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了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作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样。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的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
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追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毕竟已经事过境迁，音乐家此时的神态已显得有些超然。档案中的这点记录在今天的时代对他也算不上什么负载。做一个单纯的音乐指挥固然无官一身轻，但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实惠，至少还能有辆桑塔纳作为代步的专车呢。
这事过去几个月后，几个朋友合谋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拉我入伙。我对警察生活一无所知，从小到大，甚至没进过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赚钱的好事，却之颇有些不识抬举。情急之中想起音乐家讲起过的关于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复得的故事，感到颇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想想外国惊险电影中的种种细节，觉得完全可以营用在这个故事上，于是便～口应承下来。
后来知道参加这个系列剧创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写一个独立故事。听听这七八个名字，在文学界都可算不同凡响，不由暗自惶恐，心想与名人为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题材，相形之下，难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经心，急来抱佛脚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统的干部，向他打听是否知道这个小提琴案的一点细节。那人在公安部某局当副处长，也听说过这个案子（足见确是大案名案），但细节不知。他给我写了一张两寸宽的条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说在某次会议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过这个案件的工作，细节一定知道很多。
条子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地址和那处长的名字。处长叫伍立昌，听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当我在那机关的传达室把条子像介绍信一样递上去以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能得到接见。愤怒之余想象这位伍立昌大概官气十足。不过我听说在公安局当一个处长，确实比其它机关里的处长要威风许多的。
看传达室的是个老头儿，原先也是公安局的干部，退休以后来这里拿补差的。这种侦察机关往来访客的人不多，传达室比较清静。老头儿闲得无聊，就与我侃山，说到这个案子，竟也知晓一二。他劝我不要再等处长召见，“伍处长现在是正处长了，太忙，就算见你也顶多五分钟的事儿。再说案子上的事，说多了就是泄密，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找别人行不行？”我求教道，“您看还有谁能提供点情况？”
老头儿想了想，扭脸问一个进来取报纸的干部模样的老同志知道不知道吕月月现在去了什么地方。那老同志说好像到什么皇族夜总会去了，然后又反问老头儿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找吕月月想干什么。老头儿说不是我找是有人想找，我给他介绍去。那个人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老头儿告诉我那个叫吕月月的是个女的，原先也是这儿的警察，好像参加过那案子的工作。“你可以去问问她，反正她已经调出公安局了，说说这事也许没什么顾虑。”
我记下那夜总会的名字，笑着问老头儿干警察是不是太清苦，怎么都辞职跑到歌厅挣小费去了。老头儿说不是，听说那女的是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给我们这儿开除的，还听说那女的以前上大学时在男女关系方面就挺臭。老头儿说以他的经验女的要是有了这种癌的话那就没救了，那就改不了啦。
我也有同感，但无兴趣与他共鸣。告辞出来时听到身后那老同志建议老头儿再去谋个“拉皮条”的第二职业。老头儿急着解释，老同志笑着说你别紧张反正越描越黑。
当天晚上我去了皇族夜总会，是个很大很繁华的去处。老板好像是珠海的要不就是广州深圳一带的大款。夜总会的装饰免不了几分港式的浮华，多少有点穷人乍富的味道。我进去时才八点钟，尚不到上客的钟点。KTV包房外的走廊上，美女如云。早知道歌厅这行业就是靠这些漂亮的女招待作为摇钱树的，身临其境，竟有初逛妓馆般的胆怯。一个妈妈桑过来寒暄，示意我里边请。我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吕月月的小姐。妈妈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老板规定，营业时间小姐是不会客的。我只好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并且叫了一杯昂贵得令人咋舌的橙汁。妈妈桑这才答应到后面看一看，说如果吕小姐来了就让她到这边陪我。
几分钟后吕小姐果然来了，高高的，瘦瘦的，一张脸比我的想象要漂亮得多，从皮肤上看至多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妆化得很淡，表情也很淡，初打照面只是微笑一下，言不由衷地客套几句，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先生贵姓？”
“啊，免资，姓海。”
“大海的海？有这姓？”
“百家姓里没有。”
“海先生认识我？”
“不，听人说起过。”
吕月月漫不经心地冷笑一下，“嗅？还有人记着我？我还以为我早消失了。”
我也笑笑：“你这么年轻漂亮，想必除我之处，不乏慕名而来者。”
吕月月对这种大概听腻了的恭维并没什么反应，漫不经心地说：“您也是慕名而来吗，那，不请我喝点什么？”
“可以，”我说，“你喝什么，我请客。”
吕月月回一下头，甚至没有等她说什么，早等在身后的服务生很快端上一杯洋酒。吕月月冲我举了一下杯子，一口下去，喝掉大半。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海先生喜欢唱什么歌，我来帮你点。”
我告诉她我不会唱歌，来这里主要想找她打听一下她过去接触过的一件事情。在我说话的时候，吕月月喝干了杯里的残酒，回头招呼一下，服务生俄倾又奉上一杯，这下我才猛省这八成就是歌厅的宰人之道。我忍不住停住话头提醒道：“小姐别喝多了，年轻轻的别伤了身体。”吕月月半笑不笑地呷着酒，说没事。
我看着酒杯里迅速减少的洋酒，也加快了自己说话的速度。
“吕小姐，你现在上班陪我聊天不方便，我们能不能另外约个时间谈？”
“没事，我上班就是陪客人聊天。”
“是，是，我知道，但我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或者给我个电话，我换个时间再找你，或者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去吃饭。”
吕月月看着杯中玻璃色的酒，慢吞吞地说：“怎么，刚喝这么两杯酒，就想要我电话？你要找我尽管到这儿来，我天天在。”
我说：“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你抽一个小时就行，哪怕半个小时也好。”
“你想问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呢——关于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事。”
吕月月豁然变色，直瞪瞪地看住我，半晌才问：“请问海先生是做什么的？”
“我？”我犹豫一下，不知该怎样介绍自己。“我就算是个作家吧，最近我想写个电视剧，以前乐团的朋友和我说起过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我觉得这题材很可写，但需要补充一点故事的细节，所以特来请教你。”
吕月月的脸色不似刚才那么紧张了，但她还是推开酒杯，冷冷地站起来。
“我身体不舒服，失陪了。”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沙发里。又一个小姐甜蜜蜜地凑过来，非要帮我点歌，我摇摇头，起身离开了夜总会。
从进到出不过半个小时，夜总会的最低消费加上两杯轩尼诗XO，我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
那个晚上我始终未能入眠，绝不是因为几百块钱的破费，而是脑子里总是飘忽着这个女孩儿的面孔和她的高高的身影。她的美丽，她的冷傲，她的警察的经历和她的沉沦的现状，织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对于意大利小提琴的好奇似乎已经完全被这女孩儿的神秘所代替。我用了很长时间仔细回想她的眼睛，那目光究竟代表了什么？那双眼睛的美丽端庄和冰冷无神本身就能构成一个传奇或一部童话。第二天天明时我鼓足勇气断定——最有机会翻开这部传奇或这部童话的人，那就是我！
接下去我做了整整一天的策划。设计了多种方案以接近吕月月并争取到她的好感。我想她离开公安局肯定是不光彩和不愉快的，以致她现在如此反感和回避有关那段公安生活的一切回忆，假使与她再次交谈，肯定不能再说小提琴了。但我们素不相识，怎样才能消除她的戒心和顾虑？多年的采访写作生活给我的智慧到此时几乎彻底萎缩，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让她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我知道在那种歌舞世界的嘈杂气氛中，是不可能与吕月月安静地进入一个她本来十分敏感的话题，也因为我自己囊中羞涩，实在不堪承受“皇族”的消费，所以我是等到夜里一点钟夜总会快下班的时候去的。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的树下，然后守在夜总会的门前等候。
那天从下午开始天便大雪，没有风天并不冷，雪无声地落下，又无声地化，街上湿源源的，有些泥泞。快两点钟的时候，陆陆续续能看到一些皮衣貂领的男女从夜总会里醉步出来，坐上小汽车爆笑着走了。午夜两点钟以后，开始有夜总会的员工下班，我瞪大眼睛寻找那个高个子女孩。意料之外的是，下了班的小姐们大多是有朋友用小车来接的。几个夜总会的男员工簇拥着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大声叹喝着要去“宵夜”，打着两辆“面的”走了。夜总会门前随后就静下来。我疑疑惑惑地徘徊着，身上似已被雪沁透，不住地打抖，心里却在幻想着还会有人出来。又想自己如此寒酸，如此不识行情，吕月月就算这会儿出来了，这种金技玉叶的小姐能在大雪天让我骑车带着她回家吗？我很泄气。
夜总会的门响了一下，终于又有一个人出来了。果然是她，我没看清眉目，只凭直觉便果断认出。因为下雪，因为看见刚才不少小姐全有车接，我此时不由不畏畏缩缩左顾右盼，夜总会前除了尚有两部“面的”还侥幸地等在街边外，已看不到人影。我鼓起勇气上前，叫了她一声：
“吕小姐！”
她并没有站住，侧身看了我一眼，迟迟疑疑地辨认着，脚步继续向路边的“面的”走去。我又叫：
“吕月月，你不认得我了？”
“谁呀？”吕月月终于站住了，她看见我朝她走过来。
“我姓海，昨天还和你聊过天的。”
“对不起，我记不得您了。您今天来这儿玩吗？”吕月月敷衍着。
“没有，”我说，“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找我有事吗？”吕月月的口气已明显木耐烦，她大概把我看作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癫蛤蟆了。
“呕，没什么急事。”此时的环境、我自己的心情及吕月月的反应，都与我白天的设想大相径庭，所以预先设计好的问话和答话全部作废，我口齿不清地说：“我，也没什么急事，我就是想跟你约个时间，有些事还是想请您……”
“对不起，我得走了。”吕月月的脸在路灯下惨白惨白的，她很不客气地打断我，“我不认识你。”
我绝望地想再解释一句：“你别害怕，我绝没有任何恶意。”
吕月月带着急于摆脱我的烦躁，说：“你有没有恶意跟我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
她转身上了“面的”，“面的”开走了。最后一辆留在路边的“面的”司机把头探出来招呼我，“咳，要车吗？”我摇摇头。司机骂了句什么，也开走了。
只剩下了我，还有树下歪靠着的一辆自行车。马路上肮脏不堪的车轮的泥印，在黄黄的街灯下，抖动着杂乱的反光。
那天下半夜起了寒流，下了重霜。清晨时，整个儿北京的马路都被化雪冻住了。
我想，这是北京一年中最恶劣的天气了。街上的汽车全都像爬虫一样，小心翼翼地挪动，带着哨声的北风恐怕会把全城的夜生活吹得冷淡无比。所以到了晚上我带了充足的钱，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我想在这样冷清的寒夜，也许老板会允许吕月月和我单独聊一会儿。当然，我照例得请吕月月喝酒。
晚上大约九点钟，我走进皇族夜总会时，却感到有些异样。门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不见领位的小姐出来恭迎，一两个穿西服的工作人员从门厅匆匆低头穿过，也不看我。我满腹疑惑地往里走，竟如入无人之境。走廊上，看不见一位小姐，舞厅里，灯光昏暗，堰旗息鼓。酒吧台边，几个男侍或交头接耳，或呆若木鸡。一个KTV单间的门打开了，能听到里面一个男人高声训斥的声音。我举步过去，那单间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民警，上下打量着我。我问，这儿出了什么事？民警答：这儿停业了，没事的都出去吧。我顿悟到这里一定是被公安局查封了！转身退至吧台，问那几位无所事事的男侍：吕月月可在？男侍七嘴八舌，说吕月月和另外几位小姐都被警察带走了。
“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木知道，大概是分局吧。”
我走出夜总会，夜总会门外人车全无，而大门上的霓虹灯依然妖娆刺目，我心中一片茫然。犹豫了一会儿，我决定去公安分局看看。
从夜总会到分局不过几条街，我顶风骑车用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分局的值班室。我自称记者，向一位年纪不轻的值班干部询问今夜分局是否查封了皇族夜总会，值班干部打电话不知向谁问了问，答曰确有此事。我问是否已经将有关人犯押回分局，答曰未曾见，执行此项任务的特行科的人也未见回来。值班干部猜测，十有八九他们是到皇族夜总会附近的管片派出所去了。
“你是要采访吗？”值班干部随意问。
“我想搜集些这方面的情况。”我胡乱答。
来到派出所，门前果然停着几辆挂GA牌子的汽车，似乎证实了那位值班干部的分析。我向派出所值班民警出示了记者证，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的特约记者证。值班民警看了，像是明白了我求见的目的，马上从后面叫出了一位干部，那人自我介绍说是分局特行科的，问我是不是想采访今夜的行动、我说不是，我是皇族夜总会服务员吕月月的家人，家里刚接到电话说她被带到这里，所以我特地赶来问问情况——她犯了什么法吗？
特行科的干部听我如此说，态度立即官样起来，说：“皇族夜总会长期以来三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已经多次警告教育无效，所以经研究决定予以停业整顿。”
我问：“吕月月本人犯了什么法吗？”
他答：“据我们掌握，皇族的小姐都有三陪的问题。”
我问：“何谓三陪？”
他答：“陪唱、陪舞、陪酒。”
我问：“吕月月据你们掌握陪了什么呢？”
他答：“陪酒。这是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
我问：“有陪酒的证据吗？”
他答：“我们今天当场看见她陪客人坐着，她面前也摆了一杯酒。服务员按规定只能站着服务，不能坐下来，更不能陪酒。女孩子陪酒只是开始，这样陪下去，什么都可能陷。你们作为她的家长，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
我说：“既然你们发现的只是陪酒，那按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答：“这个，我们还要研究。至于她们除了陪酒之处还有什么其它问题，我们目前还在调查。”特行科干部这时忽然意识到面前何许人也，意敢如此盘问执法人员。于是刹住答话，严肃反问：“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说：“我是她表哥，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调查完让她回家。”
他答：“这个，现在还说不准。如果一时查不清，有可能要先把她们收审，到时会通知你们家里的。”
特行民警危言耸听，可他恰恰没料到我这个法盲偏偏对收容审查这个名词有过接触，知其用法。我理直气壮地说：“收容审查是国家规定对一时搞不清住所的流动违法人员采取的审查手段。吕月月有家有业，怎么能收审呢？她犯了法你们处理她也要依法，不依法也是违法。”
民警一时语塞，但依然板着脸，说：“你一定要等你就等着吧，我们现在都在工作，现在不和你谈了。”
他说完像是要走的样子，我越发叫板：“民警同志，最近市里正在要求我们报道一下公安干警在执法时正反两个方面的表现，我希望你ffl不要赶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反面教材。你f（把这几个女孩子带到派出所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们有法律手续吗？”
民警愣了一下，答话的声气虽然照旧威严，但话的内容已经多半是解释了：“我们带她们来是通过她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夜总会三陪的情况，怎么叫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对她们加强思想教育，这才是对她的真正爱护。”
我也适时地放缓口气，说：“这样吧同志，你看，今天这个天气，街上叫个出租车都叫不到，这已经十点多钟了，等再过一会儿，你们让她of怎么回家？她们都是女孩子。”
民警见我态度缓和了，也平心静气地想了一下，说：“你等一会儿，我进去看看他们谈完了没有。”
民警进去了，出人意料地快，竟把吕月月领出来了。一面对她训导着；“你先跟你家里人回去吧。回去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问题，以后可能还得找你。”
吕月月看见我，愣了一下，低头从我身边过去，走出了屋子。我转身向民警道谢。民警说：“你们家里回去也得加强教育，这么年轻，为了那点钱整天陪人家喝酒，不是事儿！”
我暗暗连声地应了两句，急着去追吕月月，在派出所门目追上她。她不理我，上街左顾右盼。没有出租车。我站在她身边，说：“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她说：“我坐地铁。”于是我也不管我的自行车了，就陪她朝附近的地铁车站走。
地铁里没什么乘客，她坐在车厢一角，看也不看我。我坐在她对面，一路无话。
下了地铁又换末班公共汽车，到了永定门外。她住的离皇族夜总会真是太远了。我想，她每天夜里下班光打“面的”的钱，恐怕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块。
走到一个胡同口，她站住了，说：“就送到这儿吧。”
我说；“那好，我回去了。”我知道她必定料想我这会儿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说，告了辞便转身。
“你，娃海是吗？”她终于叫住我，但不看我，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说是。
“你要我怎样谢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你听着，除了钱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你想多了，”我说，“我最初找你不过是想问问关于意大利小提琴那个案子的事。”
“你问它想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想写一个剧本，我觉得这故事不错。”
“嗅，我忘了，你好像是个作家。”
“就算是吧。”
“作家都像你这样好心吗？”
“不一定，不过作家都很好奇。”
吕月月闷了一会儿，终于用眼睛直视我了。她说：“你白天来吧，下午三点钟，就在这儿，等我。”
白天，下午三点，我如约前往。到永定门外时，已找不见昨夜那条冷僻的胡同。夜间清静空荡的街道，此时已被一大片破烂嘈杂的旧货地摊覆盖。在寒流过后的灰白色的阳光下，到处是垃圾一样的旧家具、旧自行车、旧瓷器、旧衣服，甚至破锅破木头都堆出来叫卖。我在这半城半乡的人流中辗转寻找。昨夜的冻土已被无数双脚踩化，脚下污水横流。我片片断断地搜寻着记忆中尚存的关于那个胡同的每一个细部，忽而明了忽而依稀。正在焦灼之际，身后忽有人唤。
“海先生，早来了吗？”
我回头去看，正是吕月月。从装束上看，像是出门才归。我问：“你出去了？”
吕月月不苟言笑，只简短说：“啊，跟我来吧。”她那张标致如画的脸上，依然冷淡如冰，头也不回地引我透迄前行，穿过地摊，走进胡同，又进了一个院落。我们低头穿过悬挂在院里晾晒的万国旗一般的湿流派的衣服和床单，来到最角落里的一个矮檐下。吕月月掏着钥匙开门。门打开后她进去了，并没有招呼我，我自己跟了进去。
这屋子很小，一张床，靠墙的床边用木板架着一个箱子，箱子上摆着镜子和梳子擦脸油之类，门口有一只小的铁炉子和一堆蜂窝煤，地上放着脸盆和拖鞋，以及两个无漆的小凳。除此再没有别的家具。因为窗户太小，又糊了一层白纸，屋里很暗，吕月月进屋便先开灯，然后捅炉子。炉子灭了，她扔下通条，看着我说：“灭了，我呆会儿就得上班了，别生了，你冷吗？”
我问：“你们歌厅不是被封了吗？”
“我们老板托了托关系，今天又让我们开了。”
“那你晚上下班回来怎么办，回来现生火？”
“不用，我习惯了。”
我脱下羽绒服，说：“我帮你生上吧，我会。”
吕月月没有反对，于是我帮她生上炉子。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烧蜂窝煤的，生炉子的方法我还记忆犹新。吕月月从邻家借了一只炭煤和几块劈柴，我烧火，很快屋里便有些暖气了。吕月月坐在床上，看我。
“关于那小提琴，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来龙去脉，都想知道。”我说。
“那是个很罗晓的案子，三两句说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叫随到。”
吕月月低头，半晌不语，我也低头，去看炉子里渐渐烧红的煤眼。
吕月月说：“你要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跟你说。”
我说：“什么条件？”
她说：“第一，你的剧本写完后要给我看，我讨厌无中生有的东西。”
我说：“这没问题，写完一定给你看，你要我怎么改，都行。”
“第二，这个案子你可以听，可以写，但剧本不能拿出去发表。你不是就为了好奇吗，那我满足你的好奇心，但你不能拿这故事去赚钱挣稿费。”
我一下犹豫了，“为什么？”
“你不同意就算了。谢谢你昨天送我回来，谢谢你今天帮我生炉子。”
吕月月把头歪过去看墙上的挂历，我说：“我没说不同意，我只是想问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我不愿意拿自己去充做人家作品的角色。我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我不想有人打扰我。除非我死了，那你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
我咬了咬牙，决定先应下来，“好，”我说，“我同意。”
吕月月转过脸看着我：“你发誓吗？”
我说：“我发誓，我保证……”
“拿什么保证？”
“…拿，良心！”
吕月月的眼睛一动不动，好半天才垂下长长黑黑的睫毛，“但愿还有良心这东西。”她说。
“那，你看，我以后就到这儿来找你吗？你白天都在吗？”
“我每天下午在，上午我有事要出去，你要来就下午来吧。三点以后，我们可以谈一个多小时。我七点上班，五点就得从这儿走，路上还得吃饭。”
我看了看表，已经快五点了，似乎我应该告辞了。我说：“吕月月，我向你做了保证，你能不能也保证一下呢？”
“我保证什么？”
“保证不反悔。”
吕月月笑了一下，在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像个普通人那样对我笑。她的笑很迷人。
“当然，我不反悔。”
“那我明天就来行吗？”我趁热打铁。
“行。”
于是我们从第二天就开始了这场双方都必须守约的访谈。吕月月除了晚上在夜总会上班外，每天上午都照例出去有事，是什么事我开始并不知道，也不便去问。有时候她下午也不回来。我们断断续续谈了两个来月，从我的访问记录上看，一共谈了二十六次。记录都给她本人审阅过。我因此也终于放弃了那个与名家共荣的系列剧创作的机会。遵照我自己的诺言，对吕月月的访谈记录一直没有发表。而这些记录在今天终于面世的原因，我以后自会给读者一个交待。
海岩：吕月月，在咱们开始谈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上次我去公安局找伍立昌同志的时候，听传达室的一个老同志说你上过大学。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
吕月月：中国刑警学院，就是沈阳的那个，我学的是刑事侦查专业。
海岩：女同志学这个专业，让人觉得豪情壮志，很传奇。
吕月月：但愿时间倒转，让我重选一次。
海岩：你毕业多久了？
吕月月：两年多，快三年了。
海岩：毕业后直接分配在公安局侦察处？
吕月月：先在派出所实习锻炼了一个月，然后就分到处里了。
海岩：搞侦察工作是否像电影里那样，特别刺激？
吕月月：得了吧，繁琐枯燥。刚去的时候每天主要是听电话，做记录，帮老同志按材料。另外就是帮人做些调查取证工作。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处搞的一个经济案子，派我去查一张发票。我在那个公司蹲了半个月，天天翻发票本，一天十多个小时，一张一张翻，翻了半个月，你想想，刺激吗？到最后也没翻出来。
海岩：你接触这个小提琴案是在什么时候？
吕月月：小提琴丢的时候我还上大学呢。当时是我们队里一个老同志管这个案子，他叫焦长德，从二十岁起，干了四十年刑警。这也是他退休前接手的最后一个案子，一直就没破。这种案子一时破不了是很正常的，可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他这四十年结束了很想给自己划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结果没划成，连句号也不是，是个省略号。
海岩：这种老同志，我倒挺理解的，也许是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十来岁，所以对这种老同志的心态，多少理解一些。
吕月月：就是，老焦退休以后在家也呆不住，又跑出来补差，可他干刑警四十年，除了和罪犯打交道其它什么也不会，只能又跑到我们队里帮忙做档案清理工作，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块钱，还不如我现在在歌厅一天的小费呢。不过老头儿对我挺好，特喜欢我。因为后来他得了心脏病住医院，每次给他送退休金都是我去。
海岩：他退休以后，这个案子是不是就由你接手了？
吕月月：哪儿啊，这案子老也破不了，就给挂起来了。后来又重新技班子搞的时候，是我们刑警队伍队长挂帅。现在他也当上副处长了。这是大案子，我们这种新来的大学生，只能打打下手，跑跑龙套。
海岩：这案子怎么又重新搞起来的？是哪年的事？
吕月月：是前年吧，我记得是五月份的事，伍冬冬他们小学里搞红五月音乐会。他爸爸，啊，就是伍队长，说是局长有事召见，去不了，让薛宇替他去，薛字就拉上我去了，我记得那是星期天。
海岩：薛宇是什么人？
吕月月：我们刑警队的，也是个大学生，警官大学毕业的，比我早两届。那天伍冬冬有个节目，他们十来个孩子一起来了个小提琴齐奏。冬冬是他们学技音乐小组的，他们拉的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意大利小提琴，他们拉儿童小提琴。不过冬冬那年十岁了，可以技成人的那种小提琴了。那天我还答应以后送他一个成人的小提琴呢。我特喜欢冬冬。
海岩：你刚才说，这个案子是前年五月份又重新搞起来的，对吗？
吕月月：嗅，对，我知道我现在说话特爱走题。可能是干歌厅干的，整天陪那些客人喝酒，聊天，没话找活，我过去并不是这样。那天音乐会散了以后，我们把冬冬送回家，小薛说请我去吃“麦当劳”，结果到了“麦当劳”，刚买了两份“巨无霸”，队里就用BP机呼薛宇，让他马上回去。
我和薛宇一起回到处里，看见处长、队长，还有我们副队长李向华，还有我们队里的刘保华、纪春雷他们都在。我们到了以后就开会。伍队长说月月你也坐下来吧，你手里现在不是没什么事吗，一起参加这个案子吧。跟着大案子走一遍，比总搞一般化的小案子进步大。这案子原来没我事，是伍队长临时决定让我参加进来的，说是跟着学学。看得出伍队长那会儿是挺培养我的。
我就坐下来了。说实在挺高兴的，跟我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分到其它处、其它队的，我知道都没参加过什么大案子的工作，所以我挺高兴的。
后来就开会，先是由处长介绍情况，他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前不久有个小提琴被窃案？队里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说记得，就是老焦搞的那个案子。处长说，今天香港警务处发来一个情报，那把小提琴可能被一个古董商卖给香港一个有名的黑社会组织潘氏家族的手里。前几天潘氏家族和天龙帮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火并
……天龙帮你知道吗？
海岩：不太清楚。
吕月月：也是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黑社会组织，一说天龙帮很多人都知道。那次火并，天龙帮占了上风，毕竟它的势力大得多。香港警务处认为那次火并和那把该死的小提琴有些关系。火并之后，小提琴究竟是在潘家还是已经到了天龙帮手上，不清楚。香港警务处的情报主要是说，潘氏家族准备让潘家的小儿子潘小伟到大陆来避避风，免得被天龙帮干掉，因为潘家小儿子年龄还小，而且他父兄很宠他，一直不让他参与黑道上的事。
这个情报是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传过来的。当夭市局领导就把我们处长和队长都召去了，要求把小提琴的案子重新组织班子搞。因为小提琴的下落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也就是说有了一个线索，而那个要来大陆避风的潘家的小儿子，当然就是线头了。
海岩：香港警务处怎么就肯定这把小提琴准在这两家手里呢？
海岩：他们说这把琴在大前年泰国的一次私人文物拍卖会上露过面，卖主没透露身份，开价一百三十七万美元，但没有买主。港警判断卖主是潘家的掌门人播大伟，就是潘小伟的大哥。
海岩：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案子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吕月月：你当初想象是什么样呢？
海岩：也没想多具体，总之原来想象比较简单，至少没这么大的背景。你看这案子还没开始呢，已经这么大动静了。
吕月月：要不说人为财死马为食亡呢。就这么个一尺多长的小玩意儿，就值一百多万美元，按咱们这儿的黑市价得一千几百万人民币。
海岩：问句玩笑话，你闲着没事现在也炒美元吧？
吕月月：我可没那个工夫，也没那个本事。老是听去我们歌厅的那帮大款们念叨这些，所以也就懂点。
海岩：我开玩笑，咱们接着聊。
吕月月：后来我就参加这个案子的工作了。我们副队长李向华还有其他几个人，头两天天天到机场去堵潘小伟。谁都没见过他，就光凭着港警提供的一张传真照片和一点文字资料，挺费劲儿的。机场我没去，队长让我在家熟悉一下这个案子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焦长德搞的，虽然他没把这个案子破了，可毕竟是老刑警，材料都搞得很细，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提琴被窃的现场勘查材料立了一个卷，后来的调查材料立了一个卷，证人证词立了一个卷，那个小提琴的文物鉴定材料也有一大卷，都编辑得很专业。
海岩：要不怎么值一百多万美元呢，这种小提琴我想也少不了有一大堆身份履历之类的证明。
吕月月：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是十七世纪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手工制作而成的。在国内仅存一把，据说在亚洲也就这么一把。被艺术界和文物界视为无价之宝。当时被窃以后，老焦他们还真是做了不少调查工作，就是没有结果，当时就估计这玩意儿已经不在国内了。因为在国内这东西不可能交易，也没这种市场。偷的人准是在下手之前就琢磨好了怎么带出去。说实在的，换上我我也能带出去。出境时就说是自己拉的提琴，海关是不会拦的。而且没有专门的文物鉴定知识，也未必看得出这东西的出身。你看《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王起明，不就背着自己的大提琴去美国了吗，没人拦也没人查。
海岩：对公安我完全是门外汉，不过我想，凭香港警署的这么一份情报，你们就能把提琴追回来吗？听起来好像有点玄，你们当时怎么入手呢？
吕月月：当时我们信心都不足，薛宇的牢骚最大，香港这情报还不知是真是假，他说咱们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小提琴在香港，港警尚且没本事拿到它，咱们怎么拿？第一，小提琴在不在潘家或是天龙帮手上，港警只是个分析，分析在，没准儿不在。第二，就算在，潘家小儿子潘小伟知道不知道这码子事，也说不准。第三，就算他知道这琴的下落，～来他轻易不会告诉我们，二来告诉了你你也拿不着。况且，潘小伟是不是真的来了大陆，到了北京，也得两说着，反正那几天都在机场堵，根本没见他的影儿。
薛宇这人特聪明，脑子绝对够用，就是嘴不好，太尖刻，太认真，什么事看得太明白，这又是毛病了。这样容易招人烦，我过去也这样，什么事都喜欢评个是非，说个一清二楚，其实才傻呢。你看人家纪春雷，三十多岁了就是比我们多吃几年咸盐，什么事都不抢在头里说，别以为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他看出来了但不先说。什么事都表现得木油一点，给人的感觉才厚道呢。结果薛字让李队长李向华给闷了一顿。说你年轻轻的就你明白是怎么着，局里已经定了这案子要拉班子重搞，你怎么还这么多话。这要是战争年代非拉出去毙了你不可，整个儿一个动摇军心。其实李队长也没什么信心，我就听他私下里跟伍队长说这案子绝对是个望山跑死马的活儿。
海岩：那你们队长有什么办法？
吕月月：队长是这个案子的总负责人，这案子又是局里甚至公安部亲自部署交办的大案，他当然不能当着下面的人说泄气的话，还得不停地鼓劲儿，做我们的工作。机场不是没堵上吗，我OJ基本上都认为可能是香港的情报不准确。李向华后来也是这个观点，他说甭迷信香港人英国人，连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有看走眼的时候呢，前两年不就愣说咱们银河号轮船上藏着化学武器吗，结果在全世界面前现了个大眼。这几天在机场我们是通过边防检查站在查验旅客护照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对着潘小伟的照片查的，确实没见着。
可伍队长不死心，说这案子目前就这么一个线索，别轻易就丢了。对香港的这份情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让我们把那几天机场入境通道上的安全监控摄像的录像带都借了来，凡是从香港来的航班都看。他觉得，潘小伟既然是躲避天龙帮追杀才来大陆的，很可能是化名化装入境，边境检查站很可能已经让他漏进来了。
后来的两天，我和纪春雷整天整宿地在黑屋子里倒着班地看这些录像，颠过来倒过去地看。一个人看六个小时，另一个人睡觉，后来看六小时受不了，改成三小时一换。后来小薛没事的时候就过来帮我看，让我的眼睛休息休息。这可不是看电影，就是一拨一拨的人往里过，太枯燥了，看一会儿眼睛就走神了。看了两天，没找出来。
海岩：那怎么办呢？
吕月月：后来伍队长来了，你说巧不巧，他往那儿一坐，才二十多分钟，就给找出来了。那段录像我们也看过两遍，那张长发披肩留小胡子的脸在人缝里闪了一两秒钟，我们都没注意，让伍队长看出来了。不过我到现在还觉得是让他给蒙上的，巧劲儿，伍队长可是特得意，他说你们不好好看看，他那胡子多假呀。
海岩：是假胡子？
吕月月：假胡子假头套，你等等我给你找他的照片。（吕月月翻自己的皮夹）——你看，这就是他，就是那次来照的，这是参观天安门的时候照的——长得精神吗？
海岩：
啊，相当精神。他有多大了？
吕月月：你看呢？
海岩：
二十岁左右吧。
吕月月：他显小，那年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
海岩：
那今年应该是二十三岁了，可看上去并不比你大。
吕月月：我比他还大一岁，按月数也就大半岁吧。唉（她看着照片叹了口气），长得是挺精神的。
海岩：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本人的？
吕月月：（看着照片，又叹了口气）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其实，这些事都过去了，再谈也没什么意思了。
海岩：
别呀，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答应跟我谈的，听你谈这些我觉得特有意思。
吕月月：明天再谈吧，今天都谈了一个多小时了。我现在心情不太好，明天再谈吧。
第二支交谈
海岩：咱们接着昨天的谈，你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吕月月：无所谓好不好，我现在很不……心情好一阵坏一阵。
海岩：昨天你说到伍队长在机场安全监控的录像里侥幸地发现化了装的潘小伟，后来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吕月月：我们先是把录像里的那个小胡子和潘小伟的照片做了技术上的对比鉴定，证明这人正是潘小伟无疑。接下来我们查了那天的客人入境登记单，他果然没有用自己的真名。我们仔细研究了当天那个航班的所有旅客入境登记单，初步判断一个叫尼格拉斯的人，就是他。
海岩：
真不容易。
吕月月：证实了潘小伟确实到了北京并不意味着任何成功。但能得到这个证实仍然使我们很高兴，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包括薛宇在内，都很振奋。连那时候住在医院里的老焦，听说小提琴案又有进展，立马就写了封信给历队长，要求出院参战。那信后来伍队长给我们看了。老焦确实是动感情的，一个干了四十多年的老刑警，突然退下来，变成旁观者，心里头实在痒痒，何况他过去在这案子上实实在在是花了不少心血，所以他的心情我们也都挺同情的。可伍队长看了信非常生气，说得查一查谁那么嘴快和老焦说这个事。他说他最了解焦长德，这人忒“轴”，“轴”你懂吗？就是太死心眼儿，心太重，这个小提琴案至今没破，是老焦的一块心病。老焦心脏不好，最忌激动，甭管是生气还是高兴，一激动就容易犯病，伍队长说你们专拣这种事刺激他，是嫌人家活得太长了是怎么的。我知道这案子有进展的事是小薛那天晚上去医院看老焦的时候随口说的。当然我不能出卖他。
海岩：你和他一起去的吧？
吕月月：那天我去给老焦送退休工资，薛宇是陪我去的。
海岩：
月月，我问一句唐突的话，薛宇对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好感？
吕月月：嗯——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海岩：
因为昨天和今天你多次谈起过他，我感觉，好像他对你特别关切，特别想接近。我也是随便问问。
吕月月：（沉默了约一分钟才说）小薛—…·他是对我不错。嗯，咱们不说这个问题行吗。
海岩：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私事，我无权打听。我只是通过和你这两天接触，觉得你是个很特别的女孩。所以对你个人感情方面的经历有点感兴趣。你别介意。
吕月月：是的，薛宇对我是不错，他喜欢我，可我并没有承诺过什么。我没向他承诺过任何事，我是觉得他人挺好，可我跟他从来没有过任何事。
海岩：对不起，月月，你别激动，我只是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我是想咱们聊天可以轻松一点，不一定无聊案子，也可以聊聊生活啦，同事啦什么的。随便聊，啊，那咱们还是接着聊案子吧。后来那潘小伟怎么着了，怎么找着他的？
吕月月：也许，也许薛字应该恨我，毕竟，也算我对不起他吧……
海岩：
呕——薛宇，我想你肯定也有薛宇的照片吧，我能看看吗？
吕月月：（从箱子里翻出照片）唉……你看吧，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张，他照相喜欢严肃。
海岩：和潘小伟相比，我觉得还是薛字显得成熟。
吕月月：他是比潘小伟大两岁。
海岩：薛宇的照片你是一直藏在身边吗？还有潘小伟的照片，你是因为要跟我讲这个案子准备拿给我看才找出来的，还是一直就把他们两个人的照片藏在身边？
吕月月：（沉默了片刻）也许女人都是需要男人的，需要男人理解，需要男人保护，需要男人靠近自己。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男人。其实不过是一时的状态，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男人。这是女人的本性。
涌岂：
你是不是说，你现在离不开照片上的这两个男人？
吕月月：……应该说，我是离不开这两个男人的照片。
海岩：
两个你都离不开吗？男人常常同时喜欢多个女人，而女人大多一个时期只喜欢一个男人。
吕月月：总觉得……我都欠了他们……
海岩：
你愿意具体谈谈吗？
吕月月：嗯—…·我想，咱们还是谈案子吧。
海岩：
也好，咱们谈到潘小伟已经入境，而你们又必须尽快找到他，是吗？
吕月月：对，潘小伟在北京肯定得住饭店，我们通过公安局外管处查各饭店报的住客临时户口登记，查潘小伟和尼格拉斯两个名字，结果在天龙饭店查到了他，他用的是尼格拉斯这个名字。
那天查到他的住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我们都还没吃饭。队长说得先去天龙饭店看看。他叫上纪春雷和我跟他一起去，薛宇说他现在没事，而且也不饿，也跟去了。我们大约七点多钟到了天龙饭店。进门到总服务台，装作访客的样子打听尼格拉斯是否在房间。结果总服务台的小姐查了一下电脑，告诉我们尼格拉斯先生已经在两个小时以前结帐走了，去向不明。
海岩：
你们真不顺利。
吕月月：我们马上通过饭店的保卫部把他的住宿登记内容从电脑里调了出来，除了姓名、年龄、国籍和他的回乡证及信用卡的号码外，没别的记载。信用卡是一张维萨金卡，是信用授权最好的卡，真正有钱的人才用的。从登记时间上看，他是前天下午入住的，时间和机场录像摄取时间吻合。说明他是下了飞机直接住进天龙饭店的。从存底的帐单上看，他这两天的晚餐和早餐是在这儿吃的，没有吃中午饭的消费记录，看来他白天是出去了。在饭店吃的那几餐全是一个人自斟自饮。因为从帐单上看，点的饭菜只是一个人吃的量。
他住的房间在七层。很巧的是，当天七层的中班服务员没来，由白班服务员加一个替补中班。我们就通过保卫部把这个白班服务员叫来，向他询问情况。
询问的地点就在保卫部办公室。白班服务员被叫来时显得有些紧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我们故意问得很轻松，使他镇定下来。他告诉我们尼格拉斯先生这两天白天都不在饭店，每天大约九点多钟出去，下午四五点钟回来。没什么本地人和他来往。他的随身行李只有一个皮箱。服务员说，今天早上尼格拉斯起床后曾向楼层领班投诉，说昨天晚上十点多钟有妓女往他的房间打骚扰电话。领班答应将情况向饭店保卫部反映。陪同我们的保卫部经理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接到楼层对这个情况的报告。我们又问尼格拉斯今天离店的情况，服务员说尼格拉斯先生今天是将近五点钟回来的，回来后马上结帐离店了。
“你是亲眼看见他回来后立即离店的吗？”我们队长这样问服务员。
“没错。”服务员很肯定，“他没叫行李员，自己拎着皮箱乘电梯下楼去了，我看他年纪木大住高级饭店别是骗子，所以马上打电话到前台结帐处，通知他们708号房客人要离店，然后我又赶快进他房间检查他是不是用了冰箱里的饮料和迷你吧的洋酒。因为要是迷你吧酒水跑帐，得扣我们服务员的奖金。”
“尼格拉斯先生这两天晚上都出去吗？”
“我是白班，晚上的事得问夜班，不过夜班今天没来。”
看来也问不出什么了，于是伍队长说谢谢你了，耽误你工作真对不起，你可以回去了。服务员被这样客气了一下，很高兴，走时又主动献计说：
“你们可以再去问问他的朋友，他朋友还没离店，就住在711房间，就在尼格拉斯先生斜对面。”
什么！他还有朋友！服务员无意中说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潘小伟不是一个人，还有人与他同行。我们都不禁为之一振！
海岩：会不会是他的保镖？
吕月月：我们想也是，这个所谓朋友，很可能就是潘氏家族派来保护这位少主人的保镖，而且这个保镖表面上并没有尾随在主人的身后，至少不跟他同桌用饭。
这下服务员走不了了，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的样子，这两天的行踪，怎么知道他是尼格拉斯先生的朋友……
保卫部的人也很快从前台查到了这个住在711房间的客人的姓名，他叫罗依，一个不中不详的名字，三十六岁，也是前天从香港入境的，持港澳同胞回乡证人住饭店。进店时间和尼格拉斯一前一后，相隔不过几分钟。服务员在描绘罗依的时候，把他说成一个阴郁的瘦子，皮肤不白不黑，暗暗的，“就是看着脏了巴卿的那种”，服务员这样形容罗依的肤色。
“他们是同一天开的房，差不多前后脚上的楼，我开始以为他们不认识呢，两人平时也好像不在一起。”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尼格拉斯先生的朋友呢产’队长问。
“今天上午尼格拉斯先生走了以后，我去打扫他的房间。按规定我们服务员进房都得打一下门铃，可我知道客人已经走了，所以打完门铃就马上用钥匙把房门打开了。进门一看，那瘦子在里边呢。”
“他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不是他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
“那肯定是尼格拉斯先生让他进去的。”
“这是你的分析吧？”我们问服务员。
“嗯……我想肯定是吧。我一进房间，我问他先生可以为您打扫房间吗？他说可以。我就进去了，我说先生您是住711房间吧？他说是的，他说他和尼格拉斯先生是一起的。”
“他还说什么？”
“我打扫卫生，他就走了。临走时跟我说，呆会儿尼格拉斯先生要是来电话找他的话，让我告诉尼格拉斯先生他已经下去了，让他到LB（大堂）找他。”
“后来尼格拉斯来电话了吗？”
“没来。我打扫完房就走了。不过后来晚上尼格拉斯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就说你朋友上午在你房间等你来着，后来让你上大堂找他去。”
“他说什么？”
“他开始问是哪个朋友，我说就是住7if的那个。他开始还犯愣，后来想了想，说唤。”
“紧接着他就离店了吗？”
“对，他进房也就十分钟吧，就离店了。这当中我还进了他一次房，给他送洗好的衣服，他有一件西装早上交给我们去洗的。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还接到尼格拉斯先生打来的一个电话，问他的钱包是不是丢在房间里了，电话是我们夜班主管接的，我当时正在做夜床呢，主管找我，我们一起去的708房间，他的钱包确实丢在房间里了。后来我跟主管说我下了中班回家“正好路过港华中心，可以给他把钱包送去，我们主管说行。”
“尼格拉斯现在住港华中心？”
“啊，他说他住港华中心，住407房间。”
听服务员这么一说，我们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潘小伟没走远，就在不远的港华中心大酒店。这时候伍队长决定马上结束对服务员的询问。
“钱包呢，你交给我恻B。”
“钱包，我已经给711房那位客人了。”服务员说。
“给711房间客人了？”我们问：“你不是说你下了班给他送去吗？”
“后来我给711房做夜床的时候，我跟他说了尼格拉斯先生丢钱包的事，他说你不用送了，他马上也要搬过去，把钱包带过去就行，后来我就把钱包给他了。”
“他知道尼格拉斯住什么地方吗？”
“我告诉他了，港华中心407。”
在一旁听着的保卫部经理厉声批评服务员不该私自将钱包交给不摸底细的人，“万一他是骗子呢，万一他带着钱包溜了呢，丢钱的客人再来找饭店，你负得了责任吗？”
服务员似乎一点也不意识自己的愚蠢，眨着眼睛不说话。保卫部经理一劲跟我们解释，说酒店对客人遗留物品都有清点登记认领等等一系列规定，对员工也都进行过培训。服务员把钱包胡乱给人纯属破坏规定责任自负，当然今后管理上也要加强等等，絮絮叨叨。我们这时已无心再谈下去，因为从服务员叙述的情况看，潘小伟行色匆匆，丢三落四，像是有点受惊的样子。而那位“看着脏了巴卿”的瘦子，听到后来，似乎也并不像是潘家的保镖。总之潘小伟和瘦子的形状都有点怪。
从天龙饭店一出来，一直往西，我们在车上挂上警灯，连闯几个路口，直扑港华中心。
港华中心的全称好像叫北京港华中心瑞典酒店，一听这名就知道是瑞典人管理的酒店。我们进店先找保卫部，这时差不多九点钟了，保卫部经理已经下班。部里还有一位值班员，是个主管级的干部。他帮我们在前台查了一下，果然，潘小伟住在407房。又通过客房部查了一下，楼层服务员说客人正在房间休息。
伍队长这时就用饭店保卫部办公室的外线电话和处长通话，把情况说了说。总之是人已经找到了，按照局里领导和处里领导原先研究好的方案——人一找到，先公开接触，以警方身份直接询问小提琴的下落，然后根据潘小伟的反应再决定怎么做工作。所以处长当即在电话里拍板，为防止潘小伟再度搬家造成失控，今晚——确实时间晚了点——就由伍队长出面与潘见面。
饭店保卫部的那位主管建议：因为已经晚上快十点了，为了礼貌，是否先打电话到潘的房间，约他下来到会客室见面。伍队长说不行，万一姓潘的不想见的话，一接电话准开溜，所以只能把他堵在房间里，不想见也得见！于是我们让保卫干部带路，直接就上了四楼。
楼道里空空的没人，从一些客房的房门里，能传出客人的说笑和电视节目的声音。407房的房门紧闭，里边没有一丝声响，保卫干部敲门，无人应声。打门铃，也无人应声。小薛上去，用力按门铃，门铃叮当作响，反复多次，屋里竟无一点动静。伍队长当机立断，令保卫干部用万能钥匙强行开门。
保卫干部脸都白了，哆哆喀佩地好半天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里边有灯光，薛宇推开保卫干部，第一个进去。我跟在他后面，就听见他喊了一声，接着就是倒下来的声音，我们全都知道不好，赶快往里冲。我看见潘小伟穿着睡衣，圆睁双眼，两手举着客房里的一个立式的木头的衣架，小薛已经让那衣架给打倒在地了，是一下就给打昏过去的。我和伍队长拿着手枪指着潘小伟，伍队长大喊一声我们是警察你别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膝盖抖得控制不住，腿肚子都抽筋了。因为这是我从警院毕业以后，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碰上这种阵势。我不是害怕，真不是，我一点不害怕。我们好几个人，都有枪，没什么好怕的。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也可能就像一个新兵第一次听到枪炮声——不是在电影上啊——就控制不住打哆咦，紧张，也可能是激动，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激动！
潘小伟这会儿看上去比我还紧张，他确实是受惊了，看着我们，举着衣架子，既不进攻，也不退却，那架势是跟我们对峙。我当时也不知道跟哪儿借的胆儿，用枪使劲顶着他的太阳穴，我喊，你放下来！他歪着头把衣架子放下来了。我拿枪顶着他，我们队长连忙蹲下来去看小薛。
这时我们都发现，地上横着的，不光是小薛，在墙角里还有一个人，瘦瘦的，确实，是一个“看着脏了巴卿”的昏迷了的男人。
第三次交谈
海岩：吕月月，昨天你说到在港华中心瑞典酒店407房间里还有一个昏迷的男人，然后就打住不说了，我都觉得你真像一个说书的，说到关键时刻，就把扇子一合，且听下回分解了。
吕月月：不是我吊你胃口，因为昨天时间已经太晚了，我还得吃晚饭，结果还是迟到了。
海岩：迟到要扣奖金吗？吕月月：我们主要是靠小费的，本来也没什么奖金，迟到了要看你和老板的关系，总迟到，关系又不行，那就只有炒鱿鱼吧。
海岩：说明你和老板关系还行。
吕月月：那倒不是，可能是我对歌厅还有点用吧，有些老客户是冲我来的。
海岩：可你在这家夜总会干的时间并不算久啊。
吕月月：那帮家伙，哪家夜总会有新面孔，他们都知道。海岩，我不想总谈夜总会。溶岩：好好，我们还是说港华中心，那个昏迷的男人究竟是谁？
吕月月：其实我昨天等于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罗依。
海岩：啊，就是那个看着有点脏的瘦子吧？吕月月：薛宇和罗依是一同被送进公安医院的。薛字第二天出院，脑袋上肿起一个大包，医生说可能有轻度脑震荡。罗依头部有硬伤，是茶壶砸的，凶手也是潘小伟。
正如我们曾经怀疑的一样，罗依和潘小伟并不是主仆关系，他不是潘家的保像，恰恰相反，是天龙帮老板冯世民手下的干将白头阿华的马仔。阿华名叫林国华，因为长了一头白发所以人称白头阿华。罗依是他派过来追踪潘小伟的。
海岩：天龙帮是不是想干掉潘小伟？
吕月月：天龙帮的意图是什么，罗依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们急于想知道的事情。在第二天早上，罗依神志已经完全清醒，征得医生同意，李队长和纪春雷一起审问了躺在病床上的罗依。实际上李队长和纪春雷在医院已经等了一夜，直到医生说你们可以进去问他了，才开始审问工作。
对罗依的审问进展得十分艰苦。这种黑道上的人是不会轻易把家门里的事情吐露给警方的。但是中午我们那两位审讯专家回家时仍然带回一些成果。罗依承认他在冯世民的公司里做事。这次从香港到北京是按公司的安排，来找潘小伟谈谈，向他询问意大利小提琴的下落。罗依说这把小提琴是冯世民的财产，被潘小伟的大哥播大伟巧取豪夺。在事实面前罗依承认他在潘小伟白天离开天龙饭店以后，到饭店总服务台冒充尼格拉斯取了潘小伟交到那里的客房钥匙。总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见他持有饭店的房卡，也就是住房证，就把钥匙给他了，疏忽大意没有仔细验对房卡上的姓名和房号。罗依拿了钥匙打开潘小伟住的房间，搜了潘的行李物品，没有找到小提琴。小提琴虽小，但也不是个好藏好掖的东西。在他搜完行李的时候，恰逢客房服务员开房打扫卫生。罗依向我们承认随便进入他人房间是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虽然未曾偷拿半点钱财，但他仍表示愿意接受警方处罚。
罗依交代，那天傍晚他在自己房间里听见斜对面潘小伟的房间门声响动，便在门镜中偷看，看见潘小伟提着行李从他门前路过往电梯方向走。猜想这位少爷要溜，于是赶紧跟踪上去。潘小伟是先他一个电梯下楼的。等他追到大门口时潘小伟已经不见踪影。他没想到晚上碰见楼层的服务员，竟然知道潘小伟的去向。他马上表示可以代服务员去港华中心送还潘的钱包。服务员开始不肯，说不麻烦了，他下班正好路过自己去一趟就行。他当然知道服务员送这一趟钱包自然会得到不薄的小费，于是就拿出了两百块钱塞给服务员，说是替尼格拉斯先生表示感谢，服务员马上就把钱包给他了，并且告知了潘小伟的房号。
罗依说他是九点半钟赶到港华中心的，他到407房间找潘小伟交涉，发生争执，潘动手用桌上的茶壶砸他头部，以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从时间上看，罗依恰恰是在我们上楼找潘小伟的前几分钟进入潘的房间的。
海岩：潘小伟不是偷偷来大陆避风的吗，天龙帮居然马上知道他的动向，派人追踪而至，可见神通广大。吕月月：潘小伟到北京避险，是他大哥一手安排的，做得极为缤密。但是黑帮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扑朔迷离。潘小伟的行踪是怎么被天龙帮探知的，至今我们都不清楚。
海岩：我看潘小伟的照片，面相上倒是清俊单纯，像个学生。没想到出手这么狠，三下两下就把罗依撂乎，不愧为黑帮子弟！
吕月月：在审罗依之前，也就是那天的当天晚上，伍队长和刘保华审了潘小伟。潘小伟的说法和第二天罗依说的，完全不一样。潘小伟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也承认了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天龙帮的加害。他说他离开天龙饭店搬到“港华”，是因为发觉被人跟踪，他的房间也被人翻动。他以为换个地方住就万事大吉了。不料在他快离开房间时服务员送来了他早上交洗的西服。其实这西服中午就洗好了，但服务员并不送回房间，因为只有等到客人回来了再送才可能得到小费。潘小伟付完小费又忙着收拾行李，行色匆匆地忘记带走付小费时拿出的钱包。恰恰是这个钱包暴露了他的去向。他在港华中心下了出租车就拿不出车费，他已经身无分文。出租车的司机以为他是骗子，揪住不放，把车横在饭店门口不走。在饭店打公用电话都要钱，于是他求助饭店的大堂副理打电话到天龙饭店询问钱包的下落。没料到这个电话把罗依给招来了。罗依送来的不是钱包，而是一根很细的钢丝绳。他假冒饭店服务员说是送一个访客留言，赚开了房门，进门就用细绳扣住潘小伟的脖子想把他勒死。结果不巧勒在了下巴上，就差这么一寸，潘小伟侥幸活命。挣扎之中，抓到桌上的茶壶给了罗依一下，开了罗依的瓢儿。大概也就是这时候，我们来了，敲门，潘不敢应声。他当然不敢应声，我们就自己开门。这时候潘小伟是惊愧未定，顺手抄起一个立式农架，谁进去他打谁，薛字第一个进的，潘小伟一看不是服务员，又能开门，准不是好人，然后薛字就轻度脑震荡了。
海岩：那你们分析，究竟潘小伟说的真实呢，还是罗依讲的真实？吕月月：当然是潘小伟的真实。第一，合清理；第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那根细钢丝绳；第三，潘小伟的下巴上确有一条钢丝绳勒出的红印，他不能没事自己勒自己吧。
从已经发生的全部情况分析，我们判断，天龙帮派罗依追到北京，首先是要找那把提琴。他们大概怀疑潘家把提琴让潘小伟带出香港了。当罗依发现提琴并不在潘小伟手中以后，就决定除掉潘小伟，大概至少以此能再次向潘家显示天龙帮的法力无边吧。天龙帮和罗依本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过分小看了潘小伟，以为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捅就得死。没料到潘小伟能置死地而后生。
海岩：有一点不知你们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这把小提琴究竟是潘大伟在古董商那里买下来的，还是真的如罗依所说，是从冯世民手上巧取豪夺的？
吕月月：根据后来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琴是潘大伟从古董商那里直接买来的没错，但是在这两年潘冯两家的势力较量上，潘家越来越处于劣势。为了和天龙帮修好，潘大伟在去年把这只小提琴作为寿礼送给了冯世民。可不久前天龙帮的一个小兄弟叛变投靠了潘家，不知轻重地偷了这把小提琴作为给潘家的见面礼，激怒了天龙帮，无论潘家怎么解释，还是爆发了一场大火并。火并虽因偶然误会而起，基础还是积怨多年的利益冲突。由此看来，罗依的交代也不是无中生有。
海岩：那这两个人，潘小伟和罗依，你们怎么处置呢。
吕月月：罗依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地点又在北京，中国政府有司法管辖权，后来这个案子结束后，罗依被依法起诉，怎么判的我不知道。
海岩：潘小伟呢，怎么处理？
吕月月：潘小伟没有犯罪，我们不能对他采取任何法律措施。他在香港也没有任何案底，也就是说，算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香港同胞来大陆旅游观光，那当然只能让他回饭店住。于是问题来了，我们想通过他找到小提琴的线索，所以得看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可又不能任意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海岩：可不是吗，现在是法制社会，潘小伟又是香港同胞，我想象得出是很难处理的。
吕月月：在审完潘小伟以后，我们把他送回港华中心饭店，当然，给他换了一个房间，加强了楼层的保安措施。下步拿他怎么办，得请示。伍队长让刘保华赶快整理出对潘小伟的审问笔录，当然，写在文字上应该是“讯问”笔录，因为他并不是作为犯人或者被告人或者是被我们采取了刑事措施的人接受问话的，所以不能用“审”字，应该用“讯问”两个字，说明他最多是证人的身份。刘保华那天没回家，连夜整理讯问记录，以便第二天如果要对罗依采取拘留或逮捕措施的时候，好向市局或检察院报材料。伍队长则让我跟上他去找处长，这时候大约是半夜两点多钟了。
处长家住在奶子府。奶子府你知道吗？就是靠近灯市西口那边，离天伦王朝和国际艺苑饭店挺近。处长就住那儿一栋六层高的宿舍楼里。
我们到的时候，他因为已经和伍队长通过电话，所以早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等我们。伍队长先把这一晚上的情况和潘小伟的交代汇报了一遍，处长拍着烟听着，听完了没表态，先笑着问我，是不是头一回见这阵势，犯怵没有？我说还行吧，队长说月月表现不错，一点没犯怵，就是手里有杆枪见着原人就搂不住火了，那小子举着衣服架子是吓傻了你没看出来吗，我要不拉住你你非把他崩了不可。我说，队长我不至于那么不懂政策吧，我根本没怎么的他，可你看他对薛手下手多狠。队长说嗅，这点我倒忘了，他打了薛宇你心疼了，所以你要替薛字报仇伸冤是木是？我说不是不是，木是那个意思。同志之间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都是战友了，就像上前线打仗，战友的牺牲最能激发对敌人的仇恨……队长说得了得了你别越描越黑。
处长问：“怎么，月月和小薛不错？”我说没有，就一般朋友。队长说他们俩还行吧，小薛挺喜欢月月，月月呢，女孩子嘛，拿点架子。我说我有什么资本拿架子呀。海岩，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女孩子的心理，一般都不习惯别人当面议论自己。可那天我们两个头头儿这么说我，我感觉挺好，他们论年龄都是我的长辈，他们议论我的时候，口气、表情，都很真诚，挺温暖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挺好。
后来处长言归正题，问：“对潘小伟你们有什么想法，怎么处理？”
队长说：“目前要继续查清小提琴的下落，潘小伟这根线不能撒手。”
处长又问：“人住在饭店里，你们打算怎么控制？”
队长说：“潘小伟目前主要是想摆脱天龙帮而不是摆脱我们，他要避免冯世民的追杀，也需要有我们帮助，而且作为当地警察，我们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提供保护。这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要是没有今晚这场虚惊，我们今后保持和潘小伟的接触，并且做他的工作，还不方便呢。”
处长说：“那倒也是。”他又问：“老伍，这么说吧，你对做好潘小伟的工作，求得他的合作，查清小提琴的下落，有几成信心？”
伍队长说：“五成。”
处长一瞪眼：“五成等于没说。五成不等于说一半一半吗！”
伍队长说：“我觉得潘小伟这个人，年轻，涉世不深，在跟他交谈时我观察，人也算比较单纯，不油。可能从小富贵惯了，所以有点少爷脾气，但从言谈举止上看得出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我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至于一点情理不通吧。而且从香港警方提供的情况看，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他家族的违法活动。也就是说，还没有陷进去，应该拔得出来。”
处长也很赞同，说：“你有信心就好。”又说：“我倒是担心，这小家伙对他们家族的事，知道多少，对这把小提琴的来龙去脉，知道多少。”
队长：“这就难说了，也许全不知道，也许全知道。”
从处长家出来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了。处长基本同意了伍队长提出的方案，说明天再跟局里汇报汇报。我和伍队长坐进汽车，队长说先送我回家，其实我们队长人特别好，现在很难找到这样敬业的人。你想他总不回家他儿子伍冬冬怎么办，队长夫人去世好几年了，队长一直为了冬冬没有再续。他一做饭做一大盆，菜也做得多多的，放冰箱里，每天让冬冬自己热了吃。冬冬很可怜，我们队长这一点非常让人尊敬。
后来队长开车送我回家。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后，本来一直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那年五月份我妈从老家到北京来看我，住在她同学家的一间多余的房子里，就在地安门那儿，那些天我下了班就到我妈那儿和她一块儿住。
海岩：在地安门哪儿呀？
吕月月：就在狗不理包子餐厅旁边一个胡同里，平房。我们那儿算是北京的贫民窟。全是危旧小平房或者违章建筑。又像是《水讲传》扈家庄里的盘陀路，分岔极多，进去你就出不来。队长送我到胡同口，胡同窄，车开不进去。我下车时队长突然叫住我，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句话，断送了我的一生。港台：什么话？
吕月月：他侧着头看了我半天，说：“月月，这个案子，你要唱主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