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以为听错，手忙脚乱戴上眼镜，仔细看，然后抬了头，不敢记。他惊恐地瞪圆了眼睛：

“多少？”

自从林星在那份简短的离婚协议上签字之后，她终于渐渐相信了这个事实，她相信吴长天的死和她在法庭上的那份证词，确实给了吴晓深深的误解和怨恨。爱情就是如此的脆弱和感性，一旦破损很难被理智和原则修复。正是基于这样悲观的看法，林星才不愿再与吴晓继续纠缠下去，才下了决心在那一纸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之后，她很想试验着过一段安静平淡的独身生活，试验着和任何人都不再提起吴晓。所谓平淡是真，沉默是金，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可不知为什么她还是很难控制住对那些往事的回忆：那些两相厮守的日子，那些快乐缠绵的话语，连他们过去吵嘴斗气的情景，都不分昼夜地在她头脑中一一复活，不动声色地统治着她的喜怒哀乐。她有时甚至都搞不清这些回忆对她来说，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终于有一天，这些喜怒哀乐给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启示：难道吴晓就没有这些回忆吗？他们相依为命的生活，难道就不能给他带来哪怕是一个片断的留恋？如果说，理智和原则无法修复爱情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无法破坏爱情呢？爱情既然是感性的，而这感性的爱情如果还能被吴晓偶尔记起的话，那么他怎么会连见她一面的心情都没有？也许那个律师的话并不是吴晓的本意，而是他自己一时的搪塞而已。

天堂乐队的钢琴师给她打来一个电话，从这个电话里她知道吴晓刚刚到了北京，和那位香车美女一道，都住在中国大饭店里。钢琴师告诉她吴晓马上就要出国了，出国前会找一个晚上去天堂酒吧旧地重游，与他过去的这帮哥们儿最后聚聚。钢琴师想必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的情况，但也没有劝林星到时候过来。但那天晚上林星还是早早地去了，她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坐着，想着两年前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吴晓的情形，那情形清晰得仿佛就在昨日。

晚些时候吴晓果然来了，和天堂乐队那几个哥们儿一起走进酒吧。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的林星。她看到其他人都有说有笑，唯有吴晓沉默不语，偶尔应景的笑容也都是硬挤出来的，完全没有即将出国留学的意气风发和兄弟阔别重逢的激动不已。晚上八点，乐队准时登台演奏，吴晓坐在台下喝着啤酒。林星也就一直坐在远处一声不响地看他。十点钟左右，酒吧的客人坐满了，吴晓才上了台。钢琴师照例充当乐队发言人的角色，他说：朋友们，我们天堂乐队最早的成员，我们最年轻的兄弟吴晓回来了，但很快，他就要离开我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现在，就让原来大家都熟悉的那支天堂乐队最后再相聚一次吧！全场掌声，激动人心。林星的心头很热，眼睛湿了。

吴晓走到台前，面无表情，粗粗的声音对着麦克风，缓缓地只说了一句：“献给我最爱的人。”然后开始吹起了那支沙哑的萨克斯管。林星猜到了，他吹的正是那首《天堂之约》。当那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感觉喷薄而出的刹那，林星怎能不热泪横流。吴晓吹萨克斯管的样子太美了，林星双手掩目，不敢看他。她想，这是她对吴晓的最后一哭！

她听完《天堂之约》的最后一个音符，在满堂热烈的掌声中悄然退场。她穿过天堂酒吧门外的林阴路走向灯光明亮的大街，似乎每一步都意味着自己已开始迈向新的人生。

但她依然忍不住要去咀嚼吴晓刚才那惜字如金的话语：“献给我最爱的人。”谁呢？是那位开跑车的女孩吗？那女孩的气质挺不错。她试图强迫自己连这个情敌也不要憎恨，恨也没用。还试图让自己相信，在这场爱情中她并没有失去什么。如果说激情相爱都是短暂的，而对爱的向往和赞美才算是永恒的话，那么，她得到了永恒。所以用不着后悔也用不着憎恨，而且，她还应该让这场爱情善始善终。就像对待她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一件作品那样，每个细节、每个人物，她都应当让他们有个完整的结尾和最后的交待。

于是她首先去公安局找了一次老便衣，告诉他吴长天那近八百万元的私人财产是怎样在静源里的阳台上被发现的，现在又合法地交到了谁的手里。她知道老便衣一直在寻找着这笔巨款的下落，好让他主办的这个案件不致留下任何悬念和遗憾。老便衣对她能主动来提供情况表示了感谢，照例做了笔录以便存档。他还表示这个情况还需要向吴晓核实才算最后认定。林星便告诉他吴晓现在就在北京，就住在中国大饭店里，住哪个房间不知其详。老便衣问：他还在为他爸爸的事怨恨你吗？他是个男的干吗心眼儿这么小！林星没有说出她和吴晓已经离婚的事，大概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她对老便衣的同情和愤慨报以感激，但她说她理解吴晓，不怪吴晓。

吴晓的生日快要到了，林星自制了一张生日卡，送到了中国大饭店。她去前台查询吴晓的房号，前台说他们可以帮她接通吴晓房间的电话，但不方便提供客人的房号。她没有让他们接通电话，她不想让吴晓尴尬。她把生日卡封好，托服务台转交。在那张生日卡上她学了吴晓的手法画了一男一女两个小人。男的背着行囊挥手说再见。女的说生日那天再回你过去的家来看看吧，我去上班，家里没人。你不想再回来看看吗？这个家会祝福你一路平安，永远平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