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和那人去了一家歌舞厅。那歌舞厅地处偏僻，档次不高。那人进去要了一个单间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唱歌。他让她唱，她看在钱的份儿上勉强唱了一支《东方之珠》，唱到一半感觉那男的越坐越近了，她不由全身都僵直紧张起来，唱得结结巴巴。那人又把手放在她的背上，从下往上摸到脖子，她唱不下去停下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男的说：怎么啦，唱啊。她躲着他说：您别弄我痒痒。男的说：那我用点劲儿你就不痒了。说着用力把她搂过来，她尖叫一声站起身子，磕磕绊绊往门口躲。男的愣住了，说：你这女的什么毛病？林星面色惨白，喘着气说：我……我得走了。男的瞪着眼问：你他妈耍我是不是？林星说：我，我真有事……男的皱眉挥手：滚吧滚吧，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你瞧你那脸色，跟他妈抽了大烟似的，我还怕你有病传染我呢！滚滚，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

林星拉开门跑出去，跌跌撞撞地，哗啦一下碰翻了一个服务员手里的大果盘。她全身发抖，欲哭无泪，跑出了这家灯光暧昧的歌舞厅。她想她怎么走到这一步啦，任人侮辱，可这都是她自找的！她居然天真地以为聊聊天就能赚钱呢，她以为天下有这样的好人，好人有这样的好心。她的天真其实就是一种无耻，她无耻到想靠自己那张打了粉的脸，靠逢场作戏的假笑，靠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就能从男人手中骗钱！如果吴晓知道她是这样下贱恶心，怎么还会回来！想到吴晓她的眼泪终于滚下来了，那一哭便哭得无地自容，哭得心灵与肉体都疼痛难忍。她明确地感觉她快要熬不下去了，她已经好几天都没去透析，她想自己大概真的熬不到吴晓回来了。

前边横着一条宽宽的马路，夜行的汽车一辆一辆开得争先恐后。她想过去，刚一走下路沿儿就眼前发黑。坚持走了几步，突然当街呕吐起来。这一吐把她最后的一丝力气吐净了，觉得天昏地旋的。她想蹲下来，不料整个身子都失去支撑地趔趄了一下，便摔倒在马路上了。但她的意识还未完全丧失，她能感觉到那些过往的汽车在她身边减速绕行时地面发出的震动。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搭救她。就是好人也不敢停车。好人坏人都怕遭遇讹诈。终于，有辆车毫无社会经验地停下来了。有个人傻乎乎下车弯腰看她，用英文问她要不要帮忙。是个外国人。她一句话都说不出，不知过了多久，她的身子飘飘忽忽地离开了冰凉坚硬的地面，那老外身上的香水味道带出一种薄荷的气息，给她麻木的头脑沁入一丝细微的刺激，使她的意识稍稍恢复了少许。她意识到她被人抱起来放进了汽车，之后，她终于完全没有知觉了。

她是在中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苏醒的，第二天又被转到了友谊医院。那位救她的老外留下了一束鲜花并且为她支付了这一天的治疗费用，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从护士的口中她知道他是某个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留着整齐好看的接近于马克思式的大胡子。

但他肯定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离林星也还很远。她住到友谊医院之后，只做了一次透析就想出院，她知道自己已经没钱在这里住下去。出院的要求提出后，值班医生告诉她，主任要找她谈一谈。

她被带到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见到她就说：“听说你想出院啊，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她低头，说：“没有。”

主任说：“我告诉你呀，你这回不但不能出院，而且，还要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把你的肾脏移植手术做完了，让你养好。然后，让你高高兴兴地出院！你没意见吧？”

她抬头，看主任，看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是幽默还是恶作剧。她笑了笑，想核实一下自己的听觉：

“手术？”

“对呀。”泌尿科的这位主任有五十多岁了，一向不苟言笑，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知识分子。他重复说：“我们要把你那个坏死的肾换了。”

“换肾？”

主任的助手，一个年轻些的医生插嘴说：“再不做这个手术你就完了，不是吓唬你，赶快做吧。”

主任说：“第一阶段，我们要把你的身体全面检查一下，不过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然后，要选择合适的器官源……”

林星只能怀疑自己尚未睡醒，她故意放大声音来刺激自己的知觉：“主任，我没说过换肾呀，我没说过要换肾！”

主任看着她，说：“你想知道你这个情况再拖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你下次再昏过去可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

林星鼻子一酸，眼圈立即红了。自她得了这病之后，从没有任何人，包括医生，也包括主任，跟她说过一个死字。做医生的人也许都是刻意回避这个字眼的。刚才主任说到了死，但也没用死字。她想，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吴晓也离她而去，这个世界对她已经没有一丝挽留了，她不怕自己说出这个字来：

“主任，我知道我快死了，我也没想我还能活多久……”

主任和他的助手对视一眼，大概没想到他们会把林星的情绪弄得如此伤感。年轻医生笑一下说：“别这么悲观呀，你才多大。”

主任也鼓励说：“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敢说什么，现在既然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了，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的。我们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

林星不明白。

年轻医生说：“手术的费用你的朋友已经替你付了，你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