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在新年里，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每一家军属门上给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光荣人家”，贴的时候再放上一通鞭炮。

家里没有养猪的人家，就折合现钱，此外还有买爆竹的钱，每家都要出一份。限定了一个日子交付，但是日期早已过了，大家还一点动静也没有。在开会的时候，一致举手赞成这提议，当时大家明明知道谁也没有力量执行它，然而都举了手。现在他们大家都观望着，看别人打算怎么样。

农会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妇联会主任——分别召集大会，又去挨家访问，个别说服，但是仍旧毫无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到了金根家里，他说，“谭金根，你是个劳动模范，村子里的积极分子，你要起带头作用才对。我们要把这件事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它。这实在是一个政治任务，有政治意义的。这你总该知道它有多么重要！人民解放军的家属，我们应该照顾的。没有人民解放军，你哪里来的田地？从前的军队专门害老百姓，现在两样了，现在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一家人！”

金根仍旧坚持着说他拿不出钱来，也没有米做年糕。

“我们已经吃了两个月的粥了，”他说。

月香听他的口气太短促，近于粗暴，她着急起来，赶紧岔进来仔细讨说他们的艰难困苦，用一种哀怨的口吻娓娓说来，说上一大篇。

“一家有一家的难处，”王同志微笑着说。“可是你看看别的村子里一——他们过的日子不见得比我们强。他们照样还是非常踊跃的给军属采办年礼，谁也不肯落后。难道我们比他们不爱国？”他把一只脚提起来，踩在板凳上，像是预备舒舒服服地长谈一下。

但是金根一口咬定没有钱也没有米。王同志笑了，说，“我知道你也实在是为难，大家都是一祥，各有各的难处，不过至少你们比别人还好一点。你的女人一直在城里做工。你们两个人都生产，家里人口又少，负担轻。别的不说，就光说吃的，你们也比别人吃得好些。”

金根不由得紫胀了脸。王同志这话，当然是指着那一次被他看见他们在那里吃干稀饭，那还是月香刚回来那一天。金根知道那都是自己不好，那天都是他闹着一定要吃饭，吃饭，结果被王同志看见了。他越是恨自己，越是羞愤交并，一时竟失去了自制力。“王同志，”他大声叫喊起来，“你出去问问大家，我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些事情，谁瞒得了谁？——米汤里连一点米花都看不见！饶这么着，我们的米都已经快没有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心里就像滚油煎的一样！”

月香拼命阻止他，不让他说下去。王同志倒并不介意，仍旧笑嘻嘻的和他辩论下去。王同志于这一类的工作，实在是熟极而流，即使头顶地，脚朝天，倒站在地下，也能够滔滔不绝他说下去，一说说好几个钟头，毫无倦容。

他们的争论其实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永远得不到结论，因为他们各说各的，等于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接触之点。金根只管诉穷道苦，王同志并不理会他那一套，只拿大道理来晓喻他，说他对军属应当负起责任来。

“你当然有你的困难，我知道。不过不要太强调你的困难，”王同志和颜悦色他说。“眼光放远一点！”

“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开了春就没得吃了！到时候叫我们怎么样？有‘大锅饭’给我们吃么？”

王同志虽然有无限的耐心，一提起“大锅饭”，不由得脸色一变。乡下一直有这谣言，说要强逼大家把粮食充公，在一个公众的大灶上做饭给大家吃。农民对于“大锅饭”这样东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现在大家饥饿到一个地步，竟由恐惧一变而为憧憬了，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这可能是一种政府救济的方式。

“你们这些人哪，要是把眼睛望在自己田地上，加一把劲努力生产，要比梦想着‘大锅饭多好得多！”王同志厉声说。他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就像脸上少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少了个鼻子还是眼睛，看上去很异样，使人有一种恐怖之感。“王同志你不要听他胡说，”月香气急败坏地说。“今天也不知怎么，犯了牛脾气，也是因为前两天跟我闹别扭，想要当了被窝去赌钱、喝酒，是我拦住了他，没让他去，到现在还在那儿跟我呕气。”

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去理她。“过了春荒还有夏荒，”金很大声嚷着，“等不到秋天，我们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王同志拍着桌子叫喊着，“谭金根，你这种态度非常不对！我对你算得耐心的了，也是看你从前还肯努力。我看你简直变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拖你的后腿？”

他当然是说月香。月香这时候已经不在旁边了，她悄悄地溜到了床背后去，随即又从黑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件东西。她内心的挣扎使她脸上胀得绯红，但是她向王同志一步一步走过去的时候，始终带着微笑。“王同志，我这儿有一点钱，是他不知道的。请你带了去给我们买爆竹，买半只猪。他不晓得我有这钱。我也就剩这一点了。”王同志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的拍着桌子向金根叫喊着。他让她站在旁边等了许久；金根向她瞪着眼睛看看，仿佛恨不得把她当场打死。

最后王同志终于转过脸来望着她，冷冷地说，“你早为什么不说？口日声声说一个钱也拿不出。对自己的政府都这样玩弄手段。现在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了，你们这些人到什么时候才觉悟呵！还是这样不坦白！”

“是的，是我不好，王同志。他是真的不知道。是我瞒着他留下的一点私房钱。”

“四十斤年糕，快点做好送了去——至迟后天一早要送到。你要好好的跟他谈谈，纠正他的思想。他今天这态度非常不好。”

月香送王同志出去，送到院子外面，站在大门口看着他走进另一人家。她突然觉得一阵疼痛，头发被人一把揪住了，往后面一拖。金根连接几个耳刮子，打得她眼前发黑。她拼命挣扎着，闷声不响地踢他，咬他。她没有叫出声来，怕王同志没有去远，或者会听见。

但是金根不管这些，一面打，一面就高声骂了起来，“算你有钱！算你有钱！老子不希罕你那几个臭钱！我正在那儿说没有，没有，你那儿就捧出来了，当面给我打嘴！不是诚心跟我捣乱，下次再要，我看你拿什么出来！害死人！今天下揍死你，我不是人养的！”

他下手那样重，月香虽然极力忍着，也哇的一声叫了出来，谭老大走过来劝解。谭大娘也来了。自从上一次和月香吵架，被老头子打了一顿，她这些天都没有和月香交谈过。但是她今天也跑过来劝架，因为她向来是个热心人，无论谁家出了什么岔子，永远有她在场。而且这是一件愉快的事，眼看着一个敌人饱受羞辱，也就像自己那天一样地当众被羞辱。

“好了好了，金根！”谭老大连声说。“有话好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好男不与女斗！好了好了，金根！别让王同志听见了！”谭大娘最后这句话实在有点失言，等于火上浇油。也许她是有意的。

“少拿王同志来吓唬我！”金根越发拳打脚踢起来。“今天非揍死她不可！让她上妇会报告去！我不怕！”老夫妇俩好容易把他们拉了开来。金根气烘烘地从大门里走了出去。

“这金根就是脾气不好，”谭大娘说。“别处受了气来，不该拿老婆出气。”

月香一句话也不说，蓬着头坐在地上抽抽噎噎哭着，嘴角涔涔地流下一缕血来。谭大娘把她搀到屋子里去，她面朝下向床上一倒，伤心地大哭起来。

谭大娘也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夫妻打架是常事，你也犯不着跟他认真。夫妻没有隔宿仇的。”然后她俯下身来凑在月香耳边低声说，“也不是你们一家的事。我们比你们还要吃亏。我们那只猪还不是送给他们了。要钱，我们拿不出来，叫我们去问亲戚借。‘你媳妇不是有个妹子嫁在镇上么？’——他妈的，什么都知道！现在她到镇上去找她妹子去了。要是借不到钱，又不知道怎样。”她叹了口气，弯下腰来。掀起衣角来擦眼睛。“唉！不容易呵，今天过不到明天！”月香只是伏在床上，哭得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她哭得天昏地暗，仿佛她被泥土堵住了嘴，活埋在一座山底下了，因为金根不了解她。

第二天他们天一亮就起来，磨米粉做年糕。古老的石磨“咕呀，咕呀”响着，缓慢重拙地，几乎是痛苦地。那是地球在它的轴心上转动的声音……悠长的岁月的推移。

磨出米粉来，又春年糕，整整忙了一天。到了晚上，他们把一张桌子搬到院子里来，板桌中心点着一支蜡烛，大家围着桌子站着。金根两只手搏弄着一只火烫的大白球，有一只大西瓜大，他哈着腰，把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唇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全神贯注地在那上面，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神秘意味的——女蜗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

他用心盘弄着那炽热的大石头，时而劈下一小块来，掷给下首的月香。月香把那些小块一一搓成长条，纳入木制的模型里。他从容得很，放了进去再捺两捺，小心地把边上抹平了，还要对着它端详一会，然后翻过来，在桌面上一拍，把年糕倒了出来，糕上就印上了梅花兰花的凸纹，桌上有一只旧洋铁罐，装着一罐胭脂水。她用一支五板鹅毛扎成的小刷子蘸了胭脂水，在每一块年糕上随意地点三点，就成为三朵红梅，模糊地叠印在原有的凸凹花纹。阿招闹着要由她来点梅花，她说也会点，但是桌子太高了，她够不着。

年糕终于全部做好了，搬到屋子里去，叠得高高地晾干它，大家忙着去数一共有多少条，计算着斤两，院子里冷清清的，一支红蜡烛点剩半截，照着那桌子上空空的，就剩下那只乌黑的洋铁罐，里面用水浸着一块棉花胭脂。月香走过来把那块水淋淋的红色棉花捞了出来，在她的腮颊和眼皮上一阵乱擦，然后把手心按在脸上，把那红晕抹匀了。

“不犯着白糟蹋了，”她自言自语他说，很短促地笑了一声。她把孩子也叫了来，给她也浓浓地抹上一脸胭脂。那天晚上她们母女俩走来走去，都是两颊红艳异常，在灯光下看，似乎喜气洋洋的。倒的确是一种新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