奇的一党，王鸿绪和他的胞兄、与汤斌同为博学弘词出身的王瑞龄，以及浙江“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叔侄等人的底细，和盘托出。郭琇都仔细记着，打算找机会先拿高士奇开刀。
存了这个心思，郭琇便要多打听一下，“我还要请教，”他问，“高淡人是用什么法子敛财？”
“这就要靠他那班党羽，四处招摇，将高淡人说得在皇上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哄吓诈骗，无所不至。”李光地停了一下，又问：“华野，‘平安钱’这个名目，你听见过没有？”
“听见过，那不是明相定下的规矩吗？”
“高淡人、徐健庵无不如此；都是巨门如市，馈遗不绝。此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官不能不割一块心头肉，买得‘平安’二字。”
“照这样看起来，潜庵先生在江苏，只怕难保其位了！”
“着！”李光地大点其头：“潜庵先生的文章道德，并时无两；只是结怨亦甚深，想来你总有所闻。”
“不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银子，没有理他吗？”
“这是其一，还多得很。最近苏州有人来，谈起一件新闻：潜庵先生做得极正当，然而又结怨了小人——。”
李光地所谈的“新闻”，是关于明珠的一个家人的。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火昆）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火昆）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子喘大气，几乎昏厥。
就因为这一番告变的汗马功劳，三年工夫他由员外升到侍郎；当然，这也由于明珠的提携。因此，这一次他奉派到江苏会同汤斌勘问民情回京；到宫门递折请安以后，随即先去见明珠。
这天下极大的春雪，明珠正约僚友在后园玩赏，其中自然有余国柱。明珠跟萨穆哈会面谈话，少不得也有他在座。
“‘豆腐汤’怎么说？”明珠问。
“他说：应该疏溶海口。”
“为什么呢？”明珠讶然，“靳紫坦的法子是一劳求逸之计，很不错啊！”
“就因为屯田的缘故。”萨穆哈说：“凡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他都不赞成。这是老汤亲口跟我说的。”
明珠和余国柱面面相觑，有片刻默然——明珠支持靳辅，并不是因为靳辅的计划，让他佩服；而是靳辅的计划，在他们大有油水可捞。
首先是筑堤束水，动用的公款将达五百万，先拨一半亦须两百五十万，“部费”先扣两成，就有五十万。
其次，河堤两旁涸出的土地放领，明珠准备派出专人去办，其中的“浮收”，大有可观。现在由于汤斌支持于成龙，大好构想，将成画饼。
“你看，怎么办？”
“自然不能说实话。”余国柱便教了萨穆哈一套话，让他面奏皇帝。
“光是这样也不行，于振甲那里也得下一番工夫。”
“这也容易。不必跟他商量，反正他就要回去；相爷就把他的工款多报些好了——这是对不出来的事。”
明珠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的办法。
“倒是‘豆腐汤’！有他在江苏，什么事都不能办。而且还得防其他省分学他的样！”
这句话把明珠说动心了，光是汤斌不肯送红包，还不要紧；大家都学他的样，不卖京里的帐，那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他圣眷正隆，动他不了，又如之奈何？”明珠又说，“我找徐健庵来商量商量看，也许他有妙计，亦未可知。”、
就这当儿，一肚子坏主意的余国柱，想到了“绝妙”的一着棋，兴奋得失去常度，乱摇着手，急促地说：“慢来，慢来，还不到用得着徐健庵的时候。”
“怎么？”明珠一看他这神态，便猜到他心里，“你定有奇计？”
“虽非奇计，至少也是上策。我看不如——。”
他低低地与明珠耳语了一番，才说得两句，就听明珠抚掌称善：“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妙！妙！”
于是两个人促膝密谈，直到算无遗策，方始罢手。第二天上朝，等皇帝御门听政已毕，单独召见明珠，面议最机密的国政时，他找个空隙说道：“皇太子今年十三岁，以前朝的成例，应出阁讲学，伏乞皇上将简高才硕德的醇儒，以为辅导，天下幸甚。”
皇太子名叫允礻乃，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是仁孝皇后所出；生下允礻乃几个时辰，因难产而崩。皇帝伉俪情深，所以不久就将这嫡出的皇二子立为东宫，皇太子生得相貌英武，颖悟非凡，深得皇帝钟爱；此时听得明珠的陈奏，觉得确是宗社大计，不可轻忽，便连连点头，表示嘉许。
“论学问，徐乾学自是好的，但品德不甚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徐乾学曾教过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书，明珠当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亦绝不能说他好，否则所谋就不成功，因而不置可否，直接拿另一个人来比较。
“若论学问优良，品德醇美，徐乾学自然不及汤斌。”
“你这是公论。”皇帝坠入明珠的谷中而不自知，“正跟我的意思一样。”
“奴才忝窃相位，荐贤有职。皇上如以为汤斌可以，何不内召大用？”
“嗯。”皇帝答道，“我想用他为礼部尚书，管理詹事府。你拟一道旨意来看。”
“是！”
“还有于成龙。”皇帝又说：“海口暂时停开，等看今年的水势再说。于成龙在安徽的政绩很不坏，我想升做直隶巡抚。”
这一下，下河的治理，完全可以听信靳辅的主张，在明珠当然求之不得，便恭恭敬敬地答了句：“皇上圣明。”
于是先后发布了两道上谕，擢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另外一道关于汤斌的是这么说：
谕吏部：江苏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特授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这道上谕一发，徐乾学首先就觉得诧异，同时也觉得很不安。高士奇肚子里的货色，他不怕；看见李光地，已视为劲敌；于今再来一个汤斌，真正招架不住，相形见细了。
因此，他去谒见明珠。恰好又有余国柱在座，三个人谈起这件事，明珠都推在皇帝身上，说是他自己挑中的，并没有什么人保荐。
徐乾学也是有名的老奸巨猾，听明珠的口风，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汤斌能够调离江苏，他家子弟在昆山又可以遇事出头，恢复以前的势力，这自是一件好事；但调到京里来，于己大为不利，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教他失去圣眷；今后不妨从这上面着手，想他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心里把主意打定了，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说上许多汤斌真道学令人可敬的话；同时又隐隐讽刺了李光地一顿。就这样把话题阐扯了开去，一点痕迹都不露。
上谕到苏州是三月二十，开头就说：“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简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接着便提出汤斌的名字——读到这里，心头一懔，立刻便觉得双肩沉重得无法负荷。
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汤大人高升”，没有人不替他高兴；但不是高升为总督，而是到京里去当尚书，苏州人真个“如丧考妣”，又痛又急，双泪交流；整个苏州城像沸了的油锅，街谈巷议，都在谈汤斌调升的事。
汤斌走了，哪里再有这样一位好官？刚刚过了两年好日子，若是调个像余国柱那样的人来，如何得了？当初金圣叹哭庙，说是抗逆朝廷；如今要把朝廷特简的好官，留在苏州，这总不犯法吧！于是乡绅们纷纷集会，商量如何“攀辕”？
“皇帝真正是好皇帝，只要晓得百姓舍不得汤大人，一定会俯顺民意，收回成命。就怕下情无从上达；能达到御前，时机也已经晚了。”第一个人说。
“这是三吴百姓，祸福所关的大事。朝廷派来的官，刮地皮的，我们不能撵他，那是以下犯上；遇到好的，总也要让我们说句话。”第二个人说，“如今是非常之变，应有非常之举，才能感格天心，震动朝廷。”
“这话说得不错。”第三个人附和，“留是一定留得住的，只怕我们决心不够。”
“怎么样表示决心？”第四个人说，“汤大人在潼关、在江西，老百姓也是不放他，结果只好夜里溜掉。所以要表示决心，先要表示给汤大人看，让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江苏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放他走，也许他自己就会上折请求留任。”
“这话对！”有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我们罢市！”
“罢市？这——”老年持重的，不以为然，“这不太好吧！”
“不是好不好，要问对不对？”那个小伙子又说，“只有这样子才留得住汤大人。在我，汤大人如果真的走了，我的生意也不想做了，罢市的意思在此。”
这个道理说不通，但大家都觉得事出非常，应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罢市就罢市，为了汤斌，少做两天生意也无所谓。
汤斌听得这消息，大为不安，特地邀约士绅到巡抚衙门劝导。无奈这不是三数乡绅可以改变得了大家的意志的；因而一方面舌敝唇焦，苦劝放行；一方面声泪俱下，苦苦挽留。
除了静悄悄罢市三天以后，苏州百姓又聚集辕门，号哭挽留；同时在通衢要道，设下几匦，预备筹集路资，派人上京叩阍，要求汤斌留任。看看事态严重，汤斌不能不出告示了。
含泪和墨，杨斌在无限激动中，写下这样一张告示：
本都院抚吴三载，一饮一食，无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钱谷、簿书鞅掌，昼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窃，力实有限。
今蒙圣恩优擢，辅导东宫，职任重大，本当闻命就道，因钦件部案，限满当结；稍稍料理，即星夜北上。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挽留数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
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实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尔等士废读书、农废耒耜、商度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朝之后，或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
念况圣主眷财赋重地，以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
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亦欲使尔育姓知君臣大义，朝廷恩德；自今以后，领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忠信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安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斗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王之说复兴淫祠。早完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倦倦望于尔百姓者。
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丸当往来于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又不忍遽然而去；但君命不敢留，辅导东宫之任，亦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无复纷纷扰乱可也！
最后两句话，情见乎词，几乎懊恼得不耐烦！于是有那比较理智的，认为这样坚留不放，有害汤斌。因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如果迁延不克，小则误了程限，有罚薪之类的处分；大则会引起朝廷的误会，以为汤斌有意恋栈，故意发动百姓，搞出这套花样。而且也有知道朝中妒忌汤斌的甚多；如果趁此机会，暗进谗言，那就真的“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因此，汤斌才得略略安心，昼夜赶办有期限的案件，将钱粮簿册，弄得清清楚楚，连同钦颁关防，王命旗牌，委派苏州府的同知，以及当初送关防来的那个抚标中军的武官李虎，专程送到总督王新命那里，接着束装起程。
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