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祝福是热情的，特别提到林星父母的那几句话，令那女孩动容。他那一刻几乎忘记了他这么快就放弃自己的固执同意这门婚事的最初动机。餐桌上有了一个女人，毕竟就有了一种家的气息。他想，但愿这个女孩能给吴晓，还有这个包括他在内的家，带来宁静和幸福。

饭后，送走了他们，吴长天回到楼上，郑百祥和李大功还在焦灼地等他，而他们看到的吴长天，竟是一脸安然。见到李大功，吴长天才想起了埋怨：你是怎么搞的，尸体还是没有处理扎实，你这么一错再错非把这事彻底搞坏不可！李大功低头擦汗。郑百祥劝道：算了，我刚才已经说他一顿了。现在得商量咱们该怎么面对的问题了。吴长天说：问题倒还不至于那么不可救药，公安局认定阿欣死亡的时间是那天晚上的九点四十五分，我们得设法证明在这之前她已经从我们这儿走了。现在倒是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那天晚上我们是什么时候就散了场。我现在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证人。

郑百祥和李大功几乎同声发问：“谁？”

吴长天答：“林星。”

李大功怀疑地说：“她？她可不是个顺脾气的女孩儿，而且也不像艾丽那样能用钱买。”

吴长天在两人脸上环顾一轮，说：“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郑百祥、李大功都备感意外：“结婚啦？和吴晓？”他们当然不会有和吴长天同样的苦涩和无奈，此时此刻，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上好的消息。

吴长天淡淡地点一下头：“对，前天他们结了婚。”

李大功喜形于色：“那就好办了。”

郑百祥比较冷静：“你和她谈了这事吗，她答应给咱们作证吗？”

吴长天说：“昨天我和她谈过一次。今天我没再多说。接下来让吴晓去和她谈吧，等吴晓说完了，我再亲自找她。其实让她证明的事情很简单，她那天晚上来我这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让她改成一小时，就足够了。这对她不应该是件为难的事。”

李大功理所当然地放了心：“那是，已经是儿媳妇了嘛，她不为吴总，也得为吴晓啊，也是为她自己啊。”

郑百祥对林星完全不熟，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他问：“听说她是个大学生，又是记者，搞社会科学的人，干这种……怎么说呢，干这种作伪证的事，会不会有心理障碍？”

郑百祥所虑，不是没有道理，吴长天不得不为他，也为自己，做一番分析推理：“我并不是明说让她作伪证，那样的话在法律上和个人良心上对她的压力太大。我只是说我这一个小时确实在休息，大家确实散场了，这是一个事实，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其他证人。她那天正好在，只要她愿意说明自己多呆了一会儿，就已经是证人了。再说，老郑，咱们中国人实际的行为方式，你洋书读多了倒不如大功清楚了。中国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别人的关系就像是自己跳到水里，围着自己荡出的一轮一轮的波纹，以远近分亲疏，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所谓人伦。越近的波纹就越和自己息息相关，越远的波纹就越无关痛痒，最中心的那个点，就是自己。那天我跟梅启良不是也说了吗，中国人从古至今，为了自己而不顾家，为了家而不顾团体，为了团体而不顾社会，不顾国家，不顾天下！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

郑百祥和李大功都静了气，即便不是口服心服，至少也是无言反驳。吴长天说：“好了，你们也早点走吧。咱们从现在起，不要没事总往一块凑，要避避嫌。有什么事要碰面，就打手机约到外边去。大功，你的手机一定要开着。”

李大功拍拍放手机的皮包，说：“我一直开着呢。”

仿佛是被他这一拍给拍响了似的，他包里的手机果然叫了起来。李大功笑笑，说：“你看。”他把手机取出，打开来问，“喂？”来电的人刚说了一句什么，他的笑容立刻僵在脸上。

吴长天和郑百祥当然都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李大功用手捂住电话，目光惊恐地对他们说道：

“还是他，又来了！”

他们同时都明白了，这个又来了的人，就是那个他们谁都以为不会再来的敲诈者。

这回是吴长天自己接了电话，对方还是那么客客气气地笑着：“吴总吗，上次没能当面谢您，这次给您补上。”

吴长天说：“我不是满足你的要求了吗，你也应该守点信用吧，怎么又来电话。”

对方说：“上次是给阿欣治病的钱，现在我告诉你，阿欣很不幸，她死了，您总得再出点丧葬费吧。”

吴长天哑口无言，他知道和这种人讲理是徒劳的。他愣愣地，好半天才问：“你还想要多少？”

对方笑：“咱总不能按国家规定的丧葬标准吧。我看这样吧，你准备好五百万，一口价，从此往后咱们就两清了。”

吴长天知道自己已经落到了不得不和这样一些社会无赖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的地步，也只有放下斯文互相威胁：

“老兄，你懂不懂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啊，心太黑当心要付出代价的。”

他听出对方的心早就黑得无所谓了，显然不是那种一吓就软的小孩子，“病有病的钱，死有死的价，我这人公平合理。你弄伤了人家判个有期，弄死了人家就是死罪，出个五百万换回你一条命来，你还觉得亏吗？”

吴长天面色发白，说：“三百万都堵不死你的嘴，我们没法再信任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