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
街上，下班人流的高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
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
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么？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衡来了。
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挠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
“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
“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
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
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
宋凡用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产
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
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
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来要骂我们了。”
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
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气话想对你们说。”
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
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
“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
“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夫。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李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做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
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
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OJ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
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
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
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
“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
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
“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的呀！”
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
“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的，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尊拉下来。
“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
“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用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
“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
“老宋，”马树峰反而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
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词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
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
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触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
“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
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
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
“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
“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
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李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
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
“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
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你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志明被问得泞不及防，咳嗽了一下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
“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
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
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挣挣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
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做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ffJ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
“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
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
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
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
“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
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
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
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低儒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
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
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
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
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荫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的熨在他的心上。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
“昨天没回家？”
“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
“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嘛？”
“941厂一个姓社的给你打电话。”
“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
“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
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测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
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
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
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
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渡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
“找社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
“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
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
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
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
“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
他辞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
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
他未置可否地陪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李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
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木通啦！”
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踢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木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拚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
“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
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
“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
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
“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日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
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
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
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王玉山扯了他的胳膊，“来，进来看。”
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
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划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的正好，你看。”
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窜。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
“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
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
他全身哆喀，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组，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察员都能从这副尸像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
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
“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
“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
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
“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
“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木掩饰的怀疑。
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摸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式。”
“你仅从姿式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
“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素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地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
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出。”
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
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木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
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志明的手，“好吧。”
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
“喂，究竟是谁啊？”
“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
“死没死？”
“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
“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把这号人进来？”
“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
“那他干嘛还寻死？肯定有问题。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痛，梁上了就难改。”
“要死不在家死，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
“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哪，没人住我搬进去。”
“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
“咯咯咯——”一阵轻德的笑声。
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事外的嘻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儿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啦。”
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
“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儿瞪起惊恐的小眼睛。
“啊，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儿自言自语的喃喃声。
“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哪，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
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
“怎么会寻了无常呢？”
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起劲地走着，在寂静中，答答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木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
从晚上七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两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希冀着能稍稍打个盹，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
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941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常见的茫然竟久久没有退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六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
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社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察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碎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儿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
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地瞎想，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
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叠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
“还是自杀？”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
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智应该是清醒的；第三……哦，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
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
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它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百分之二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啦？”
马三耀得而复掷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儿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察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
‘咱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援朝，这次卢援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看他，我的意思是，做为侦察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
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
“是他，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
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儿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在本子上记着。
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
“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的吗？”
“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
‘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啦？”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
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
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
“它说明，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
“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
“我是说他死的奇怪。”
“咳，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嘛。”
“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
“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
“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就这么销案大吉了呢？”
“哎呀，”马三耀苦笑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功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呀。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啦。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得木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功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捷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坛，莫衷一是，……”
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才…·”
“那法捷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嘛也要走自投之路？咳，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
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一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得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眨骨的迅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燥妄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掏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木顾的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港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
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陆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呈，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
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儿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五十二克凸版纸，成份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非得有一张十六开以上，完整无折痕的样纸来做纸病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
比起他们，严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她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六十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啊，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
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洒洒扬扬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敷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五点半一下班，段兴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儿回去。
晚饭以后，周志明～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四周，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陈、小陆、小严他们，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木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陷萌萌痛快地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陆萌萌出去，好好优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前前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她。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地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混，干嘛要吵架呢？干嘛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她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涎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想往下掉，不，不去找她，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
就着窗前一片淡淡源源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那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耀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
“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耀，”他说。
“不在。”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下班回家了？”他又问。
“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
“我是五处。”
“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
“啊。”他挂上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忙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院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
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它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扑光的飞檬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得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雪夜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
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喷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
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
“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咳，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
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四化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还没跌过跤子呀，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子里一个姓安的领导来啦，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啦，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儿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地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嗅！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儿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
一直在床角上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她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她耐着心等老伴呼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她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
“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子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
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淑萍去。”
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属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社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
梅英正挨着淑萍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淑萍，她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她如同一个沉病已久的病人。
“小萍，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淑萍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
“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
他完全没有想到淑萍会说出这样维护社卫东的话来。呆呆地，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儿迹象没有？”
淑萍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她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
“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
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
“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嗅，”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勇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登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抬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社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海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它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木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系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上班就跑这）［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率，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的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呶（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察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
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
“在这儿干嘛呢？”
“没干嘛，”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嗅，”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
“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的使用文言，你就拿台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懂这些个繁文得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台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咂——，”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挪喩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社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它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址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林附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的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察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走上这一条，有的侦察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察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盲文的书信语言是很步噎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
“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
“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
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
“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
“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躁较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察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木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察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
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乎甲。
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
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
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卞乎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
“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
“嗅，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周志明避开下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
“啊——”卞乎甲睁大了眼睛。
“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
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
“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乎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猪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的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
“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木行。”
“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嘛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卞乎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
“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走吧。”
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
“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
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
“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
“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
“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
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
“不是。”
“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3号炎痛剂差不多。”
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
“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
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
“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
“治什么病的？”
“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
“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
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乎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01这儿看过病？”
“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
“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
“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
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
“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
“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志明一眼。
“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01。
“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
“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土又找出一份病历来。
“算了，”卞乎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哈——”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
“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木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
“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
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
“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木愿多说的意思。
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它问题的时候，马局长辞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
“一个侦察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作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
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察员，……先听汇报！
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
“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
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
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
“对不起，”他气喘嘘嘘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
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O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沈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
段兴玉点点头，做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
“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
“什么产’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
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察权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儿情况，就这个范围……”
“你这叫乱来，”纪真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察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儿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
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儿有点儿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要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
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察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
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
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
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察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社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
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这间屋子。
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叠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叠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
“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
“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有点儿火地，“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
“懊，这件事呀，我问了间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
“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
“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帐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
“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察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的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察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
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
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
“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
“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
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
“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木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
“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
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察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拓我们一身是非。”
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察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
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隔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功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察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察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察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
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晤——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
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
“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
“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
“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
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