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惯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噱，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啊——，这木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
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
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乎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
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
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木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
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严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蹲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
“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
“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吵嗑。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地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察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察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甫道里，响起略步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擦闹的声音……
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腾俄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嘛要那么迂呢，干嘛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木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蔚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941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狠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谓惧的激情烧得快，炼得也快。现在，他蟋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嘛要那么傻、那么过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式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梆梆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暖俄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车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甫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甫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产’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南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他过去见过这个人）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内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逐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产’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311案的是非帐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察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察不讲侦察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投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木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阳！”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察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察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乌。”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察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311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311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木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察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察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察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晤——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311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
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察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311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察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的，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察员身上推倭，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察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
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无心再谈下去，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纪真闷闷说道：“时候不早了。”
纪真神形委顿地站起来，穿上他那件旧了的风雨衣，说：“走吧。”
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无一人的楼道里响起来，下楼梯的时候，纪真突然凭空叹了口气。
“唉——马局长给弄到自新河农场当副场长去了，像我这类干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啦。”
以前他也发过类似的感叹，但不过感叹而已，而今天的声调中却能让人感触到一种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自弃。段兴工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对一个丧失了冲刺力的人，劝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大门口的风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细沙，面皮上麻苏苏的有点难受，纪真把脖子缩在支起来的风雨衣的领子里，脸上映着路灯惨愁的光，更加像个颤巍巍的老人了。
“兴玉，……今天，今天我们的话就算没说吧，我知道，你嘴紧。”
他点点头，目送着纪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依稀的路口，然后返回身，又走进大门里来。
他要去办公室拿出那封信来，他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发出去。
在段兴玉到纪真屋里进行那场沉闷的谈话的时候，严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机关大门。
这么些天了，总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里头总是无着无落地悬着，不通不畅地堵着，不舒服，烦！
街上，正是人来车往的高峰时间，公共汽车拖起长长的阵列，一辆一辆紧挨着挤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鸣叫声、沸腾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销声一片交响，高居在交通岗楼里的民警时而通过高音话筒把生硬的讽刺和申斥压过一切声音，参加进路口的喧哗中来。她艰难地穿过被汽车的洪流和自行车的海洋封锁的马路，几乎是拚命地挤上了去幸福南路的无轨电车。
今天中午，在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她的自行车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个小修车铺子里了，真是什么都木顺！
自从311案被搁置以后，她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队长是个熟人，一见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鸭嗓儿喊起来，声音几乎要传到两道里去了。
“啃！今儿个是穆桂英单骑出阵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啦，带提票了吗？”
杜队长爱开玩笑，敢于当着女同志的面说粗话，她一向避免和他过分厮熟，所以只简简单单地答了一句：“送东西。”
“什么东西？衣服，给谁送的？”
“就是原来在我们处的那个。”她把带去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从他家拿来的。”
“嘁，你倒成了他的家属了。”
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看守所的成规，未决犯是不发囚衣的，一应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属送来。她无暇细心考究这个玩笑是否过分，在听到“家属”二字的瞬间，一颗心忽地提了上来，在嗓子眼儿里步路直跳。
“我可没那个福气。”她低声地说了一句，社队长当然是会当做反话来听的。
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做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甫道啊？”
“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
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
“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
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呆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廓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墓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木见的好。
“怎么样，还看吗？”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成威的。
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荫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
“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
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前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
“你是谁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
“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
“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
“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
“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蔚很不安地重复着。
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塞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二…
“约的是谁呀，保密吗？”
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
“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
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嘛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
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
“下车吗？”
“换一换。
“都下，这儿下的人多。”
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蛇下车的人裹了出去。
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
“小严。”
“你早来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
“还可以，我什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
“他没出差呀？’
“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
“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
“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
施肖蔚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
“别哭，这儿人太多。”
“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
“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
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
“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
“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蔚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
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前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
“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
“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
“谢谢你啦，小严。”
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
下了车，她拚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