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李大钊也许我真的疯了。
上火车的时候，站台上的钟响了一下。往常这会儿你照例该起床了。你起来见不到我，必定先习惯地走进厨房，可你看到买菜的篮子还端端地挂在墙上，——今天是春节，没人会这么早就起来上菜市场。接着你拉开了屋门往外瞧，院子里空空的，很冷，你缩回身子，这时你就会看到门边桌上的那张字条了。
继平，我完全想象得出你的吃惊和愤怒，也许你此时正在痛哭流涕地大骂……，这些年你见惯了我的优柔寡断，你不会料到我能在一秒钟之内把多年缠绕身心的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缥纷一刀割断，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的麻木，让社会的舆论、自己的脸面、亲朋好友的警劝，统统见鬼去吧！我终于迈开了实际上已经酝酿多年的脚步，在这年关寒冷的黎明，踏着红红绿绿狼藉街头的鞭炮的纸花，和你，和我们这个家，和这些年庸俗寡淡的人生，不告而别，奔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地方来了！
啊，茶淀！我终于不用借助模糊的梦境，而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你！
梦境中，你是一片苍苍的绿色，潮湿、闷热，又迷人，又残破。可在这干冷干冷的严冬，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几许寒暑的今天，你该是什么样了？
继平，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按捺不住说起这个地方，“茶淀，那不是关劳改犯的监狱吗？”你一向多疑、敏感，也一向不肯忍耐。终于有一天，在我们又一次争吵时，你突然冲口而出：“到茶淀找你的情人去吧！”尽管那天你喝多了，控制情绪的能力十分低下，但这句话仍然使我意识到，那次的争吵已开始把我们的关系升级到一个真正不幸，也是或迟或早总会到来的转折点了。那天就注定了今天！
茶淀，我不是今天才认识你，我那幼稚而又深沉、强烈的爱，就在当年短短相识的瞬间，留在你那泥泞的土地上了。
我最先想起的是那首异域的情歌，是小祥从他家的旧唱片上学会的歌，他唱给我听的时候，还说不清它到底来自欧洲还是太平洋，那确是一首优美、又特别好记的歌：
为什么你为我饮马整鞍，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啊，我本不该停步，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那）L没有愚昧和强暴，屯没有万恶的金钱。只有你和我，我们的诚实与热血，还有头上一方湛湛的蓝天！
小祥，你当然不会忘记这首歌，可你还记不记得我？还记不记得你的白房子和房前那葫芦形的池塘？池塘边那个简陋的防震棚还在不在？哦，那棚子的简陋就注定了它的短命，可在我的记忆里，它始终和白房子，和半地青萍，和你临池独立的身影在一起，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诗一样的即景。
我从小就知道你这不寻常的家乡。从我懂事起就常常听到家里的保姆和街坊四邻扯闲篇儿的时候，带着神秘和恐惧的表情，说到那些偷鸡摸狗之辈被送到茶淀去的事情，仿佛那就是古时刺配囚犯的远恶军州。
其实，茶淀，不过是唐山左近一个黄豆般大小的车站。你对我说起过这个小站寒怆的历史。它早先连一排矮矮的栅栏都没有，很久以前大概只是个无名的弹丸小村，在八百里京山线上，自然不敢与四朝古都的起点和天下第一雄关的终点同日而语；也愧于与位居中国第三大城的津门和有华人故乡之称的工业重镇唐山相提并论。但是，北京的许多年轻人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京山线上通往新港码头、大港油田和那个华北最大盐场的必经之地塘沽，或许也不知道有着古老传奇故事的军粮城，他们却知道——茶淀。
茶淀的出名，一点不错，正因为它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的所在地，确切地说，是这个劳改农场的大门。北京人习惯地称之为“茶淀农场”，其实它的本名叫“清河农场”。此地去京数百里之遥，当然和京郊的那个清河镇绝无牵连，尽管这里确实有一条不小的清水河，但农场的这个名字无疑包含了一种象征意味，无非喻水之清，可以洗净恶人满身的污浊。
清河，你能木能洗清我？我这个有夫之妇，竟抛弃了温暖木到两载的新家，去寻找一个多年以前的旧爱……，继平，你完全可以参加进那一片世俗的唾骂中去，骂这给你丢尽了脸面的媳妇！可是继平，你不要恨他，他是干干净净没有过错的。虽然他象一个美好的召唤，十年来使我灵魂不安；又象个强大的“第三者”，插足到我们风雨飘摇的夫妻关系之间，但实际上，从十年前和他分手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要是没有唐山的那场地震，你我也许一辈子无缘碰面。
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大处的团委书记办公室里坐了将近两年，严然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呢，你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我对你说过地震那天北京的情形。那天上午九点钟开始下雨，虽然比起你们，北京人感受到的恐怖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谁也无心办公，都在夸张地学说着自家屋子在震动中的声音，以及老婆（或丈夫）当时的种种狼狈。那阵子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潮，大家难得这么松快一天。
中午，据饭桌上的新闻：地震中心原来在唐山一带。这使人们的心里无论如何更多了一点宽慰——唐山？远着呢。
可紧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不胜而走，有人说唐山现已夷为平地，百万之众无一幸存；还有人说天津的劝业场也塌了，死伤无数；又有人提起北京公安局有个劳改场就在津唐之间，不知受灾如何；更多的人则开始谈起历史上的难民和瘟疫……
，而最后到来的“官方消息”却说：往唐山一带的交通、电讯早在夜里就已全部中断，连军队的电台都联系不上，以上种种传闻均系谣言，要提高革命警惕云云。
下午三点钟，通知我和另外十九位干部去局本部开会。一看我们这二十个人，哪个科的都有，一律四十岁以下，身体好，无家庭负担。女的只有三个，我最小，刚满二十岁。大家谁也不知道开什么会，但猜想八成和地震有关。
不出所料，在局里碰上局团委的一位同行，透露说清河农场受灾严重，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昨天夜里农场的一位副场长带着个干部坐一辆吉普车，千辛万苦跑出来到市局告急。局里决定马上组织力量，开赴清河救灾。
大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人，除了各业务处抽来的干部之外，还有几个公安医院的医生，带着大包小包的药。大家好奇地把目光集中在前面两个陌生人的身上，这两人一老一小，满身泥水。老的站着，用很带感情的目光环视着我们，说不清是期待还是感谢；小的坐着，面无表情，疲惫不堪。小祥，那就是你！
你的性格本来有很活泼的一面，可也许是第一次置身在这样众目腰谋的场面下，那天却处处显得呆板。你在那偏僻一隅的地方出生、长大、读书、毕业，完全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你坐在椅子上，给人的感觉非常弱小，凭第一眼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你站起身来竟以①叮t关场长高出半个肩。＿
那天的会议短促得出人意料，先是有人扼要介绍了清河农场的灾情，然后就宣布成立抗震救灾工作队，再然后就宣布立即出发，奔赴灾区。一切话都用命令的口气说出，让人没有思考更没有犹豫的余地。开始还是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犹如战争一般的沉重气氛。我心里略步直跳，对于一个从小就为“没能赶上战争年代”而抱憾的热血青年来说，这骤然而至的沉重气氛是那么新鲜，在和平年代，我想这大概就等于上前线了。而前线是什么样子，我们去了干什么，会碰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切都茫然。这又不免使人心虚。对灾情的介绍笼统得等于没说——死了很多人，塌了很多房子……到底多少？都不知道。连你，小祥，也是一样，你在地震后不久就随了那位洪场长，绕过一道道塌桥断隘，夺路北上了，你也不清楚那五十里方圆，两万余人口的农场，现在究竟成了什么局面。
散了会，直接下楼，大家拥挤着上了停在楼前的几辆卡车。天仍然下着雨，有雨衣的穿雨衣，没有的淋着。局机关有不少人挤在楼门口，默默地看我们上车。我举目四顾，竟找不到个能代向父母道一声别的熟人。
卡车穿过雨雾漆漆的城市，往天津方向开。过了天津，天渐渐黑下来，雨也停了。越往前走，看到路边坍塌的房子越多，还有扭断的公路、长而深的裂沟、高高弓起来的铁路桥、路面和田野上的大片喷沙，大地居然变得如此丑陋、破烂、恐怖、不可思议了。车上的人不断惊呼着，象是惊叹神话世界中的古代遗迹，好象一辈子活到现在，才真正发现了自然力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我们一路上没看见死人，连活人也没有，天地间和旷野上仿佛只有我们这几辆孤单单的卡车和一股沉沉的死气。
那天我和你同在一辆车里。你沉默寡言，全不理会沿途的各种奇观，也不参加我们的谈论和争辩，只是抱着膝盖，一声不响地蜡缩在车厢一隅。你仿佛和大家很隔膜，大家也不注意你。从沿途的观感中，我能想象到你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从一片废墟中侥幸逃命，是惊魂未定，还是在挂念唯一的亲人——和你相依为命的姥姥？或者仅仅是累坏了，你毕竟太年轻。
路不好走，颠簸到夜里十一点钟，到达了农场的边缘。下了一天透雨；前方的地面在夜幕中呈现着斑斑反光，显然已是一片泽国。进入农场的唯一通道是一条三十多里长的上堤，借着车灯射出的两道光柱，能看到土堤表面全是狰狞的稀泥，乘车通过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家下了车，七嘴八舌，茫然无措。局办公室时它科长日称来过这一行提议只找路从汉倩方向统过去，但究竟怎么走，他也含糊。小样，这时人们自然想到应该问问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开口说话，你本来不是个拙于辞令的人，却是人多怕生，只是一味摇头，嘴里说：“不行啊，不行啊。”
肖科长把你的辞穷当做犹豫的表现，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争辩道：“怎么不行，我走过多少次了，过几座桥，能到汉沽。”
你似乎胆壮了些，说：“现在十座桥扬了九座，就是因为有那些桥，才过不来。”
“那你们是怎么出来的，从这儿？”肖科长指着堤上被刺目的车灯映照着的烂泥。
“就从这儿，那还有错！”你的声音一下子明快了，带着孩子般的好斗和认真，可随即又软下来，又否定了自己，“可那时还没下雨，地是干的呀……”
后面的车陆续赶来，那位上了年纪的供场长挤到人前，甚至对堤上的烂泥都没有望上一眼，就振臂呼道：“都下车，空车慢慢开，大家在两边护着，别让车滑下去，快点！”
他大概有六十岁了，大脸，粗眉，地道的烈汉模样，那张坚忍的股本身就像一个复杂的故事。他的果断使人不敢怀疑他的权威，于是没人再提另辟途径的话。但是肖科长提议先休息一下，一来做个前敌动员，二来也等堤上干一干再走。说心里话，我是很希望能休息一下的，被雨淋透的衣服湿乎乎地包在身上，风吹一路，哆咦得几乎要抽筋，肚子又空，我担心要生病……
小样，只有你急不可待：“不行啊，就是等到天亮这泥也干不了。”见周围无人响应，你仿佛理亏似的，试探着又说：“供场长，要不然我先背上点药，先进去，先告诉场里……”
漆黑如墨的长堤，仿佛一直通向茫无边际的天尽头，一个人徒步闯过去，得有什么样的胆量呢？你的勇敢使我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并且引起了自己的惭愧。
“我也去！”
我举起一只手，明知所有人都会吃惊，却故意说得平静。也许在刹那间仅仅是出于一种“意识流”的盲目性，使我生出了许多关于人类生存竞争问题的重大的联想。在那个“时刻准备打”的年代，几乎人人都要估量一下自己的精神和体魄，能否适应艰苦的战争，在严寒的野外风餐露宿；在夏天的酷暑长途跋涉；或者在枪林弹雨中一往无前；甚至被捕后经受严刑拷打，脸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年我正是朝着这个标准，向往着强者的道路。继子，这恰恰是我最初见到你时最不满足的一点。你过分斯文、臃肿，说话咬文嚼字，走路四平八稳；你的彬彬有礼像是刚刚受过蹩脚的训练，穿着虽然讲究，可我却偏偏不喜欢那个养尊处优的神气。
你身上到底缺什么？是男人的野性，还是青春的热情？
可介绍人把你领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将近二十九岁的老姑娘了，这年龄连我自己都心虚是否还有资格挑剔别人。“他能对你好，就行了，可千万别再挑了。”父亲倒是非常实际，“你呀，就是让那些玫瑰色的幻想给耽误了。”
木错，按目前的“行市”，你和小样的身价确有天壤之别。小洋栩父母虽然是指态行轨颠技创建者和初期在格须寻人，但早匕去世，他实际上是靠着微薄的抚恤金长大的孤寒子弟，后来又端上了你最最看不起的饭碗——警察。而你呢，中医院里堂堂的按摩师，尽管这个行当初初听来会让人联想到理发馆里给人捏肩的剃头师傅和那些瞒珊的瞎眼老太太，可我已经懂得你当然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医生，正式的骨科医生！”你不止一次愤愤地向我强调：“我不光会按摩，还得懂解剖学、经络学，得会看X光片，看心电图，我有处方权！他们那种按摩算什么，不过是让人舒服舒服，保健性的，扒拉脑袋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外，象他们这种按摩的其实就是妓女……”非我族类，越说越难听了。
当然，在国外，医生是高尚的职业。
要是真到了国外，你一定如鱼得水了。你能玩，会享受，喜欢一切热闹，不管是有趣的还是无聊的还是肉麻的热闹。我呢，恰恰在这方面没法与你合拍。我这些年越来越喜欢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寻找寄托的天地，我的气质忧郁也崇拜忧郁，似乎只有在忧郁中，感情才能充分发泄，而在这一点上你又恰恰满足不了我。
新婚燕尔，我尽管并无玩兴，但仍然打足精神随你到杭州去度蜜月。结婚毕竟不是儿戏，哪怕仅仅是承担一种义务，我也该为我们的百年建设一个好基础。
逛“灵隐寺”，你每殿必进，慷慨地打发着那些站在门口收“买路钱”的和尚们；登“藏山阁”，你兴致勃勃地在一个个迂回迷离的山洞里钻来钻去，刻意选择各种刁钻古怪的角度留影存念；你能在“楼外楼”前的码头上排上两个小时的长队，为的是租一只脚踏游艇绕半圈西湖。哦，比起地灵人杰的西湖，那勾留了多少骚人墨客的洋洋十景；那令人神往和凭吊的人物传说，使村野的清河相形见细了。清河虽美，却绝没有那种亭台楼村、柳绿桃红的雍容气派，也从没有什么人肯对她折腰膜拜。但她也是一个母亲，统率着众多的子孙支脉，滋养着方圆几十里的土地，每一条支流都那么胸有成竹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扭力，都好比那条透澈见底的“孩儿河”，小祥只领我去过一次，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她仿佛是清河朴拙气质的一个缩影，那河水多清多凉，活泼温存而又无事无挂地流动着；一还有河边那个结满扫光的小钟·林，安静得甚至带了点仙气，象一派鸿蒙朱开的原始天地，一个出世未久的单纯的“孩儿”……我永远都记着那个闭塞的村野小景带给我的欢愉。
那天下雨，不能出户，就在临靠西湖的那个旅馆的舞厅里，你迷上了迪斯科。你至少换了十个舞伴，跳得那么认真、疯狂。我一点也不忌妒，大家天南地北、素不相识。我甚至庆幸你能不知疲倦地跳下去，好让我独自呆在阳台上，凭栏远眺，看西湖在雨雾空檬中多么辽阔、神秘。望不及尽头的茫茫平湖，辨不清轮廓的深深孤山，似乎模糊了西湖的形貌，只给人一片山和水的抽象感受，正是这种浑浑沌沌的感受，使我又悠悠地，回到了清河。
果然是大年初一，这趟火车就象是给我一个人开的，空荡荡的车厢在铁轨的交错处显得格外摇晃。也许我真的发了疯，居然跑到火车上来过春节了。
在清河，只有这趟逢站必停的慢车。早上七点半钟从永定门启程，出丰台，过天津，然后在视野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上行进两个多小时，进入河北省宁河县境内。下午一点多钟，过了又宽又在的潮白河以＆透过车窗远眺；能看见地平线上冒出一片密密一的枯槐，这就是说，火车已经踏上清河的地头了。
我的心也忽地提了起来。
小样，算起来你今年应该是二十九岁了。二十九岁，如果你那英俊的脸上再长出一层黑花花的硬胡子，准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了。你知道我此刻正在一步步走近你吗？我甚至已经站在你的家乡的门口了。
你爱你的家乡，对这片淳朴的水土一往情深，光是那地平线上透道的树林，你就不知对我夸耀过多少次。树，是这个大型劳改场取之自然的“界墙”。你曾引我登高远望，那层层叠叠望不到边的荫盖使你骄傲，为清河赚得了鱼米之乡的美誉。
然而此时此地，正笼罩在苍茫的严寒中。火车在茶淀站仅仅喘息了一分钟，就行色匆匆地开走了。一个穿绿色铁路服的老头儿应付差事地从屋里跑出来晃了晃那面肮脏的小旗，匆匆忙忙从我手里收去了这趟车唯一的一张到站票，便又缩回到那肯定十分暖和的小屋里去了。从远处传来的零星错落的鞭炮声，为这里异乎寻常的冷清做了有力的注释：今儿是春节！我突然觉得整个儿身。动都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孤独之中。我既不知道身后，北京的家里——丈夫、公婆，还有我自己的双亲，对我的出走会怎样反应，也不知道前方，前方的一切还是不是旧日的模样。但愿不会有人认出我……大年初一跑来看小样，我算他什么人？大年初一离家而去，搅得人人不安，也许这明明的，就是疯了！
农场接这趟火车的班车并未因过节而取消，来的是辆崭新的北京牌大轿车。我记得地震那年的班车还是辆烧柴油的“大鼻子”，开起来摇晃得吓人。小祥曾断言，那车比他父亲的年纪都大，八成是慈模太后时代的产物。
这也算一个信息：这儿，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公路也变得新了，宽了，已看木见地震留在它身上的斑斑伤痕；路边的树木好象也粗壮了许多，虽是枯寒时节，却还能依稀唤起当年浓绿成行的夏天的印象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条路。
那条艰难泥泞的长堤。
那天的夜黑得出奇，小祥居然有胆量要一个人背上药箱穿过那片漫长的泥泞，尽管他的这个要求立刻被洪场长断然否决，但无疑使当时每个人退缩犹豫的内心，得到一种力量和无畏的感染。
“谁也不能后退！”洪场长威严得近于专制，“现在咱们就算是进入灾区了，灾区就是战场，谁也不准停步！”他不容大家答话，便冲几个司机叫道：“把车给我发动起来！”虽然局机关的司机们那些年都养了一身大爷脾气，但受环境气氛使然，也不由自主地紧张和认真起来，只有一个年轻些的慢吞吞地刚要说什么，就被洪场长大吼一声打断：“服从命令！”声气阵势，把他吓得一愣，老老实实钻进驾驶楼去了。
这是战场，这是战争！每个人都咀嚼着这句话，对从来在平淡的都市生活圈子里打转的人来说，是那么新鲜，令人兴奋，又惊心动魄！
人多胆壮，靠两条腿一齐走进去，其实也不难，可要把装载着药品的几辆卡车也架过去，却横竖木是件简单事了，我们连推带垫，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不知多少次差点连人带车滑到堤下的沼泽里去，直到天亮，直到明晃晃的太阳高悬在头上，才走出了这条被三十里烂泥封锁的长堤。
卡车沉重地喘着气，疲惫不堪地顺着公路往农场的深处开去。大家横七竖八挤着歪在车厢里，谁也不说话，生怕说话会耗去最后一点残余的体力。
只有你，小祥，扒着车厢的槽帮紧张地向前方张望，当你终于看到第一片残毁的村落在远处灰蒙蒙的树林后面露出身来的时候，竟象孩子般地惊叫起来：
“看！五分场！”
大家挣扎着爬起来，那片残垣断壁越来越近了，已经看得见其间的人迹出没。五分场位于全场的最西线，在本来已是穷乡僻壤的清河，又是最偏僻的角落。村边的空地上，胡乱排着尸体和伤员，整个地村子几乎没剩下一间完整的屋子。人们望着几辆沾满烂泥的卡车自远而近，象见到了天外来客一样激动得发呆。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几十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任何外界（包括清河其它地方）的人员和消息来过这里，人们所经验的那种被遗弃被忘记的强烈恐慌是不难想见的。正在废墟上挖人挖东西的男女老少，全都停下手中的工具，愣愣地看着我们从车上下来，只有一个人用胆怯得发抖的声音，向走在前面的洪场长叫了一声：
“老洪…”
“同志们，不要慌！”洪场长大步往前走，亮开嗓门：“北京派工作队来啦，来救大家啦！”
这一喊，人们才想起扔下手上的东西，轰一声向我们拥过来。不少人喊着：“毛主席万岁！”但多数人只顾得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不放，象抓住了从天而降的救星似的，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把我的手握得生疼，泪流满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第一排房子还都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但正面的墙壁全部不见了，墙砖整齐规则地铺满了房前十余米远近的空地。可以想象得出这些墙砖是多么可怕地在一刹那间齐齐的飞迸出去的。有些房里的家具一件不剩地被甩了出来，只有里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年画之类还保持原样，而另一些房子里，全部摆设竟安然未动，从敞开的一面看去，活象一个个家庭陈设的逼真的蜡像模型。
在一座倒塌的房子里，还压着个女人，我们光能听见她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下连哭带喘的呻吟，人却一点看不见。因为怕悬搁的预制板掉下去砸了她，所以不能用锹和镐这类工具硬挖，只能靠手慢慢地往外掏土，一点一点试着挪动那块水泥塘子。
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坐机关的人真是出丑了，几个男同志把五分场的人换下来，轮流哈在那憋憋曲曲的地方往外掏土，干几下就汗流泱背。他们都不如小样干得好，小样并不魁梧，干起活来却如鱼得水一般，动作之协调，甚至让你觉到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时我就开始羡慕他了，凡是在体魄和精神上特别强的人，我都羡慕，尤其是在那个“战争的危险时刻存在”的年代。
预制板终于挪开了一条缝，小样跪在乱石上，把腰哈得低低的，想把上半身探进那条缝隙把人拉出来，可马上又缩回头。眼睛四顾，突然看到了我。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样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没穿衣服。”
“混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嚎，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浪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呆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样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样。”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购起，有点窜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吃，都等着水。
远远的，两个人抬着一大桶水过来了，一个是农场食堂的老职工，另一个，是小样。
参加过工作队的同志都能记得这件事，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要出衰地夸作说．你真不做一体本来比掰们还要影一从清河跑出，去，又杀回来，体力精力的消耗接近人的极限，但你居然又跑去给大家抬水。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个，大家后来一致要求你到我们这儿帮助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们越学越精了，但要说交朋友、共事儿，还是喜欢心眼儿单纯的。那年月北京的小伙子都变得玩世不恭，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还能见到你这种“五十年代型”的青年，认真、朴实，又勤谨，让人一看就爱。水塔塌了，庞然大物的塔顶离我们不远，躺在被它自己砸出的大坑里，要喝水只能临河汲取。地震后的沟渠水洼，沉渣泛起，水中浮着密密的红虫暗藻。那位老职工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嘱咐等沉淀沉淀再喝。那确是一种吓人的水。
不知道这算是午饭还是晚饭，撤了锅，洗了碗，肆虐了一天的太阳便远远西去，烧红了天边。在我们那几辆大卡车的旁边，又多了两辆“212”，市公安局的孔副局长刚刚赶到。趁天还没黑，把工作队的同志召集在场部院外的公路边上开动员会。孔副局长慷慨激昂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爬雪山过草地讲到当前的批邓，再归到抗震救灾的主题上来，上下古今，国内国外，面面俱到。大家早累坏了，刚填饱的肠胃压迫着睡眠神经，个个昏昏欲睡。我也是，坐在地上总是想着家里那个干净而舒服的床，惶然木知在这儿该如何过夜，一身的臭汗泥巴平儿，到哪儿洗……，人到此时，很难不去回味以往习惯了的舒适。我呢，同时又为自己被现代文明搞得蜕化工的体质和娇弱不堪的心魄而焦虑。
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象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拥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逢，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源檬陵眈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
好不容易散了会，却仍然不能休息。天蒙蒙黑了，按刚才会上的分工，我们分组到附近
的几个居民点去查访群众生活情况。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外加一位当地干部，顺着公路往南，查访了一个最近的居民点。这儿住户不多，房子都盖得挺讲究，户与户的间隔很宽敞。农场的那位干部告诉我们，这儿过去是农场头头们的驻地。
这个居民区有一半房子塌了，但没死人，所以人们的情绪较平定。居民们都在自家屋前的安全地带搭起了简陋的椰子，四处飘着袅袅炊烟。
就在那葫芦形的池塘前，我看见了你家的白房子。
你家还没做饭，门前显得有点冷清。你正在全神贯注地捆扎你们那寒酸的棚子——两张单人床一拼，四根竹杆一竖，一方雨布遮天，虽简单，却整齐，看去也舒服。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把你拉扯成人相依为命的姥姥，坐在床上，呼呼叨叨地数落着，担心你把那块宝贝雨布勒破。啊，那真是一幅充满人间温情的动人画面，是一首关于慈孝、关于天伦的永恒的歌。你看见我们走来，脸上突然泛起微红，停下手中的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些年我想着你，想你的勇敢和热情，和忠厚，和倔强，和粗野，但我更多地想起的，却是你的羞涩，完全属于一个男孩子的绝无脂粉气的羞涩。当你感到不好意思，感到局促的时候，眼神顾盼间会使人人都喜欢你，觉得你单纯无邪。
继平，也许正因为对小祥先入为主的感受，使我对你在头一次和我见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矜持、成熟的派头感到不舒服，就连你那外交家似的交际风度，也让人多少觉得做作和酸气。
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做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呆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子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干邑。就结婚了，已不管本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样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一不过从不着从她L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透道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样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发发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唯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洋换了钱就注姥姥关电。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他年纪轻轻，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扎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样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当然，hatwattwG．、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就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叶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呛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茶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样，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控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样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呢。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现亏的样子，抬进嘴里致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椰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
“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理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小洋，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给县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地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样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样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一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象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象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样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德热加调域等约尔机当官科徒告诉我；小祥将而我编在二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样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荫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唯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晤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木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路；至少作应全做做记利院：’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木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晤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份，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
因为地震，监区里处处显得破烂不堪，活象战时的一个难民营。犯人们挤在用各式各样材料拼凑成的防震棚里，显得无所事事。看守对犯人的态度，照我过去的想象也颇有不同，虽然常能看到厉声叱责的情形，但总的感觉，不那么严肃、凶恶，说话心平气和居多。犯人中虽也有恶形于色的，老是斜眼看我们（特别我还是个女的），但多数人表情呆板、平静、恭顺，看上去完全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只是他们身上清一色的黑衣服和统统剃光的脑袋，给人一种略带恐怖的压抑感。
小祥毕竟是老场长的公子，和分场里的干部都很熟，碰上年纪大的就叔叔大爷阿姨婶子
的叫一通，碰上年轻些的，便“嘿”的一声，亲热半天，甚至有不少犯人也认识他，见面直打招呼。他完全没有了总支会上的那种局促。然而对年轻姑娘却从不饶舌。在八分场人的观念中，他以总场干部兼教导同志子女的身份，属于斯率的和见过世面的一类，再加上人物颇不丑，看来不大瞧得起分场里那些土气的姑娘们，连他中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多少有些自惭形秽的谦卑。
清河农场的干部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的随处可见，使你竟会情不自禁地以为置身在一个血亲氏族社会的部落中。农场拥有一个子弟中学和十个子弟小学，学生毕了业无处就业，大部分要靠农场自己来消化，久而久之，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大批“子弟兵”。“子弟”们到了成熟年华，于左右寻偶，内部联姻极普遍，再加上此地有认干亲的习惯，所以搞得人人沾亲带故，处处裙带伦常。如果上级要来了解哪一个人的情况，那就非得先搞清提供情况人的情况，说不定谁和谁就有拐弯抹角的瓜葛。连他们自己都开玩笑说：在清河开大会都用不着喊同志们了，只须喊一声父老兄弟姐妹子侄叔婶舅舅们，就全有了。
当然见事都有例外v。，八分场三中队有个张工原．和祥眼熟，论年序小样该叫他叔叔，可他不让，说既然小样已经参加了工作，彼此就是同志了，不必拘泥长幼尊卑。听小祥说，张玉海在小祥父亲当政时曾是全国劳改战线的标兵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臭了，从教导员降到副中队长，可工作照样兢兢业业。白天带队下地出工，别的队长找块荫凉一坐，喝茶看小说，连自行车都叫犯人擦，他呢，守着当标兵那会儿的老规矩，带头领着犯人在地里流汗。晚上回来，又忙着找犯人谈话、研究生产和管教计划，夜里还得查铺。地震后监区的围墙塌了好几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得参加值岗加哨…，劳改单位就是这样儿，工作强度的伸缩性特别大，想干，能累死你，不想干，那可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特别是那年头，一切都靠自觉。
说到管教干部轮流值岗，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笼罩在全场的那个恐怖气氛。各分场的犯人之间完全是互相隔绝的，不知怎么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在各处犯人中同时流传，说唐山的地震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沉式地震的前兆，联想到远古时因大地断层陷落而出世的五百里滇池，似乎唐山一带，不日也会沧海桑田，变成汪洋一片。犯人大都文化不高，孤陋寡闻，以致无知生恐惧，无不谈虎色变。更兼少数反改造尖子有意兴风作浪，唯恐不乱，使得零星犯人越狱事件时有发生。犯人们的心思：跑不出去就得淹在这儿了。
监区围墙多处塌毁，就算有干部轮流值岗，分兵把口，也难顾全万户＿。位岚本来是学卫部血的墓．申请增加警卫兵力给报〔它早就打上去了，却一直在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之间踢皮球。清河农场的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而行政隶属却在北京市辖下，该谁派兵，两家推倭不决。就苦了那些管教干部，搞得终日疲惫不堪，逃狱现象仍然有增无减，甚至犯人的情绪，是否会升级为暴动鼓噪，谁也没把握。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波种被动依定的民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就常常吃冷馒头。他爱人盛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放假那天，小样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样身上，肖科长问：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
我看着那张讳莫如深的脸，揣摩不出他的含意，谨慎答道：“有时候在一块儿随便扯扯，他兴趣很广。”
“嗅，”肖科长沉吟片刻，又问：“他是共青团员吧？”
“中学时是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总场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
“那他可是你的兵啊，你这个当团委书记的，要站得高些，多在政治上关心他、帮助他。啊，这年轻人还是有前途的。”
真不知道肖科长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现在站得低了吗？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团员了吗？小样抽烟，我不是劝导过他吗；他开会坐不住，我也批评过他，这些你知道吗！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肖科长已经意识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问题，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言外之意竟然是：男女有别！
到了场部，肖科长汇报去了，工作队的人大都下了分巍我一找不到什么熟人，随便盘桓
了一会儿．看时间还早．就顺着小河．往小祥家这边溜达过来。
小祥的姥姥和我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象对待贵宾似的那么热情、郑重，烧了认真滤过的河水给我冲茶，又专门打湿了一条像是还没用过的毛巾让我擦脸，这在当时灾区的环境里，已经足够表现出老人的盛情和讲究了。
“小祥不在？”我的眼睛四下扫了一圈，然后看了看那座漂亮的白房子。虽然场里已经根据北京市关于恢复城区（清河人自认为属于宣武区）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通知，要求领导、党员带头搬屋里去岛并且做了一系列科学指挥部思想动员工地位人们毕竟对地震的血腥记忆犹新，没几个胆大的敢进屋，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小余震，连少数搬回去的头头儿也都顺势又搬了出来。当地人讲话：“一朝遭地震，十年怕进屋，”十年是虚，但直到第二年夏天还战战兢兢不敢进屋的，据说相当不少。
小祥不在，原来他并没有回家。“不是跟你们到八分场去了吗？”老太太反而问我。
“今天我们放假……”
“哟，那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半晌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孩子，都没良心。”
“别是到哪儿偷着抽烟去了吧？”她又露出一脸放心不下的神色，猜测得却那么荒唐。
据说小祥姥姥在邻居中的人缘儿并不算好，B私、跋民襄咕叨，长相又干瘪，像童话中的老巫婆。谁也奇怪只隔了一代，竟能“遗传”出小祥这么个俊秀的外孙来。她对外孙的严厉近于专制，常使旁观者为之不平。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老太太独自拉扯小样快十年了，一粥一粟，就是自己天天喝稀饭，也没让孩子缺过一顿干的，算得上含辛茹苦，恩重如山了。
小祥不在，老太太执意不让我走，拉着东扯西攀，开始漫无主题，后来话茬儿便有些集中了。
“小祥这孩子，傻！我说他最傻！跟他爹一个德行。你瞧人家的孩子，谁都比他活泛。”
“他在我们那儿表现可好呢。”我说：“现在像他这样肯吃苦的年轻人真不多。”
“你可别夸他。”
“真的，也挺懂事。”
“你可别夸他。”
“他老念叨您，可孝顺呢。”
“你看不是，人家都说他孝顺，我就不说，他孝顺谁了？孝顺我了？我省吃俭用，啊，折腾来那么个家什，啊，一转手，让他给人啦，孝顺谁了？不成心气我就成！”
我知道她还在心疼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让小祥送给刘成德的爸爸当棺材了。
“过后我得叫刘成德赔我，小祥还等着结婚呢。”
‘个祥这是做好事，学雷锋，您也光荣啊。”我只好一味说大道理，否则跟老太太搅不清。
“我不待见那份光荣，人家姑娘家现在都要这个（指立柜），没这个，哪有媒人踢门坎啊。”
“小样还怕找木着，又能干，心眼儿又好，长得又精神，将来身后得跟一大群，您就挑吧。”看看我，说：“要是能找上你这样的城里姑娘就好了，又懂礼，又体面，又白净。小祥可佩服你呢，一回家就说你，说就你一个人，敢跟他一块儿过西大堤，把那么多爷们儿都压了。咳，小样可没那福分哟。你今年多大啦？”
没提防老太太居然说到这儿来了，我脸上一烧，胡乱应了～＃合开播增《“您身体还规W”
老太太病殃殃地摇摇头，“脚疼，就这儿，老憋闷的慌，咳，要不是惦着他这事儿，我早早死了。”沉默了一会儿，不知又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地又绕得没边儿了：“将来也让小祥上北京找事由去。”
我不知道该表示什么，坐了一会儿，估计着肖科长该找我了，便起身告辞。老太太非留我吃饭不可，我当然不能留。
和肖科长回到八分场，吃过晚饭，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通往总场的大路早已被又浓又深的黑暗吞没，却仍旧不见小祥回来。我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了什么事，肖科长也觉得不对，跑来问我：
“这小伙子看来今天不回来了，他事先和你说了没有？”
“他倒说过……他姥姥身体不好，可能是他姥姥病了吧。”我胡乱编排，却搞不清干吗要替他遮掩。
“晤——”肖科长沉吟一下，说：“要是他家庭负担重，应该叫他们场里换一个人来，咱本来人手少，不能再要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我没说话，心里不禁有点气愤，小祥的姥姥虽然有病，可他这些天忙上忙下，从来没耽误过事，活儿干得比谁都多。你说人手少，可咱们都干什么了？他今天不过超了点假，你就不能容忍，对人也不能这么印尼．
那天我很久没有睡着，听着草丛里的蛐蛐声、水塘里的蛙声，忽而想到小祥姥姥老态龙钟、吩游叨叨的样子，又想到我自己的父母，那保养得很有风度的体态，我们的长辈是多么不同，有如天壤。我想象如小祥这样的青年，居然守着一个如此古板。厉害，又丑陋的老太婆过了这么多年，那该是既奇特又枯燥，既充满温情又难以忍受的漫长岁月吧！也像这个充满矛盾的夜晚，既安静又喧闹，又这么平凡。
他没回来也没回家、一到底哪儿立了？．
小祥是半夜回来的，轻轻放倒自行车，衣服也没脱就睡在床上。早上我起来了，肖科长
也起来了，他还睡得人事不省，脸上很脏，显得有点憔怀，睡相中带着稚气未脱的疲乏。
肖科长没有叫醒他，但看得出不大高兴，开饭时叫我替他打一份早饭，我没打，也不知为什么突然有点气恼，特别是小祥竟毫无顾忌地睡到快上班才起来，更使我几乎生出一种被辜负了的委屈感。大概他根本不会想到别人正在为他操着心，编了谎。他真是个粗枝大叶的孩子！
吃过早饭，肖科长找分场秦教导员谈话去了。小祥蹲在他的椰子外面洗完脸，泼了水，直起身，发现我脸色异样地站在他面前，便眨了一下眼睛，不作声。
“你昨天上哪去了？”
“我？回家去了……”语气含糊。
“回家去了？”我冷笑着把眼睛一眯。
他愣了片刻，笑了，“嘻——骗你呢。”
我板着脸，“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别告诉肖科长啊，”他压低声音：“我到唐山去了。”
“唐山？”我当真吓了一跳，“你怎么去的？”
“骑车呀，路可不好走呢，净绕冤枉道儿了，来回小三百里呢。嘿，你知道吗，唐山那才叫真正的地震，五斗柜都甩到电线杆子上去了……”
“我，我和张队长说了。”
“哪个张队长卢’
“张玉海，三队的。”
“他管得着吗，你现在是工作队的人，上哪儿去应该跟我和肖科长说一声嘛。一个人跑那么远，唐山又那么乱出了事怎么办？你跟你姥姥说过没有？”
“没有，”他嘟叹一句。
“你也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懂得老人的心？”我的口气严然是个长辈了，这也许有点过分，可他居然一声不吭跑到唐山去了，也实在是太胆大太随便了。
“到唐山到底子什么去了？”
“看人去了。”他低着头，有点不高兴，情绪抵触。
肖科长回来了，我们都闭了嘴。接着就是开会，然后散会。当着肖科长的面，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
地震，这个沧桑交替的自然现象，把地层深处的水和沙翻上了光天化日，同时翻上来的还有人——人的灵魂。
根据孔局长指示，我们开始在八分场彻查地震后发生的“坏人坏事”，深挖细查了三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坏典型。这人叫马盛利，三十多岁，是分场卫生站的“医生”，当然不是继子那种正规的医生，仅仅卫生员而已，不过八分场的人却全部口口声声呼之为“马大夫”，堂而皇之。，
马盛利的长相却不够堂皇，个儿矮、瘦小，脸上长疙瘩，虽然一副深边眼镜为他平添了几分斯文气，可那种从来有理、唯我高明的自负嘴脸，却又味道难拿，让人不怎么顺眼。
情况基本核安局劝我小街E脸分场政工股船断民三个人找他正面谈了一次话。
马盛利被政工股长领来时，步态矜持，进门后点头同我打了个招呼，一本正经，不卑不亢，对小样则连理都没理。
“马盛利同志。”我开门见山，“据群众反映，地震发生后，二队的老吴同志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下身，食堂的邢管理员一个人搬不动，正巧你从那儿路过，老邢叫你帮忙一块把老吴同志救出来，你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马盛利慢悠悠地反问：“请问这是谁反映的，唆？”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马盛利同志，我是代表工作队找你谈话的，群众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你应当正面回答。”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口气之果断，态度之委屈，之愤慨，足以令一切发问的人都心虚几秒钟，可是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既有邢管理员的证明，又有老吴的家属根据老吴死前的话所做的揭发，似乎是铁证如山的。于是我问：
“你是说，不是那回事，还是说，没有那回事？”
他略略反应了一下，说：“不是那回事。”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讲开了：“毛主席说过，一切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在研究一切问题时，都不割裂特定的历史环境。嗅，光那么一说，我路过那儿，老邢叫我救吴队长，我说不救！能那么简单吗？我路过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
“马大夫，你看，这不是向你了解情况吗，没有别的意思。”政工股长连忙拿出一副安抚的口气。
“这叫了解情况吗？一上来就质问我。好像和犯人说话似的……
”马盛利反倒来劲儿了。
“那么你路过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耐着性子。
“我找我的裤子去了！那天晚上我把裤子洗了，晚在球场那儿了，我的宿舍塌了，我光穿着条裤子跑出来的。”
天下真有这么一种人，就是再没理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受了一委屈。马盛利滔滔不绝，一副正义在握，真理在胸的样子，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候的特定环境你们根本不知道，房子塌了，到处是死人，伤人，谁管谁呀，根本不像你们在北京想的那样，死个人，多大事儿似的，我们这儿死人多啦。”
一直没吭声的小祥忍不住了，厉声打断他：“你知道不知道吴队长是怎么死的？”
马盛利斜了小祥一眼，不客气地说：“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他是出血过多，下肢伤口感染，引起高烧，造成心力衰竭，导致
今盛利侃侃而现做着纯粹内行路阐述。陈小作跳起粉红着脸骂道：“你还算人吗！吴队长就不值你一条破裤子？你还是医生呢，你连人都不配当！”
马盛利开始吓了一跳，继而镇定下来，皱起眉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的口气，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像打架似的行不行，这可是工作队找我谈话，告诉你，嘴巴干净点。”
“我就说了，你不是人！”小祥把袖子都把起来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们吵起来，便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马盛利，你可以走了。”这几乎是用了对待犯人的口吻，马盛利愣了半天，却没能发作，沉着脸走了。
八分场的政工股长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僵局，惶然不知该如何善后了。见我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不好说什么，便转而埋怨小样。
“你也太没经验了，谈话哪儿有这么谈的，这件事，就是再大的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出口伤人呢。”
“人民内部？”小样梗着脖子骂了一句难以形诸文字的脏话，然后说：“我根本不把他当人看。”
小祥，说实话，我原来光是以为你生性老实、勤快，又特别拘束，没想到你也会这样骨梗激烈，说出话来也这么噎人。哦，我想起来了！你曾毫无惧色地要独自闯入那漆黑泥泞的三十里长堤；你敢于一个人骑自行车往返几百里到唐山去，所有这些，连同你那么熟练地骂出来的脏话，又提醒我注意到你和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青年存在多么大的差别，你毕竟有着非常粗野非常强悍的一面。
离开政工股的防震棚，小祥气鼓鼓地不愿说话，我主动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妈的，清河水就喂了这群软骨头，一个大师傅，一个医生，没人敢得罪。”他答非所问，而且矛头所指，似乎也转移到政工股长的身上了。
我们走到路边路树下’，沿着大路都是这种推绿俄绿树根对．杨。太阳晃得人眯着眼，可一到树荫下就立刻觉得凉爽起来。头顶上的知了哇哇的聒噪，自近而远，顺着大路响去，给人带来一种橡源脆航的振奋。
“喂，你说怎么办？”我微笑一下，又问，像老师考学生。
“u悄科长见识见识他吧。”他嘟囔一句。
“肖科长到总场开会去了，明天也回不来。”
“那你说吧，你是工作队的。”
“你现在也是啊。”
””Wrf73bL。，
他不知跟谁赌气。
沉默片刻，我说：“嘿，跟我去总场告他，敢不敢？”
“告谁？”
“你敢不敢？”他瞪起眼睛。
我笑了一下：“我是工作队的，有什么不敢，怕他以后不给我开病假？”
他也笑了，“走！”
说走就走。我们当天就回到总场，三十多里地，他骑车带着我，车蹬得飞快，我从来没坐过这么疯的“二等车”，可又不愿露出害怕来，横着心准备挨摔。我那时在他眼里是个有经验的老同志，老大姐，我要尽力保持这个形象。
总场正在开头头们的会议。
那几天，犯人中流传的那个谣言越来越稀奇古怪，情绪不稳已开始表面化。我们和马盛利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五分场几个犯人居然把一个队长打了，气焰嚣张。总场召集的紧急会议从第二天晌午一直开到傍晚。我们在开会的防震棚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洪场长从里边出来，我们把马盛利的情况先向他汇报了一遍，他的反应居然比我们想像的激烈得多。
“这简直是犯罪！见死不救，国法难容！”他怒气冲冲，当即领我们去找孔局长。孔局长开了将近一天的会，形容疲倦，无精江采地所帮们说完，开始并不太重视。，后来听到洪场长吉说起马盛利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不知是觉得事情严重还是听了新鲜，总算动了点兴趣。
“怎么叫‘间接故意杀人罪’？”
“犯罪人明知如不采取行动将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而拒不采取行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就构成了一种‘不作为’的犯罪，马盛利还不够吗！”
孔局长是军管干部，搞公安是半路出家，对法律几乎一窍不通，但听听也有道理，于是说：“晤，我看处理他一家伙也不是不可以。”
晚饭我们就在工作队的灶上吃了。吃过饭，我和小祥在河边洗碗，一边商量着是赶回八分场去还是在这儿住一夜，看见肖科长在不远处洗衣服，便过去把这事向他说了一遍。他说这事不能光这么口头说说，要想把马盛利处理了，就得写个正式的报告，交给孔局长批。因为知道了孔局长已经有了那么个态度，所以肖科长同意报告就用驻几分场工作组的名义写。
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写报告。那时工作队的大多数同志都下分场去了，棚子大部分空着，有的干脆把床板拆了当成放置救灾物资的仓库，堆满了铁锅铁勺塑料布之类的东西。整个驻地显得冷冷清清。我们在工作队那个女同志的棚子里，随便挑了个干净些的空床，我写，他抄，天黑前便完工了。我看着那几页抄得工工整整的报告，突然觉得被吸引了，哦，这是多么洒脱、流利。有才气的字啊，完全不像一个穷乡僻壤出身的青年所能写出来的字。
“这还不错？”他马上红了脸，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可我知道每逢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很兴奋的，连眼神都会变得温柔起来。
我又说：“你姥姥说，将来要让你上北京工作去。”
他慢慢收起脸上的兴奋和腼腆，摇一下头，“听她瞎说呢。”
“你不想去？”
“我哪儿去得了。”
“要是去得了呢，你去不去？”
“不去。我对这儿熟了，这儿的好坏我都知道，可北京是什么样儿，上北京我大概连马路也不会过呢……”他笑起来，突然用一种朗诵式的声音念道：“啊，我爱你宽阔笔直的马路，爱你高耸入云的楼房，爱你富丽堂皇的剧院，爱你五光十色的商场，啊；繁华美丽价城市……”
“唉，那儿倒是好，可惜不属于我。”
小祥，你是个爱幻想的人，喜欢追求一种无缺陷的美，你又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保持着中国人信天命而尽人事的古老本色。你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的生存空间，“花在树则生，离校则死；鸟在林则乐，离群则悲”，皆同此理。可我又不全赞成你的克己精神，一个青年，如果完全没有想入非非的、甚至不妨有点狂妄的向往，是不是太古板了呢？青春必与无穷尽的向往同在，所以青春才是玫瑰色的。
但是和继平相比，我又觉得还是你对，你并非没有向往，只是你的向往更偏重于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和感奋，至于其它方面，连古人都说：“知足不辱”。
“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继平如是。你出身于名医之门，和新中国同时诞生，从小到大，除了在“文革”中受了几年观和“触及灵路’均未“触及皮肉i’的惊吓外，几乎没，有吃过一天苦。你至今都不知道中国的农村究竟穷成什么样，这在饱经忧患的“同龄人”中是相当少见的。可你仍然总是一副受了委屈的脸色，好象天下数你最倒霉似的。
你每每提到你那几个在体工队或者京剧团里当按摩师的学生，出国到了日本后，如何凭了那点粗知潦草的本事，摇身而成了名噪异国的“推拿专家”，口气中的嫉妒多于不平。假使仅仅不平，倒还害了，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要是非得受到外国人的赏识，国人才肯跟着认数的话，终究不是个叫人痛快的事情，但若为此生妒，也就实在不值得了。
有一次你兴奋地对我说，有个英国商人对中医发生了兴趣，想邀请你去英国合开诊所。为这事你几乎一夜未眠，当真地计划起诊室该主治什么病种、设些什么科目、如何做宣传广告之类的来了一v“关键是办！利润分成问题。英．my讲究外．tjgt色，不象日本鬼子那么爱占便宜。”你对英国人的好感在那一天中翻了好几番。计划完了，你又郑重其事地说，要带我一起出去。
去英国？啊，研究一下莎士比亚对美国早期文学的影响，倒是个不坏的题目。
见鬼去吧！
“我才不信呢，你就真的不想出国？”你总是想当然地笑笑，你并没把虚伪看得多么丑恶。可我憎恨虚伪，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想出国。
就是那年，学院政治部找我谈了话，也填了表，也做了体格检查，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似乎都办齐了，连那位刚刚调到我们研究所才三天的“罗营长”也一本正经地祝贺过我了。可最后上飞机的不是我，却是他。据说他父亲是个将军，虽已离休，但在战争年代和学院的党委书记有过患难之谊。他调到我们这儿以前是部队上的营级干部，再以前当过几年“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他“罗营长”，绝不是恭维，当然也不全是讽刺，或者仅仅是自嘲吧，“咱们这儿都快成连队了。”“他到美国可别露怯，别把福克纳当成哪一届美国总统……”背地里都拿他取笑，那些最乐意当我面说的，或许还是为了给我出气。
不知是为了安慰还是为了补偿，两年后学院党委在讨论我们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有人提了我的名。据学院人事部一个打字员的透露，提我为副所长的报告已经报到院党委去了。不久，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也非正式地向我“吹了风”，可最后结果呢？如同两年前出国那件事的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里新班子一公布，高榜提名的，恰恰是那位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来不及喘口气的“罗营长”。
提拔的根据是相当理直气壮的：留美学生，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提？
可究竟学到了什么？不甚了了，回来后召集全所做了次“学术报告”，言不及义，讲的都是在外国如何利用课余去餐馆洗盘子节省国家的学费；和美国人如何团结、如何斗争、又如何皆大欢喜的“花絮”之类。他的一副相声演员的腔调引得那些年轻的资料员和年老的科室干部们捧腹大笑。搞研究的人谁肯浪费这份功夫，一个个夹着书本溜了出去。
他就这样搬进了副所长的办公室，甚至没有经过任何“个人奋斗”。多少人为我不平，但当着同事们的面，我不露声色，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回了家，才大哭一场，不是委屈，是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这倒好，等七月份工资一改革，你起码比他少拿三十块。”
“继平，你一张嘴，就把主题扯歪了。”我几乎冲你喊起来：“你知不知道铜臭是什么味！”
你撇撇嘴：“狐狸够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我后悔跟你扯这些事。
继平讪讪地走了。等我也渐渐平静下来，父亲才慢吞吞地开口问。
“一个副所长的交椅，有那么大魅力？”
“不。”我摇摇头，其实我并不愿意干，我只是心里窝气，这些人还讲不讲原则，讲不讲道理呢？
“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也这么哭一场？”
一针见血，我默然。
“你有义愤，但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你首先觉得自己被侵犯了、被剥夺了，才会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你也想当官，也想出国，至少心里有这种潜在的欲望和需要。你要真能超脱，就不会这样了。
对的。
我毕竟是个俗人。
我是什么时候变成俗人的？
“孩子，难怪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大看得起你们了。青年人本来应当满腔热血，勇于牺牲；视千金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应该赤诚、忘我，以天下为己任！不不，这绝不是什么抽象的老生常谈，这些东西本来就代表了人的青春。我并不是从概念上说的，而是从感情上说的。我有时候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书引想起身边死去的那些信奉到他主义的伙做一想起我们那种自找苦吃的、牛蛇式的、悲剧式的、浪漫主义加禁欲主义的热情，还会激动不已，并且感百u充实和安慰。将来等你老了，也要回首当年，如果你的青春是壮丽的，那么你会觉得一辈子的灵魂都是干净的！”
我真的忍不住奔涌的泪水了，我想起了我的二十岁，想起了小祥，我也有过短暂的，却是真正的青春！
就在场部留宿的那天夜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我，也把我们这一群人，猛然推上了生与死的关口！
地震把全场的总播线摊破坏殆尽。工人来以后。只是在首场和机械厂之间现拉了一根线，接上两部直呼电话，以沟通南边四个分场和总场的应急联系。那天电话打来时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值班员叫起睡眼惺松的孔局长，孔局长接过话筒，先是漫不经心地哈哈两声，嗓门陡然提高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大声点！”
他的喊叫把大家都吵醒了，有人似乎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探头探脑地钻出帐篷，面面相觑。孔局长放下电话，脸色紧张地冲大家说了句：“都起床！”便跑进自己的帐篷里穿衣服去了。大家飞快起了床，全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值班员，值班员这才慌慌张张地说道：
“八分场，八分场的犯人暴动了！”
我当真吓了一跳，“什么，你是说八分场？”
他几乎来不及回答，几秒钟之内就有一大堆问题争先恐后地包围了他，“多少人暴动？”“怎么引起的？”没去过八分场的人老是弄不清八分场到底在什么方向，离总场有多远……当然，更多的人最关心的还是——现在局面如何。
“不知道，不知道，”值班员招架不住了，“是八分场派人跑到机械厂打来的电话，现在闹成什么样子，他也说不清楚。”
我知谢＼分场离机械场有十几里出，算算时周。心里不禁养点发凉。到现在为止，暴动显然已经发生将近一个小时了。几百个年轻力壮的亡命徒一哄而起，谁都明白那将是多么可怕和难以收拾的局面，说不定暴徒已经控制了监区，甚至占领了整个儿分场。他们手里的劳动工具，锹、镐、扁担，都是足以杀人见血的凶器。自然还有更坏的可能——他们已经血洗了八分场冲出来了，正向各处露宿的老弱妇孺杀去……
不用说，这时候人人都在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警卫部队来源的纠纷还在京直两地的军事机关里扯皮，这会儿你就是骂出滚来也不赶趟王
洪场长来了，和孔局长急急商量着对策，声音虽低，但谁都能听得见。
“关键是我没有武器，人又不整齐。”孔局长一脸焦灼，“我看应该迅速召集总场党委紧急会议……”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洪场长打断了：“不行，得马上行动，什么会都来不及开了。”洪场长的词色几乎是无可商量的，“叫那帮人冲出来不得了，各分场的老人孩子都睡在外面，这些人敢闹就是不想活了，要是冲出农场往天津北京方向去就更麻烦了。”
孔局长机械地不停点头，却说：“不过冲出去倒好，与其逼成困兽之斗，不如网开一面，叫部队在沿途消灭他们，打运动战是我们的传统嘛。”
洪场长仍然唱反调，“不行，按责任这个压力应该是我们担的；比他们冲出去我们就是失职了。得马上派人通知各为占免把’所有路口部封锁起来，应该把他们堵在清河！干部家属都得动员起来，他们到哪儿就在哪儿跟他们干！我已经叫人通知场部的干部都到这儿集合了，八分场的同志说不定还顶在那儿拼呢，得赶快增援他们。”
孔局长似乎没有固定的主意，只是一劲儿点头：“对对，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我们要号召大家发扬这个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要动员每个党员、团员，每个革命干部、职工，用行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抗震救灾，保卫批邓……”
“对对，”洪场长抓住他换气的片刻插进话来，“当前首先要把司机动员起来，这儿有几辆车？”他转身问左右，“四辆？好，马上发动起来，大家上车！”
大家呼隆呼隆地朝汽车那边走，及时中断了孔局长的长篇大论。
正好那天从北京来了一辆准备接运伤员的大轿子车，便成了这一军事行动的临时指挥部。小样急匆匆地赶来了，在开车的一刹那跳上车来。他气喘吁吁，却没有忘记从堆在路边的救灾物资中绰来两把漆黑的大铁勺，大家这才想起赤手空拳，真应该拿点什么家伙才好。
最狼狈的是肖科长，他因为那天傍晚把衬衣背心全都一水洗了，所以只好赤膊上阵，挺着雪白虚胖的肚子，很是尴尬。他一上车就悄悄问小洋：“体里边穿背心了吗？”
“没有啊。”小祥摇了一下头，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当即把自己的衬衫脱下来了。
“那，你怎么办？”肖科长接过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事，我们这儿夜里特凉，您不习惯准冻着。”
肖科长这才感激地点点头，穿上衣服，苦笑着说：“哎呀，我今天不该把它们都洗了。”
我们这辆轿子车一马当先，从总场及沿途各分场开出的其它卡车和拖拉机遥遥随后，一路灯火成龙，浩荡东来。出发前的短短瞬间；全军航实际标9似乎已从孔恳长转移到议农村已穿上，后．者的果断和强硬，有效地驾驭了整个儿局面。开车以后，孔局长有些自卑地一声不响，洪场长则趁这个机会做了个简短的动员，他的声音沉重。庄严，带着不容无视的权威。
“大家都是公安干部，我不多废话，呆会儿就得真刀真枪地干了。农场的同志情况熟，要组织个敢死队，冲在前面。孔局长是总指挥，我是敢死队长！今天，咱们都得清楚，在这个农场里，在那些亡命徒面前，咱们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的安全，天津和唐山的安全，咱们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安全，就靠大家了；咱们今天就得把一腔子血都洒在这儿！公安人员不要孬种，清河的父老兄弟姐妹也不要孬种！现在我来组织敢死队，有不怕死的没有？”
””有！””小群头一个年起胳膊。
“还有我！”
连同我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胳膊，当然，有真正热血沸腾舵；一也有犹豫鹏战给；．举了手，却生倒u到A己u
“不能都去嘛。”孔局长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的指挥部也要留些人嘛。”
洪场长高声点卯，叫着那些个他熟悉的人名字，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女同志一律留在车上！”
可这时，我的整个儿身心已被沸腾的鲜血烧热，我急切地叫道：“我不怕死！”那一刻我真的不怕死！
“我知道你不怕死。”洪场长顾不上再理我，只回了这么一句便又忙于挑选他的勇士们去了。
我挤上来，在杂乱的人声中拼命抬高自己的声音：“洪场长，洪场长，洪场长……”而他只顾向别人布置任务、安排兵力，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大家别吵，都住口！”他使劲挥着手，“听着，我们就按刚才编好的组行动，四个人一组，不打死不散。天黑看不清，咱们的”口令是：——”
我抓住地换气的机龛．繁忙景简其“洪场长。…··”
“大家注意，等后面的车上来，也是按四个人一组分。到了那儿，要是犯人们已经冲出去分散逃跑了，就以组为单位搜索，组与组之间要拉紧距离，互相得呼应得上。”
我又插进去：“洪场长，我也要参加到他们组里去！”
“要是八分场的同志正在和犯人干呢，咱们就一齐冲进去，但是打起来四个人一组还是尽量不散，在任何一个小的局部都要形成优势，才能减少伤亡。”
“洪场长……”
“嘿，你就算我们组的。”小祥拉了我一把，小声说了句，接着把全车仅有的武器——两只大铁勺，慷慨地分了一只给我，“拿着！”
这句话洪场长却听得那么清楚，劈手夺过那把铁勺，“瞠”地一声在小祥赤裸的肩膀上敲了一记，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他，厉声吼道：“这儿是我指挥！”
在车内黄暗的灯光中，我看不清小祥的表情，他准是被洪场长的盛怒吓坏了，一声不敢吭。我呢，被委屈和气愤煎迫着，全身发抖。
车厢一下子静下来，大家都看见了那堵着人的路口，那些人手执长短不齐的锹镐棍棒，面对着我们步步逼来。天地间那一刻忽地失去任何声响，每个人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八分场完了！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嗅到了血的腥味儿，随之而生的，却是一种身临绝境的英雄感。啊，这不正是我梦求已久的幻想吗？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无数次想象过能有一无英吉地去办。
我意识到了死，同时又想到我的父母、老师、同学、我的家，脑海里是一片温柔多彩的重叠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世界和未来原来是这么美好诱人，胸中不由充满了纯洁而伟大的对于生的渴望。然而我已决心去死，我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么真诚，那是对温暖人生的壮别！那种强烈而又深沉的激动，使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就在这时，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句：“给你！”
是小祥光裸的胳膊，递过来的，是他手上最后一把铁勺。
如果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恐惧、苦闷、忿恨和失望的年代，那么同时，又确是一个闪灼着幻想、激动、悲壮和狂热的年代。
可那个年代毕竟太愚昧了，以至于连许多本来是神圣的东西也被弄得荒唐、滑稽起来，令人不堪回首。而今俱往矣，谁还再有心总去翻找那些被玷污得失去了本色的情怀呢？今天的人有今天的课题，和过去早已远隔了一个时代。今天十九、二十的少男少女们，未经“红尘”而勘破“红尘”，那么早熟地沉涵和追逐在物质生活的升沉中，似乎完全毋须再到精神世界里去寻找寄托、安慰、感叹和振奋了。大家更多地关心着工资、升级、房子和出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甚至小到沙发的样式、红烧鱼的作法这类事情，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兴趣。即便仅仅是从我自己的本行——文学研究的角度，我也不敢说这是否表现了某种“时代心理”。我只能说，在一己的感觉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常常被对生活地位的追求所代替，似乎确是一种令人迷惆的社会氛围。
还有勾心斗角！
罗营长挤了谁的位置，心照不宣。他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却又急不自然，仿佛藏了多少戒备。
“哟，下班啦？”
在楼梯上碰见，总是他先打招呼，然后淡淡地侧身而过。
他每天总是最先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去年评上全院的劳动模范，这是材料里最过硬的一条事迹。新官上任三把火，偏偏就是这条，使我心生反感，理智上也知道不该这么做。
“嘿，你知道吗，罗副所长和小唐住一个大院。”
“哪个小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想起“罗营长”是住在他爸爸那个部队大院里的，高高的墙，森严的岗，放个车绝不怕让人砸了玻璃。司机又和他是邻居，上下班同来同往，利益均沾，岂不两得其便？啊，怪不得他每天趁大家没来就来，等大家走了才走，原来有这么一段猫儿溺！
对了，我又想起有个星期天去看一个“内部片”，一进电影资料馆的大门，就看见研究所的那辆小“丰田”正端端地停在院里，第二天中午就听见他在饭桌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