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北方特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车窗外，天空湛蓝耀眼，初升的太阳把收割后的田野照射得一片灿烂，她的胸臆也格外豁朗起来。
这间软卧包厢里，连她只有两个乘客，一个四十多的男人坐在她的对面，衣冠楚楚的像是个华侨。车一开他就埋头看报纸，一张《人民日报》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乔叔叔很准时，一早就用车子把她带到了车站，还介绍她认识了这趟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大约有四十岁了，生了一副广东人的高颧骨，听说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后，便爽快地把她领进了软卧车厢，安排了一个铺位。
这是她第一次坐进软卧车厢，一种新鲜的舒适感充满心头，她竭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压制着不让这种快感露在脸上，可脑子里却不由生出许多杂乱无章的联想来，思绪无端地跳来跳去，一忽儿想到《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忽儿想到这一年来随着爸爸政治上的翻身而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一忽儿又想到文革初期，她甩着两条小辫子跟着串联大军挤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浩浩荡荡闯天下，……哼哼，那时候坐火车的情形与现在是多么退然的两样，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要是不依赖一帮男同学的帮助，几乎就没法从火车的窗口爬上车去。在肮脏的车厢里，所有空间都饱和地利用起来，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那次“远征”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占领了车厢里的厕所，在里面足足松快了两个多小时，任凭人们在外面把门擂得砰砰响。后来每每向别人学说这段“喜剧素材”时，她对自己当时在厕所里那种心安理得的描绘，总能引起听者的捧腹大笑。她望着眼前宽大明亮的车窗，望着车窗两旁垂挂下来的勾外窗帘，望着铺了雪白台市的桌面上那盏考究的台灯，似乎怎么也体会不出当年挤火车时那种浪漫的激情和乐趣来了。她用皮鞋的高跟赠了蹭地，红色的地毯又厚又软，再也不是那种湿流渡、粘糊糊的感觉了。那划时代的一切确实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不堪回首的梦。
“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品档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
“您是去北京？”
“是的。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I’J工作呀？”
“我在南州941厂工作。”
“941？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
“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您这是去出差吗？”
“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
“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
“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
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嗅！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信然地笑着。
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股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烟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著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晤——，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
“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
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44071。”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
“得了，越变越洋了。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对了，还可以出国，做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
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做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喀。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把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前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程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
“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鹏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木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鹏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嗅，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木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二十九
司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暗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甜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
“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
对于311案的失败，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木表态。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缩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
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木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311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察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
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甸的，话自然也就说得少了。场长告诉他，上午机修厂要开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估计很热闹，建议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门，狱政科长来了，看见他，很恭敬地垂手说道：“哟，是马局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刚来。你找我？”
“不，我找场长。市委政法部刚才来了一个长途电话，问砖厂犯人企图越狱那个案子的情况。”
场长指了一下手，说：“你们各司其职，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们电话里说，是政法部领导要问的，要我们尽快报个材料到政法部去。还说，如果周志明挑动犯人鼓噪的问题属实的话，也要尽快把处分意见报到检察院去，还叫咱们先提个加刑期的意见供法院参考。”
毕竟是政法部领导亲自垂询，场长不得不郑重其事了，“下面不是报过材料吗，实不实？”
“我看没问题，我们科的常松铭原来就是砖厂的文书，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他都清楚，材料里还有他的一份证明呢。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砖厂领导是找他谈过的，他态度极坏。据砖厂老于反映，这个人自从入监以来，反改造情绪就很大，一直不认罪。虽说日供是证据之三吗，可他拒不承供难道就不处理了么？”
场长还没答话，马树峰插问道：“是砖厂那个周志明？”
“就是他。”狱政科长转过脸来，“对了，马局长知道这个人，七六年公安部还来人查过他的事嘛。”
马树峰奇怪了，“地震期间的事儿，怎么拖到现在才加刑？”
狱政科长解释说：“因为那事出了没几天，就赶上主席逝世，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所以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办。”
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帐，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鸡给耽误了。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略略连声地走了。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见过周志明吗？”
“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查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渐渐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他先问了门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
“还好吧。”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OJ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
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木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就是有一条，你木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
“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
“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
“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蹬蹬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则、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于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生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做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
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
“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代包。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马树峰说了句：
“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么？”
“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
“嗯。”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喀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
“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
“因为我没砌。”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么？”
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犯人咕嘀了一句。
“劳改农场是干什么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径是什么？”
犯人又不说话了。
搞审讯，马树峰当然是驾轻就熟的。像刚才这种逻辑式提问，就是旨在让犯人自己驳倒自己的一种方法。显然，犯人已经察觉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他笑笑，把结论摆了出来。
“是劳动嘛。劳动是改造罪犯剥削阶级思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劳动，罪犯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所以，干部叫你加班砌炉子，对你进行教育的那些话，原则是对的，你加以顶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说对不对？”
他本来以为在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会无言以对，没想到他竟开口反驳起来。
“照您的说法，只要参加劳动就能改恶从善了？那为什么有些犯人，比如砖厂的田保善那种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干了二三十年的活儿，到现在还是个坏蛋？照李教导员的说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劳动，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好逸恶劳去偷去抢呢？”
马树峰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你是觉得劳动不劳动无所谓，所以才不砌炉子么？”
“不，”小伙子低下头去，“我觉得我用不着拿干活儿来赎罪。”
马树峰的口气变得严肃异常，一字一板地说：“你干活不是为了赎罪，不论你还是其他犯人，干活是为了使你们做一个劳动者。你们应当和社会上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一样自食其力，而不靠别人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义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难道这也不对吗？”
小伙子愣了半晌，头一点，说：“您要这么讲，那让我干多少活我也愿意。”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
“快两年了。”
“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端正认罪态度啊。’
犯人回避开他的注视，低头不语。
“我看你脑子挺灵的嘛，过去在公安局也干了几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证据、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
犯人不服气地抬起眼，“现在您还认为悼念周总理的人是坏人吗？”
马树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为广场事件抓进来的？”
“是，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实际上和广场事件是一回事。”
马树峰脸上很快冷淡下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绝不贸然露出一点带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问：“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为什么在地震期间还要挑动犯人闹事？”
“地震期间？”年轻人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谁说的！那次是田保善他们要跑，怎么是我挑动闹事？”
“田保善是什么人？”
“砖厂的杂务。”
“你详细说。”
“那时候木是经常有小余震吗，”小伙子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瞪着，说：“犯人中间不知怎么传开了一个谣言，说自新河这儿要发生陆沉式地震，过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还说五百里滇池就是这么一眨眼出来的，反正是有根有据的。犯人们孤陋寡闻，再加上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全有点儿震怕了，所以说什么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个。那天大多数人都到窑上去了，家里就留我们一个班，旁边又没干部，他说现在不跑就跑不成了，过这村没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们一人绰了把大铁锹就往破墙那边跑，我拦住他们，他们就说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们，我手里也有铁锹，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单讲实在的。我说你们不要命啦，现在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这时候捣乱有什么好下场，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腻了，想出去新鲜新鲜，他本来就是个无期徒刑，抓回来也定不了死罪，你们干嘛陪着，再说四周都是警卫部队，你往哪儿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来的，你就是跑一个星期还不是照样淹里头。我这么一说，其他犯人就都犹豫了，田保善一个人还冲我乱喊，我也冲他喊，我嗓门比他大，我说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横着比他长，竖着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后来干部们冲进来了，叫我们都回棚子里去．…”
马树峰打断他，“这些情况你后来没跟干部谈么？”
‘于教导员找我谈过一次，非说是我要挑动犯人越狱，说院子外面就听见我嚷嚷得凶了，不让我讲话，还要关我反省号，其实反省号塌了，防震棚又不舍得让我住单间。后来我自己把当时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
“你当时就写了材料？”马树峰心中一跳，“交给谁了？”
“就交给教导员了，后来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再后来我就调到机修厂来了，这事就摘了。再早我还写过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监舍里私设公堂，把一个犯人的胳膊捆残了，这人现在也在机修厂，当时那份材料也交给教导员了。”小伙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给我往上转的，可我过去也是干公安的，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还有这种黑暗的现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个犯人吧，也应该把这些事反映给干部呀。”
马树峰的胸口热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对方的手，周志明是一个犯人，一个当了犯人的公安人员居然还保持着这样的责任心！，不不，没有第一手材料木要表态，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仅仅有一点是真的，对一个犯人来说，也是可贵的。
场长推门进来了，马树峰让犯人出去。年轻犯人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闪闪的～眼。马树峰按捺不住激动，放大声音说：
“你放心吧，事情会查清的！”
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
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D副〔1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
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几9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线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施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粮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做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直到后来社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木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乎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社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某筐，反扣着坐在上面。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杜卫东若有所思地冲太阳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撑起半个身子，望着他，脸色有点发红，吃吃地说道：“我一直想跟你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杀。”
“哪天？”他没料到杜卫东会扯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话题。
“就是我进医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吗？”
“不是，”杜卫东一摆脑袋，“跟疼没关系。”
“那为什么？”
“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说不成句。
“为了我？”
“你给我穿衣服，提裤子，还给我操屁股，喂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卫东有点儿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我没脸，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个人！”
他茫然望着社卫东那张态度真诚的脸，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杜卫东坐起来，脸更加红，“跟你说心里话吧。在医院里头，我老想你，做梦梦见你，你别笑，真的，我这一辈子，爹死娘嫁人，没一个亲人，那时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声亲哥哥，我真是这么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还小两岁呢。叫我哥哥，就为了给你穿衣服喂饭吗？”
“不是，不光是这件事。你一来我就看出你跟我们这帮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么股子劲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能感觉出来。”
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道：“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胜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的整。像我，刚来那阵地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木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二…孙中山。”
“嘟／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喊！”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木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