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书记梅启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约出来吃了一顿饭。他和梅启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间可以用闲话闲说的方式，从他今后的发展战略谈起，慢慢把话题绕到长天集团关系挂靠的问题上来。梅启良是吉海市的老人，吴长天从环卫局辞职下海的时候，他是市工交党委的宣传部长，和吴长天的年龄、级别，都差不多。对吴长天下海办厂以及后来长天企业在开发区财政局挂靠的大致过程，都还清楚。这些年，长天集团在吉海是数一数二的利税大户，吴长天又与梅启良个人的私交不错，所以梅启良对长天集团在吉海的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那天在餐桌上谈到长天集团的归属，梅启良倒是持非常开明的态度。

“首先要听你的意见，”他对吴长天说，“长天集团是你一手搞起来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它，你最有发言权。”

梅启良的诚恳和通达，对吴长天的内心起到了一点撩拨的作用。又仗着喝了几杯热酒，一向谨慎的吴长天不知怎么竟把一句还不到火候的话冲口而出：“梅书记你最清楚，长天集团是我一点一滴弄出来的，挂在财政局是当时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怎么假戏真做就成了国有资产了呢，公司的账上可是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啊。”

话一出口，他马上后悔，因为梅启良面色暧昧，沉思着未开口，这使他的酒劲立刻退了下去。他试图着往回收：

“当然，这么多年我把公司的老营扎在吉海，始终没动，也是因为市委、市政府给我这么大的支持，我得为吉海做点贡献。梅书记你是知道的，市里要我出钱出人，让我办什么事，我们长天公司什么时候没有遵命？企业的资产无论属于什么性质，我吴长天对市委、对市政府，这个组织原则我还是坚定不移的。”

梅启良这才点头：“你是吉海的利税大户嘛，市委、市政府当然要支持你。长天的总部不离开吉海是正确的，吉海给你的条件和政策，去别的地方你不一定拿得到。至于说，长天的企业性质，历史过程，大家都知道，但是看法恐怕不会那么一致。你们不靠政府投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这个精神，这个历史，大家都承认。但当时毕竟算是市环卫局下属单位，后来又挂在开发区财政局下面，算局属企业。政府虽然没有资金投入，但当时给你们的政策，对你们的扶持，可是完全按国有企业对待的。当然，从资金投入的角度，搞清楚长天集团有哪些资产应该算你有份，这当然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十五大以后，中央也提倡明确企业产权关系，提倡企业走股份制道路。你吴长天如果能占长天集团的部分股份，这对调动你的积极性，对长天集团今后的发展，也有一定好处。但是，认定股份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有法律的依据。总归这个事我个人意见不是不能讨论，啊，不是不能讨论。”

对梅启良的这番若明若暗，左右逢源，既不失原则，又变通灵活的表态，吴长天翻来覆去，揣摩良久。一会儿觉得山重水复，一会儿觉得柳暗花明；猛然一想似觉暗含机锋，细一分析又不得要领。唯一给他留下一线光明的，是结尾那句连续说了两遍的“不是不能讨论”的话。只有此言，为他的希望留下了一个相对实在的活口，虽然梅启良并没有明说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和梅启良吃过这顿饭以后，吴长天匆匆回到北京，人们以为他是为筹划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而来，其实不然。董事会的事他几乎全部交由郑百祥暗箱操作，他只在幕后对个别关键环节进行遥控。这些天来除了刚刚和那位有点来头的深圳建筑商见了短短的一面之外，他一直闭门谢客。今晚的董事会也称病不出。他一天到晚只和集团的财务总监、法律部的主任和有时由他们带来的几位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干部，关在他的书房里开小会。既然梅启良表态长天集团的股权认定要有法律依据，他就不能不有所准备。法律的、政策的、财务的、理论的、历史过程的依据，都要准备。这件事在全集团除了几个参加研究的财务和法律干部之外，只有副总裁郑百祥和行政部经理李大功知情。对郑百祥，吴长天私下里许给了他百分之十的股份。李大功和其他几位长天的老人，尽管没有得到具体的许诺，但心里都清楚他吴长天的人品。他与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不会亏了他们。

这件头等大事，存亡所系的大事，就在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个隆冬，在吴长天的小小的书房里，悄悄地启动了。也许吴长天这种急迫的心态也是世纪末情绪的一种，他心里总是觉得一个时代的期限将近，很想在新世纪开篇之前把这等生前身后的大事一揽子了结。知情的人中，只有李大功一个人不需要参加具体的研究和操作，他负责搞好这些人的生活食宿和车辆的安排，以及一切行政后勤的事务，包括今天用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吴长天的儿子吴晓。

吴晓是晚上快九点钟了才出现在他演出的那家酒吧的，李大功把他带回京西别墅时，几乎快要夜深人静。吴长天从内心的最深处，是非常非常疼爱这个儿子的，其情之切甚至难以形诸言语。他时常会在日理万机之时，不期然地想起他来。儿子似乎成了他对家庭、对亡妻的爱心和怀念的唯一实实在在的对象，尽管父子间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距离也有点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