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爱，我的结局，我的代价！他死也不给我一句话，这就是他和我的了断！
海岩：月月，
吕月月，你不要这样，不要哭了。
吕月月：他他他让我一生都无地自容！
第二十五次谈话
吕月月：这个意大利小提琴的故事，到此为止，就算结束了。
海岩：结束了？
吕月月：物归原主，人各生死，就这样闹了一场，结束了。
海岩：可你呢，你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角，你后来怎么样了呢？
吕月月：我不是还这样苟活在世。
海岩：所以这故事就没有完。生命的终止对死者来讲，是故事的结束；可对于活着的人，常常仅是一个情节的转折。
吕月月：潘小伟死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也死了，至少原来的那个
吕月月已经死了。我曾经发誓沉默。昨天下班以后我还想来着，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像死一样活着，为什么当一切都遥远了平静了成为历史了，我又要把往事从头细说？
海岩：正因为它已成为往事，那种切肤之痛才会平息，你才可以去正视它，展开来端详它。我知道这个故事，特别是它的结局，对你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确实是一个还在隐痛的伤疤，所以有时我真怕你突然中断，拒绝再讲。到今天为止，我应该非常感谢你能够守约。
吕月月：我也希望你能够同样守约，不把这故事拿出去挣钱。
海岩：我会守信用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给这条禁令定一个期限，三年，五年，哪怕十年。
吕月月：等我死了以后吧，这版权就归你了。
海岩：还是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残酷吧。何况这故事你也并没有讲完，你后来是不是就跟着李向华从三水镇回到北京了呢？
吕月月：是的。最初我以为我不会再苏醒了，可我又醒了过来，我能继续活着是老天对我的报应，老天执意要用这一幕惨烈的死别，作为我生的记忆，来烙烫我，折磨我。它要我时时刻刻想着潘小伟在与我断绝之际，竟无话可说。它在我脑子里烙下这个烙印，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快活！
我苏醒了，但我站不起来，我是被人抬出三水镇的。我迷迷糊糊听到他nl议论，说女人到底不行，一见着血就吓晕了。李向华出于对北京公安形象面子的维护，言不由衷地替我解释，说我这些天与匪为伍，孤身周旋，精神肯定高度紧张，以致由疲劳而崩溃。他的解释使众人收住讥笑转而肃然起敬，继而争先恐后地拥上来抬我，给我灌水喂药，送我去广州，送进了广州的大医院打针输血吊瓶子。薛宇和一直留在广州的刘保华轮流守护了我两天两夜。刘保华不厌其烦问长问短，薛字却和我一样沉默，他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
在医院里我不敢再想潘小伟，可我一闭上眼就梦雳似的看到他头上进出的浓浓的鲜血，劈头盖脸向我喷来。我反复想着他在北京国际饭店旋转餐厅说过的话，他说他如果爱一个人，就绝不会伤害她，宁可自己去死，也要在上帝面前保佑她。可我同时也记着他和我在凉菜店里的约定：“如果我杀了你，那就是舍不得离开你呀，我舍不得你，所以要带你走，永远和我在一起。难道你不怕我在阴间太孤独吗？”可他最终没有杀我，他是一个人走的，走得非常非常地孤独。
他不带我走究竟是爱我呢，还是不爱了？
海岩：男女之爱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你虽然失去了他，可你还有母亲，还有薛宇和伍队长，他们都给过你很温暖的爱心。所以说，潘小伟是孤独的，你却不。
吕月月：但是经过了这件事，薛宇还会期待我吗？伍队长还会培养我吗？我的组织还会张开双臂拥抱我吗？一想到此我就心慌意乱。也许除了我的妈妈，我苟全性命在这世界上，已不再拥有什么。
我妈自我失踪后生了一场大病，腹泻三天，淋巴肿大，然后高烧不退，在医院里住了一周，把全部积蓄用得所剩无几。你知道现在住医院是很贵的，而且医生不管你是否承受得起，什么好药贵药都使劲给你开。我回到北京时我妈已经不堪住院费的负担搬回了地安门的那间小屋，人看上去病骨支离，已经脱了相。
海岩：不难体会你妈有多么想你，你下落不明你妈肯定急疯了。作为一个年轻时历经磨难的女人，如今年龄大了，只有你一个亲人，她当然最怕再承受新的打击。
吕月月：我回到北京那天先回了处里，处长和伍队长都不在，李向华便让我先回家。我向薛宇借了二十块钱，我已身无分文。薛宇给了我一百块，我没客气就收了，说以后还你。不料薛宇却意外冷淡地说了句：“随你吧。”
离开机关，天已黑了。我没有犹豫便在街上拦了一辆“面的”，我不想慢慢倒公共汽车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我妈。
我家的小屋无声无响地黑着，与四周邻家刺眼的灯光和说笑声相衬，有点凄凉。巷子里有人喧哗着出来，带着小凳和席子，聊着家常去街上乘凉。我低头与他们擦身而过，没人认出我。我推开自家的门，门没锁，我进屋摸灯绳，灯自己开了。
我妈把灯绳拴在她床头了。灯很暗，我几乎看不清她的模样。她躺在床上，猛然看见是我，一激灵爬起来，吃惊地辨认着，张大了嘴要哭，哭不出声来。我先哭了，我叫声妈！我说：“妈，是我，我回来了。”
妈伸出枯瘦的两手，张着嘴，嘴里终于发出“啊！啊！”的尖泣，她好像是拼了全身的力气才哭了出来，她号啕。大哭！
我也号啕大哭，我知道我回了家，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妈。这是我第一次，在潘小伟死后，敢大声地哭他！
我怎么会做了这样一场噩梦啊。
哭声惊动了邻家，有叔叔阿姨和他们的孩子，过来探头探脑，才知道是我回来了。大家问我这么多天上哪儿了，怎么也不言语一声，你知道你妈都急疯了吗，你知道你妈这一病不起差点在鬼门关上转了一遭吗！我妈同学的那位当工人的儿子突然省悟，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去了，为了纪律为了保密才没有和家里告别然后神秘地失踪？我无法回答他，可我的沉默被他心领神会，他大大地吸了口气，转而目光激动，满脸钦佩。我顿时被大家当成英雄了，大家围着我妈七嘴八舌地夸我，我妈大悲大喜一切感觉都已迟钝。
众人退去。我妈也止住呼嘘，这才细细地问我端详我。从她的问话中我判断她对我出走的实情一无所知，她也相信了邻家小伙子自以为是的猜测，所以并不对我刨根问底。我本不想对母亲隐瞒什么，可既然如此我不如假戏真做什么也不说。
我问妈，这么多天我不在家你病了谁伺候你？我妈一辈子遭遇冷眼，从没受人恩惠，这一病之下倒像感受了世间所有的温暖。她说月月你回来了，赶明此你得替你妈找这几家邻居，挨家挨户给人家磕头去。还有薛宇，前些天几乎天天来守着我，我进医院也是靠他半夜三更满大街拦车子给送去的，你得给他磕头去！
妈您说什么，薛宇？
我知道我这下欠薛宇太多太多了，我还他什么？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李队长，我说我妈身体不好，我能不能在家照顾她几天，李队长让我拿着电话等了半天，不知请示谁去了，最后还是准了我的假。
我两天没去上班，与其说是为了照顾我妈，不如说我自己需要休息，我心里太乱了，受了刺激。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躺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掉下来。我妈看了，不禁狐疑，她说月月你怎么了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我回答不了，我答不上来，只有趴在枕头上嘤嘤啜泣。
我妈越发疑惑：“你不是和小薛闹什么别扭了吧？”
妈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薛宇那两天没有来，似乎有点反常。我不在时他都能天天来照顾我妈，如今我回来了，为何反而不再露面？
我妈背着我，拖着病体出去给薛宇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问薛宇忙不忙，是不是也生病了。薛宇在电话里对我妈的病依然很关心，问最近是不是好点了，一日三餐是不是还由邻居来做。我妈说好多了，起居饮食都有照顾，真难为你还这样挂念着。我妈打了这个电话更觉得她的分析没错，因为薛宇在电话里几乎没提到我。
于是妈不再问我了。她显得更加苍老，额上的皱纹像刀划出来似的，一下子深刻了许多。
第三天我上了班。上了班也无所事事，没人分配我工作，没人支派我做什么做什么。伍队长和李队长他们都在忙于小提琴案的结案工作，清理卷宗，起草报告，补齐材料，大家都很忙，但没让我参加。
处里的人见了我，倒是都能短短地问候一下，但我感觉他们敬而远之的表情里，都存着些异样，像是包藏着许多窃窃私语。
一整天薛字没和我说话，下班时我在走廊上叫住他，我说薛宇晚上有空吗，我们能不能谈一下。
他站住，犹豫地说好吧。
我说那我在门口等你。
他说还是在十字路口的药店那儿吧，你在那儿等我。
他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希望同事们看见我们还在约会，这个态度使我感到屈辱，但我还是点头说好吧。
我在药店门口等他，等了二十分钟他才姗姗而来，没有道歉，只淡淡地说因为伍队长有事找他。我们沿着街走，街上行人很多，我们走了半天谁也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故宫的护城河边，这里柳绿一岸，行人稀少，是情人约会的地方。
我先说：“薛字，非常谢谢你能照顾我妈，我妈让我给你磕头。”
他说：“谢我领了，磕头免了吧。”
我说：“薛宇，你是不是恨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这样觉得，你可以骂我，打我，只要你心里好受。”
薛字看着我，像没听明白似的看着我，像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薛宇，不管你信不信，在离开你的这些天，我确实很想你……”
听到这话他打断了我，平静地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有了外遇之后，对我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
薛宇的话使我顿时噎住了，他带着恶意的笑容，挑战似的看着我。
我哆噱着，挣扎着说：“薛宇，你别这样伤人，你是不是说，我和潘小伟……”
薛宇又打断我，“你想解释你和潘小伟什么也没有是吗？我完全可以相信你，其实这很容易，你发个誓就行，你敢不敢发誓说你从来不爱他，从没爱过他？”
我愣了。
“你肯这样发个誓吗？趁天还没黑，我还可以看得清你的眼睛。这世界上人死了大概真是有灵魂的，我想潘小伟也一定会听得见！现在你就当着我们两个人，说吧，说吧，你敢说吗？”
我说：“我爱过他。”
他大声地，冷笑着问：“现在不爱了，是吗？”
薛宇咄咄逼人。我哭了，我说薛宇你别这样，我不能再受伤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量了。
薛字转过身去，不再说话，看护城河水面上的蜻蜓款款地点水而行，好半天，他面孔严肃，总结性地说了句：
“我也不能再受伤了。”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吞掉眼泪，和他分手。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的。借你的钱，容我日后还你。”
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道：“别总说钱不钱的，你在认识那香港人之前，可没这么俗气。”
尽管我早预料我们已不可能再恢复以前的那种亲密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污辱我刺伤我。
我蓦然想起，中午吃饭时刘保华就问过我和薛宇是不是吵架了，他说月月你千万不能对不起薛宇，你不在的时候他可没少照顾你妈，差不多天天都去，就跟养老儿子似的。我对刘保华说我们没有吵架，是他不理我，我没跟他吵架。刘保华有些纳闷，说：“是吗，今天下午我看见小薛在伍队长的办公室里哭来着。我还是第一次见小薛哭。他和伍队长谈了很长时间。”
“谈什么？”
“好像就谈你来着，具体谈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还以为你们俩又闹什么别扭了。”
海岩：是不是薛手把他在三水镇看到的情况告诉伍队长了？伍队长怎么看你？
吕月月：我回来以后一直没和伍队长认真谈过。那几天处里正在准备往上打报告申请给小提琴案的有功人员立功嘉奖，在是不是要奖励我的问题上有些争执。伍队长是主张应该首先给我记功的，他一直是非常信赖我的，而且人们眼中看到的事实很清楚，琴是我拿回来的，潘氏兄弟的行踪也是我报告的。说句恬不知耻的笑话，假使找个笔杆子把这些事迹整理一下的话，完全可以把我写成一个深入虎穴、孤身夺宝，最后将匪徒一网打尽的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但是从刘保华的口中，我知道小薛找了伍队长，他们谈我谈了很久，这使我坐立不安。我想薛宇在对我彻底失望彻底伤心之后应该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伍队长听了究竟是何感想呢？
后来为了甄别我的问题，局里有关部门专门把我找去谈了一次话，是伍队长亲自陪我去的，在整个儿谈话的过程中他只是旁听，没有提一个问题。
海岩：局里的人都提了什么问题？
吕月月：提问的主要是一位老同志，他详细地问了我是如何接了潘小伟的呼叫，怎么去见他的，为什么当时不先向处里请示等等。
海岩：你怎么答？
吕月月：我说开始不知道是他呼我，他没说他姓潘，他让BP机寻呼台告诉我在公安医院门口的街心花园里等他，我那天正好要去看老焦，就以为是哪个同事约我一起去呢。我到了以后才发觉是他。
老同志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那你就这么乖乖地跟他走吗？你也真够胆大的。”
我说：“他们好几个人，腰里都有家伙。”
海岩：你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是被潘小伟绑架走的。
吕月月：我只能这么说，
海岩。我也是为生存。我想潘小伟活着的时候，也是允许我万一被抓回去就这样说的。
海岩：你这样说他们相信吗？
吕月月：他们又问：“你们呆在承德、上海，一直到广东，这么多天你都没抽出机会和家里联系吗？”
我说：“他们看得太紧了，潘小伟寸步不离。”
老同志突然问：“他们干吗要绑架你，你自己分析过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我说：“大概是想如个人质吧，我是警察，又是女的。”
海岩：不过，你这样解释，连我这个没搞过公安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点牵强，那些老公安会相信吗？
吕月月：也许不会信，可我又能解释出什么呢。我想，他们信不信都没法定我什么罪名。说得残酷一点，潘小伟死了，他哥哥死了，能作为证人的所有人都死了，我说得合理不合理，他01都无法推翻。
海岩：他们这样提问你，我看和审查叛徒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做点儿戏表示一下愤慨和委屈呢？
吕月月：……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是出于政策的需要，对我做了些同样牵强的解释，说主要是为了搞清潘氏家族绑架我的动机目的，希望我能正确理解等等。
谈完话以后，我松了口气，队长送我回来，我们出了市局大楼往停车场走。夜里下了大雨，地上积了一连一洼的水，此时劲雨虽过，但仍有细线般的雨丝，匆匆地栽种在水洼里，化出无数若隐若现的圆圈，天色依然晦暗得如同夜幕降临。我们的肩头很快被雨水打湿，但队长若有所思并不急行。他一路沉默，使我有点心慌，我对他说：
“队长，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到隆福大厦给冬冬买小提琴的，我答应过他，可我没有来得及。”
队长没看我，说：“啊，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我说：“队长，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教诲了，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队长站住了，站在雨中看我，他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心跳加剧：“什么电话？”
“就是那天半夜你从三水镇打到北京的那个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脱口说：“那，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
“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碎，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
“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
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受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木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第二十六复谈话
吕月月：我没想到你今天还来找我，你要的是故事，故事讲完了，我还以为就再也找不见你了呢。
海岩：你是木是认为人和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吕月月：不全是也差不多吧。
海岩：那你利用我什么呢？你并不谋求我的剧本发表后共分稿费，可你还是认真负责地讲完了整个儿故事。
吕月月：……怎么说呢，这两年我很寂寞，人一寂寞就会怀念，我常常会想起潘小伟，我想假使我后来跟他去了国外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呢，也许是我自己撕碎了一个本来已经属于我的美丽的未来。现在我对未来一无幻想，但回忆比谁都多。也许你听了觉得笑话，我闷极了的时候常常用潘小伟的姓呼我自己的BP机，有时候看着BP机上显示出6C这两个字母，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觉得身上的血能流快一点。自我从公安局辞职后，我就在所有熟人朋友中消失了。两年来我没对任何人诉说过一句往事一句委屈和一句忏悔。
海岩，也算是你让我好好地宣泄了一下。可现在故事讲完了，你满足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海岩：其实我倒愿意分给你稿费，哪怕把稿费全部给你，要是你允许我发表的话。
吕月月：别收买我了。我想我现在的收入供自己喝粥是没问题了，还不致于要拿自己的痛苦卖钱花。
海岩：你从公安局出来是不是一直干夜总会？夜总会的收入恐怕比当警察高多了，你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吕月月：刚辞职我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我妈也没有。所以，我没工作就无法生活。
海岩：像你这样条件的年轻女孩，大学文化，外形又好，恐怕不会找不到事干吧。
吕月月：我先是到人才市场去，最初有一家报社要我，条件谈得很好，可后来突然不要了，说是领导不批，我估计他们是到我们处里调查我去了。从公安机关不明不白辞职的人，人家也不能不慎重。后来又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当女秘书，也可以算是公关小姐，许愿说以后能分我房子，一切都谈好了，也面试了，结果后来也没再跟我联系。请岂：你没去问问吗？
吕月月：没有，我清楚问也没用。
那时候对我来讲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妈身体弱，年龄大，没户口，更找不到工作。我辞职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她毕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比较敏感，因此断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编了一套谎话给她，我告诉她是因为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和上级闹翻与同事不和等等等等。我妈看得出我那阵情绪极度低落，所以她也不想刨根问底埋怨我。
海岩：她相信你的话吗？
吕月月：那时候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所以她也没心情多加怀疑。说实在的那些天我出门联系工作连公共汽车地铁都不敢坐，再大的太阳再远的路，我也只能借邻居的自行车骑着走，再渴也不敢喝一口冷饮。我妈托了很多人，只要是工作，哪怕工资就二三百，我也干。后来她一个同学给联系了一家公司，是个体的还是民办的我说不清。那种公司不很正规但工资较高，而且不要档案，不用政审外调，说好每月工资一千，干好了还加，但工作比较辛苦，要经常陪着经理到广州上海黑龙江海南岛去公关宣传推销应酬。其实我并不怕辛苦并不怕出差在外，只要能挣钱能让我和我妈在北京继续活下去我什么都干得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突然冒出来，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海岩：什么事？吕目目：我怀孕了。
海岩：啊！怀孕了？是潘小伟的吗？
吕月月：是他的。我生理反应越来越大，我和我妈开始都以为是生了什么病，于是妈托熟人关系带我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妈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妊娠反应，只要回去注意休息注意安服加强营养别吃刺激东西就行了。
我妈几乎惊呆了，她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可她似乎在刹那间就明白了一切。她拉着我回家，让我歇着不让我干活儿，我问她医生说什么来着，我这算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她不答，搬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她的面色是慈祥的，平平静静地问我：
“月月，你肚子里有孩子了，你能告诉妈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愣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上居然还留下了潘小伟的一块血肉，我哇一声哭出来，不知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
我妈问：“是那个姓潘的吗？”
我承认说是。
妈问：“你是因为这事辞职的吗？”
我说是。
又问：“是因为这事和薛宇分手的吗？”
我说是，我不爱薛宇。
妈眼睛盯着我：“那你爱姓潘的吗？”
我泪如雨下，我说妈妈，妈妈，我爱他，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啊！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沉默了一会儿她才问：“后来他抛下你跑了，是吗？”
我摇头，“他死了。”
我妈明白了，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紧紧抱住我，不停地叹着，“我苦命的孩子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的是，我妈没有给我一声斥责，她明白我把多大的痛苦吞在肚子里一直没说！她想分担这痛苦淡化这痛苦，可眼下她又不能不马上问我：
“月月，你打算要这孩子吗？”
我没有回答。妈斟酌试探商量着说：
“月月，你刚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多不容易呀，要孩子你就没法工作了。”
我流泪我没有回答，妈说：“我可以不要你养活，可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活孩子了。”
我知道妈说的是对的，是现实。而且我才二十二岁，完全没想到也没准备好这么小会有一个孩子！
但我又想我怎么能再犹豫，难道今后我还会再爱上谁吗！还会再和谁恋爱结婚再生孩子吗！不会的，绝不会的，我注定要和我妈一样独身到老，只不过要比她孤寡得更早。所以我咬着牙把心一横，我说：“我要这孩子，哪怕我上街讨饭，也要这个孩子！”
我失去太多了只想要一个孩子，我一无所求了总得有个寄托。我一无所爱了但总要对得起潘小伟曾经那样地爱我！
我妈不再说什么，第二天她去买了两张硬座火车票，带着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东北，回到我们的老家密山县。那儿还有我家的一间；日房，和我父母的几个故人。
在我上大学离开老家时，我曾告别了那里的一切，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落魄归乡。那些熟脸的同学、朋友和邻居们看见这个当年闹过一阵风流传说的漂亮的女学生一无所有地回来了，挺着不清不白的肚子，招摇过市。也许只有我自己，才不觉得羞耻。
几个月后，在密山县一个再简陋不过的肮脏的小医院里，我生下了我的儿子。医院里不能住，分娩的当天我母亲就扶着我回到家里。我的儿子从一降生便自知生不逢时，所以极为克制极为忧郁，从不无所顾忌地哭喊。那时候只有我妈守着我们母子，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无助的日子。
我给儿子起名叫吕念伟。他和潘小伟一样漂亮。他们父子俩确实太像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坐月子的时候营养跟不上，身体恢复得一直很慢。都说女人坐月子会发胖，可我从来没胖起来过。大概有三个月我没找工作，一时也找不到合适我身体的工作。虽然有不少当地开公司的大款凑上来帮忙，请我去当秘书当助理并表示绝不会累着我，可他们太热情太无私了我看着害怕，因此不识抬举—一谢绝。那时候我妈又回到小学去当教书匠了，有点收入，我也被我们那儿两个厂子请去拍照片做产品广告，一次三百，一次五百，挣了八百块钱。我想这些钱给我儿子买瓶奶粉买块尿布也够了，犯不着再找个火坑自己往里跳。
海岩：你什么时候又回北京了？
吕月月：我在老家一共呆了一年。本来我妈已经帮我联系了一个中学让我去代课，后来通知我不行了。据说学校是愿意的，可教育局有说法，认为一个未婚而孕显然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的人怎能为人师表。我们那地方太小了，张家长李家短哪里有喜哪里有丧恨不得全城都知道。人们见了我免不了侧目而视然后窃窃私语，我上街买菜也得躲躲闪闪掩面而行。我想来想去觉得要想隐名埋姓重新做人就只有回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去。
我妈不愿意我走，她说月月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经不住诱惑。北京那个地方，机会虽然多，但陷阱也多，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我决心要走。我对妈说现在不同了，因为我已有了儿子，我要带他一起走，我今后所作所为，都会想到我的儿子。
实际上我妈一生的期盼就是我能过得更好，她也不愿意我永远窝在这边远的地方，于是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揣在我的怀里，又给我做了炸酱面打卤面为我送行。上火车时她抱住我痛哭，她说她预感到我这一去就再不会回来了，她将见不到我见不到孩子一个人留在这边远的小城里孤独地老去。她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使我一直心酸到现在，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拼命挣钱，好把我妈接出来共享天伦，好让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出人头地。
就我样我带了我的愿望和誓言，带了我的还在邂褓里的儿子，又回到北京来了。北京没有我一个亲朋，但有我的思念，我的梦想。
开始一个月真不容易，我在朝阳区麦子店那边找了一间农民房，有七平方米，很破，每月租金五十元。那时候夏天还没有过去，酷暑难当。房东家旁边有个水塘，一到晚上水气蒸腾，蚊虫成片。我那小屋白天在暴日下无遮无挡，晚上闷热异常，还得挂上蚊帐。我带着孩子，一天到晚怕他热出病来，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也熬过来了。我在一个酒楼里找到了一份额位的工作，后来那酒楼里的一位小姐又介绍我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子夜总会比干酒楼挣钱多。
海岩：后来你就搬到丰台这边来了？
吕月月：对，这儿条件好，也没人知道。
海岩：你儿子呢？
吕月月：我把他托给这儿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了，我每天上午到老太太家去，和儿子在一起玩玩儿。
海岩：我原来还以为你每天上午都忙着出去在别处另打一份工呢。前次有好几天都见不着你。
吕月月：前些天孩子闹病。扬岂：和你过去的同事，像伍队长、薛宇什么的，还有来往吗？
吕月月：没来往。前一阵在街上碰见了刘保华，他见到我挺惊讶，问我在哪儿发财呢，我说在皇族夜总会当服务员，他直犯愣，觉得我居然干这活儿真有点不可思议。
海岩：
吕月月，我也觉得你在夜总会那种地方陆人家喝酒，总不是个事情。
吕月月：现在不让陪酒了，公安局总来查。客人少了，小费也少了，再下去恐怕我连“面的”也打不起了。钱对我来讲比别人更重要。
海岩，你知道我在原来那家酒楼当领位时，领到第一份工资以后去了哪里吗？
海岩：去哪儿了？
吕月月：我去亚洲大酒店了。我在酒店一楼的那间“香港酒廊”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是坐在靠窗子那儿，坐在我和潘小伟第一次相对而坐的地方，也是要了一杯咖啡。
海岩：你是想追寻什么，还是仅仅出于怀念？
吕月月：怀念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忏悔，欲哭无泪，只能。
海岩：对谁忏悔，潘小伟吗？
吕月月：潘小伟，伍队长，薛宇，我的组织，我妈，我对不起一切人，因为我的幼稚，还有盲动。
坐在这个酒廊的窗前，看着面前一杯浓浓的咖啡。这咖啡和茶几上的所有东西就像一幅静物画一样，使人清醒。这时候我才隐约看清自己灵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浅薄，那么容易被诱惑，又那么容易失望。也许我从十六岁时被卷进那个丑闻开始，就造就了保护自己的本能，果断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犹豫地保护自己，而不考虑是否伤害了别人。
于是潘小伟和我就成了一对冤家对头，他同样耽于幻想易于失望，是一个喜怒哀乐着于心形于色的人。当幻想滋润他时，他就青春勃勃充满动力；当幻想破灭时，就心灵枯萎、灰心绝望。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幻想。我们不幸地忽视了这样一个认识：人如同树木～样也要枝枝权权地成长，而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固定的雕像了，因此既不能容纳对方的缺点，又使自己变得神经过敏，总是全身心地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的生命。于是，当对方给我们一点点爱意或者无情，温暖或者冰冷时，都能逼使我们求生或者求死，陷入疯狂！
于是，就有了这个孩子式的游戏和它的荒唐的结局。
海岩：月月，现在你能够这样检讨反思，就等于有了重新开始的基础，这就是人的成熟的过程。关于整个故事的结局，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吕月月：没有了。说不定我又办了一件傻事，没准你会失信发表这个故事，甚至把它直接卖给公安局，让他们知道当年我和潘小伟私奔的真相，让他们把我当叛徒抓起来。别看我辞职已经两年了，不知为什么我总预感到这事没完！
海岩：现在再去告发你，对国家和社会好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我只希望你能振作，你的失败的经历能使你比同龄人获得更多的人生养分。一个人经历了挫折和痛苦，常常就产生了同等的觉悟，说不定你今后会因此成为一个很有质量的人。
吕月月：我现在从不幻想今后会是怎样，我今后最大的任务，最大的乐趣，就是带大我的儿子。按我母亲的意愿，儿子姓了吕。但我以后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他是潘小伟曾经希望得到的儿子。我决心用我的一生全力以赴地去爱，去换取他对他父母这段爱情的谅解。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儿子，千万别沾上我们吕家这一代一代断绝不了的厄运。我记得我说过我老是做一个相同的噩梦：我在一个车子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是潘小伟给我的，他把孩子给了我就不辞而别，任凭一个恶面凶手置我于死地……我现在总想那孩子不会就是我的儿子吧？
海岩：对做梦科学家是早有解释的，你别那么迷信。
吕月月：但愿如人所说，梦都是反的。
我对
吕月月的采访，历时两月，凡二十六次，小提琴一案的来龙去脉，大体了然。
采访多半在
吕月月租住的那间寒窑斗室中进行，偶尔也找个僻静的茶楼酒肆，边喝边谈。我对
吕月月的叙述做了详细的记录，在誊写这些记录时，顺手对文字做了适当的修饰和整理。我把整理过的厚厚的采访手记用一只粗牛皮纸的档案袋装好，如约锁进抽屉。
整个春天我忙忙碌碌，没有再和
吕月月联系，甚至连这个曾使我感叹一时的故事，也渐渐遗忘了。五一节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去科学院采访一位学部委员，回家时母亲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吕”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母亲问我这位来电话的吕小姐是谁，认识多久了，干什么工作的。因我大龄未婚，女友不少，所以母亲带着既关心又习以为常的神态不紧不慢地盘问。我只好当着母亲的面给目月月打电话，很正常地同她寒暄，而且特别问到她的孩子身体可好，作为对母亲的解释。
吕月月在电话里约我见面。我问她是否有事，她说有事。我问急吗，她说急。我问是好事坏事，她说最好见面再谈。
于是约了第二天见。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点，我们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快餐店见面。因为不到吃饭的时间，快餐店里人不算多，我们在二楼找了个角落对面而坐，一人喝着一杯冰镇的奶昔。
吕月月请客。
我问她：“你还在皇族夜总会干吗？”
她说：“还在，不过最近我想辞了。”
我问：“为什么，想换个工作吗？”
她出语踌躇：“我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的，我有可能，怎么说呢，有可能要去香港了。”
对于别人，去香港也许不算是件非常事，但对手
吕月月来说，确实有点令人吃惊而且耐人寻味。我问：
“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一位香港人？”
“怎么说呢，前两天从香港来了个人，不知怎么找到皇族夜总会，说要约我出去谈谈，我开始还以为是个站花惹草的色鬼呢。没想他拿出一张照片来，我一看，原来竟是潘小伟的照片，我吓坏了，简直不知所措。那个人自称是个律师，是受潘小伟母亲的委托来找我的，并且他很清楚地知道我有一个儿子。”
说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
吕月月突然约我见面的事由，这真使我意想不到并且感到兴奋，因为这个不速而来的香港客人，无疑是这个小提琴的故事的一个意外的进展和精彩的续集，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问道：
“那人想带你去香港吗？”
“是的，他说他会很快替我和我的儿子办好单程去香港的一切手续。”
“那么你打算去吗？”
吕月月迟疑地看我，试探着说：“我是想……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告诉你母亲了吗？”
“没有，她肯定反对。”
“那个香港律师怎么说的，是潘小伟的母亲要你去？”
“是的，潘家想要我的儿子，潘氏兄弟全死了，可以说，我儿子是唯一可以继承潘家姓氏的血缘后代。”
“那他们对你呢，他们对你怎么看。”
“他们让我和我儿子一同去香港定居，他们承认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吕月月的脸上不知不觉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这个发自香港的突如其来的召唤，显然已使她非常心动。我想我无论如何应该泼一瓢冷水了。
“月月，如果你当初跟着潘小伟去了香港或其它什么陌生的地方，我还觉得你多少有个亲人有个保障，可现在你要一个人去，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你就不怕上当受骗吗？”
“现在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保障。”
吕月月蛮有把握地说。“潘小伟的母亲就是他的亲奶奶，我想那老太太肯定会容纳我们母子的，不然她干吗这么千方百计地找我？”
我冷笑着：“她也许还不知道，你对她两个儿子的死，负有责任。”
“她不会知道。我问那个律师来着，他说老夫人只知道她的小儿子在北京曾经认识一个姑娘，曾经想把那姑娘带回家去‘拉埋天窗’，后来他死了，给那姑娘留下身孕。”
“也许我不该劝你月月，虽然你现在在北京的这份工作，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可这事太突然了，而且我总觉得你去投奔潘家实在木可思议……”
吕月月低下头去：“
海岩，你知道我多希望我儿子和我妈妈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我这样一个人在北京，得挣扎多少年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有正式的户口，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不想嫁人了，不想嫁个大款把我养着，可光凭我自己，哪一天才是我的出头之日？”
我无言以对，确实，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都有不同的处境和对未来的期望。我只好点点头，说：
“我理解，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祝你好运。”
她笑了一笑，笑得很苦：“谢谢你，
海岩，这事除了你，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我报之以谢意：“难得你这么信任我。”
她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信任你，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讲给你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有资格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能发誓在我和我儿子的在生之日，绝不对任何人公开我给你讲的那段故事吗？”
“当然，我们不是早有约定吗？”
“你能再发个誓吗？你知道如果潘家的人知道了这些事，我就完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以说，你捏着我的命呢。”
我这才彻底搞清了她今天约我出来的真正目的，我连忙表态：
“我发誓，只要你还在，你儿子还在，我绝不发表这个故事。”
“以你的人格发誓。”
吕月月紧盯不放，我隐隐有些反感了，但我依然承诺：“我以人格发誓。”
吕月月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谢谢你了，
海岩。
那天在“麦当劳”分手后，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说不清是该为她感到庆幸还是不幸，或者，仅仅是一种担忧。她难道不知道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吗！
也许真是钱能通神，潘家的银弹似乎与他们的子弹同等有效。在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到一个月，大约是五月底的一天，我又接到了
吕月月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们母子去香港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甚至也已定好了启程的机票。她问我到时候能不能去机场送送她，我答应了。
在机场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一岁多还抱在母亲怀里的吕念伟，很可爱很腼腆的脸蛋，像个女孩，很乖。可以肯定他的奶奶准会一见就爱。
吕月月手里只带了一件很简单的行李，她告诉我已把一切东西或奶或送处理掉了，辞色之间毫不掩饰破釜沉舟一去不返的决心。
她笑着对我说，自从她跟着潘小伟悠过石景山游乐园的那条“贼船”之后就注定下不来了。她说她过去那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曾经有她的梦想和寄托，但现在她已厌倦了这里的一切。
我还见到了那位貌不惊人的香港律师，西装革履，正待与自月月同机而往。昌月月向他介绍我说，我是她的表哥，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大陆认识很多政要。我明白她如此借以标榜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
那律师风度平平，但递过来的名片上却头衔累累。简单告别之后他们便一同进去交验行李领取登机证，我被隔离在候机楼的大厅外面。
望着目月月头也不回的背影，我百感交集，想她毕竟还是一个不请世事的傻傻的女人啊，她早先只不过是被一个少年的清纯所惑，演了一场离家出走的荒唐游戏。可今天，她跟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律师坐着飞机合法地背井离乡，去为潘家守寡，为潘姓传宗接代，这回倒是真真正正地嫁人黑帮了！
我只能祝愿她一切如意。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
吕月月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还算快活。她告诉我他们母子平安。老夫人很喜欢她的儿子，对她的态度也说得过去。她说她现在总算是安定下来了，目前并不急于出去工作，每天主要是带孩子和补习英语。她说在香港木会英语就无法在富人堆里生存，就没人看得起你。她还告诉我她打算过些时候回一趟大陆，把她母亲接出去。
看来她是站稳了，不然绝不会开始策划与母亲的团聚。我问：“那潘家老夫人愿意和你母亲一起住吗？”
她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另给我妈找地方住，我现在供她吃住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笑道：“你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吧？”
她也笑：“我？饿不死罢了。告诉你，那老太太，就是大伟他奶奶，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富婆呢。不过真正的富人倒是从不铺张，丈夫死了多年，她也没动过再嫁的念头，更没找过什么小伙子给自己当经纪人，咯咯咯！”
挂了电话，四周出奇的静，
吕月月的笑声还留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想，人各有命，有人注定富贵，有人注定贫穷，
吕月月注定母以子贤。但是，如果刻薄地说，她现在的衣食荣华，不过是一种守活寡的代价，而且说不定这种活寡，也还算不上明媒正娶的话，那么这对一个文化层次并不低的青年女子来说，究竟是幸福呢，还是不幸？
也许，钱、时装、虚荣和孩子，对女人来说，就是幸福。对女人来说，除此还有什么呢？
在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
吕月月果然回来了，她从凯宾斯基饭店打来电话，约我去饭店吃晚饭，说要请我吃德国菜。
凯宾斯基饭店的德国餐厅不大，却有欧式宫殿般的华贵，整个晚餐时间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位客人。
吕月月如今也大大地涂脂抹粉了，不过并不过分，那张经过专门修饰保养的脸上，更显出勾魂夺魄的美丽，只是那一身白纱一样的连衣裙，看上去蓬蓬松松有点累赘，她说这是香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这衣服上的标志，也是现在世界上女装最硬的牌子。
“我现在只用这个牌子。”她漫不经心地向我展示着她的皮制手包和金光灿灿的耳环，都是两个C字一正一反扣在一起的标志，有点像X。我问她这个牌子是不是和当年潘小伟在赛特购物中心给你买的那个手包差不多，她说不一样，那个牌子是CD两个字母，也算是顶尖级的名牌了。她又用英文和法文说了几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牌子，问我现在大陆有没有得卖，我满脸惭愧说没有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实在孤陋寡闻。
吕月月笑着告诉我，刚才她在饭店大堂里等我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的大款把她当作出来做世界的妓女了，大模大样地跟她搭话，“他也不看看我这一身‘行头’，是那种下贱女人穿得起的吗，真没文化。在香港，人家只要一看你这一身的牌子，就知道你的身份了，不会上来讨没趣的。”
此时的目月月，虽未财富缠身但已有点珠光宝气，连吃西餐的动作，也透着烟熟老到，不但绝对内行，而且大家风范。她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用了谢谢。她给自己点了一杯红酒，慢慢吸饮，上来的案只是用刀叉略动一二，并不多用。
“我本想住在亚洲大酒店的，想就住在潘小伟住过的那间904号套房。”她说：“可那几代管婴儿的设施不好，不像这家饭店专门有一个幼儿园，有专门的玩具，还有英文很好的老师。我孩子从小就得让他说英文。”
“你带孩子来了？”我问。
“对。不过他太小，带他出来很不方便的，所以我还是住到这儿来了，有人看孩子，我就省事多了。”
“你不是专门来接你妈吗，干吗非要带着孩子来？”
“孩子我必须随身带，在香港也是，我从来不让他离开我。”
看她能住这种级别的饭店，看她这一身足可夸富的“行头”，我不禁感叹了一句：
“你妈一生的愿望，她对你的愿望，总算让她看到了。”
吕月月望着酒杯，半晌才苦笑一下，“可我妈不肯跟我去。”
“你已经见过她了？”
“我刚从东北回来，劝了我妈三天，她就是不肯跟我走。我们老家那地方条件又太差，我不能多呆，我怕伟伟会生病。”
“你妈为什么不肯去？”
“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是不愿再找一个陌生的地方住的。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瞒你，他们潘家确实是挺复杂的，老太太现在对我还可以，可小伟他姐姐姐夫特腻歪我，他们不敢惹老太太，但老太太也不管事，潘家两兄弟都不在了，现在公司的事是他姐夫说了算。”
“你又没惹他们，他们干吗特腻歪你？”
“你不知道香港那地方，翻来覆去就是一个钱字，公司里的业务现在虽然是他姐夫主持，可说到底，潘家这份产业，我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好像他的继承权还排在潘小伟姐姐的前面呢。你想想，我儿子能不让他｛II头疼吗。”
“啊，我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在继承人死后，他的儿子是享有代父继承权的，照理你儿子应该现在就拥有潘家的一份产权了，只不过他还未成年，所以他继承的财产要由其他成年人代管，但在他十八岁以后是要如数还给他的。”
我的提醒使目月月呆呆地沉思了好一会儿，这问题看来对她十分重要。半晌，她猛省到自己失态，笑笑说：
“小伟他姐夫就怕这个。他这个‘驸马’现在倒反客为主成了潘氏家族的老大了，他就怕我儿子长大以后大权旁落，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明着得罪我。其实他不惹我，我也不会惹他的。”
吕月月强作出几分得意，但掩饰不住心事重重，“我回去马上找个律师问问，不能让他们把我给蒙了。”
也许我毕竟无法理解她现在身处的环境，于是我劝了一句：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月月，你说过不想再和别人争了，面上不争，心里也不争。我一直以为你在经历了人生波折之后，突然大彻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为你今后会生活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心灵净土上了。”
吕月月摆了一下手，说：“得了，你别书生气了，在潘家，善良就等于糊涂。”
她居然嘲笑我书生气，我想替自己辩解一下，可她已没兴趣再谈这个话题，打断我说：
“
海岩，有件事，我想求你帮忙。”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只为叙旧呢，没想到又是有求于我，还是关于那个采访记录的事吗？”
“不，我把我妈接到北京来了，我想在北京租间房子给她住，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比东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照顾她一下。”
“哦，”我庄重起来，“怎么照顾呢？”
“我给她请个保姆，你帮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别让她骗了我妈，另外我妈万一有个什么重要事，总得有个明白人能照应。”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目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致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01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一《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
回答总是沉默。
后来我发现她的桌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摆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禅理散文《风·花·雪·月》，这使我感到惊奇，她女儿出国发财，她自己吃穿不愁，怎么还会对这种出世之作产生共鸣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边看到一本台湾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顿》，更甚不解，于是我问她：
“您要皈依佛门了吗？”
她答：“入了苦海，再进空门，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这些书心里明净点儿。咱们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读读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问：“什么是‘身心安顿’？”
她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一字一句地给我读：“身心的安顿始于智慧的开启，中间经过烦恼、恐怖、颠倒梦想的断除，然后越过生死的大河流，达到一个清静不动的境界。”
她读书的神情虔诚而投入，读得很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马牛不相及地问：
“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户的单元里，难道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道：
“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入戏，不要计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遇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点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围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
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
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帐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
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
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个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倍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目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
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
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生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生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了。赶到西直门时天已傍晚。是
吕月月的母亲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进屋，一边掸身上的雪一边问：
“小阿姨呢，买菜去了？”
她没有回答，让我进屋坐下，她也坐下。屋里已暗得看不清脸色。
她打开台灯，说：
“我让她买火车票去了。”
“怎么，您打算出门吗？”
这面目苍老的妇人突然声音哽咽，说：“我要回东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您说什么，您说月月吗？”
她的脸上看不见眼泪，但声音却分明是压抑着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见桌上有一只显然是寄自香港的大信封，上面压着一张半叠着的香港报纸，报纸上赫然登着
吕月月的相片。
吕月月面孔严肃毫无表情，那显然是证件上用的相片。
我拿过报纸来看，迎头扑面两行醒目的标题：
“孤儿寡母横遭乱枪狙击，送院救治无奈返魂无术。”
这行黑体字让我如坠深渊，心脏几乎停跳。
“（本报消息）昨晨沙田正街希尔顿中心外，一辆手治房车突遭两名骑电单车的枪匪袭击，车内一名两岁幼童身中七弹，当场毙命，另一少妇亦中数弹，于十时三十分急送沙田医院，中午十二时证实不治。
“据警方透露：死亡少妇名叫
吕月月，原籍北京，大前年与负籍米国的本港潘氏实业公司东主之胞弟潘小伟邂逅相遇，生有一子。潘氏实业公司涉嫌黑道多年，在大前年与天龙帮的一场火并中，潘氏掌门人潘大伟与天龙帮首领冯世民同归于尽，震惊黑白两道。其弟潘小伟在火并中吞枪自尽。今年潘家将
吕月月母子接来香港定居。与目月月同车惨死之幼童即是其子播念伟。
“据目击人上披露，案发时
吕月月母子乘坐的平治房车停在道旁，司机不在车内，突然有两名杀手骑电单车从侧道冲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车两侧刹停，乱枪齐发，然后迅速向违华中心方向逃逸。潘念伟头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吕氏也被枪弹贯穿头部，送往医院后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电影公司东主蔡子明和‘湾仔之虎’陈耀兴相继被杀后，近年本港黑帮仇杀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传媒对因此而引起的社会的动荡不安，深感忧虑。由于此案受害者又系无辜妇孺，且死状极为悲惨，相信将进一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现沙田警署重案组和反黑组已联合着手调查工作，目前尚无有力线索。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于潘大伟系本港黑社会后来居上的年轻辈大哥，与其他帮会人物多有纠纷，积怨甚多，虽然死去已有两年，但不排除被人寻仇报复，殃及后人的可能性，而且潘冯两家当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断丝连，并未了结。因此怀疑死者收到的阎王帖，依然是天龙帮人员所发。
“但是从现场情况判断，潘大伟身中七弹，当场毙命，似为此次祖杀的主要目标。潘大伟虽来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为潘氏实业的继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内部，面临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内部倾轧谋杀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凶徒手法熟练，计划周详，行事冷静，显系职业杀手……”
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发生的最悲惨最不幸的事件。
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结局。
出乎意料的是，
吕月月母亲的悲恸异乎寻常地短促。几天后她镇定果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东北去了。我给了那位小保姆足够的报酬和盘缠，嘱咐她一路护送这位已变得极为沉默的母亲，直到旅途的终点。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自己和某一块土地有缘。我想象着多年以前这个女知青离开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北京，来到东北落户，并且毅然嫁给自月月的父亲时，就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声不响地为了那个没落家族的血脉延续和脱胎换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挣扎努力，惨淡经营。当一切梦想最终破碎的时候，她又是那么镇定地一声不响地退回到那块让老吕家兴盛与衰败、罪恶与赎罪的黑土地上，去独自度过自己生命的尾声，这真是一个女人非常动人也非常悲壮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会是那个曾经木可一世的罪恶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她买的是硬座车票，她带走了全部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女儿给她留下的最后九亩多块钱。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站台上同她们告别，小保姆透过车窗露出一张俊傻的笑脸，无忧无虑地挥手再见。
吕月月的母亲仅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专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零丁，她对悲痛的麻木，和对北京的毫无留恋的冷淡，让我心颤！
我从车站回到家里，从抽屉里取出锁了整整一年的采访手记。我带上这部手记再次来到公安局的侦察处，把它交给了传达室，并且留下一张字条。伍立昌同志：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
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敬礼！
海岩
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察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
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
“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
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察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察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
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评的是当时的一种缺乏远见的军事政治倾向，其实对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来说，也一样适用。今天这件东西吸引你就投向这个，明天那件东西吸引你你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弃原来的追求，转过去投向那个，那就很讨厌了。太不安分的人，过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难相交共事的，因为这种人是不肯为了团体的事业或者他的伙伴而使自己委屈牺牲忍让一点的。如果一个人总以自己一时的喜怒和利益为进退的取舍，那我看实际上就丧失了起码的操守。”
我很赞同。
从伍立昌同志那里告别出来，我直接去了位于长安街的邮政大楼。大楼前的街道上，积雪未化，人来人往，嘈杂纷乱。互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面无表情目中无人地匆匆赶路。这种热闹与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叹：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因物质化、官能化、功利化而变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场真实的感情激动，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种真实无邪的感情从发生到破灭虽然总是短暂，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却能给人的世界加入一种美丽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边一排个体摊档还亮着刺眼的灯光。天很冷，风很大，没有生意，只有一个卖录音带的小摊前，偶见一两位骑车的过客驻足流连。那摊子上架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高声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风里呷闹的8字，
代历的旋律诉说陈采的往事，
所谓山盟海誓是年少无知，
那一场风花雪目的事
有没有机会，重术一友。
我向那位冲我大声哈喝的摊主笑笑，没有买磁带，站在风里听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曲，然后走进邮政大楼。大楼里很温暖，我来到邮寄挂号信的柜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给了出版社。
（完）
小说完全虚构，作者专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