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医学

我想，当今天的一个最新派的医生看你我或任何一个你我之辈时，他所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富于个性的人——一个从人眼的无限深渊向外张望的灵魂——而是凑在一块儿的一堆水管、食管、关节、肝脏、食囊和水箱。他看见里面有三十五英尺弹性导管、一百一十英尺导线以及一磅半脑髓，而脑髓前方则是安放在平衡环里的一对光学透镜。换句话说，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复杂的机械装置——它也许运行得非常糟糕，不是输油管有杂音，就是化油器堵塞了。自然而然，他很想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修车场的人渴望把发动机拆散架一样。他很乐意拿一把扳手把它的一个个接头拧紧，给它换一条软管并把所有的管道都冲洗干净，或者更进一步，干脆给它换一个新的汽缸，把旧的那个扔掉。

这就是所谓的行医本能。医生对病人历来是敢做敢为的，其狠劲儿真是今非昔比，简直达到了可笑的地步。除了用锤子把木瓦钉敲进病人体内，今天的医生对病人什么都敢做，没准将来连钉子都能派上用场哩。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经过几代人的实践，行医这一行当发生了何种变化。通过比较五十年前的行医之道和今天的医道，我们可以轻易地预见这门科学将来发展的走向。

好，我们首先考察：

一八八０年的医道

治病救人者

在那些古风可道的日子里，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就去找家庭开业医生，对医生说他病了。医生给他一瓶药。他把药带回家，喝下去就好了。

药瓶上写着：“对水服用，每天三次。”这个病人第一天喝了三次药，第二天喝了两次，第三天喝了一次。第四天他就把药给忘记了。不过这没关系，因为到第四天他的病已经好了。

他去找医生看病的地方就是医生自己的家，而那间被称为“诊疗所”的房间也就是他和医生等下午一起玩牌的地方。那里除了钓鱼竿和猎枪外，什么设备都没有。

那药是医生在水斗的龙头边自己配制的。他手头有什么就加一点什么——至于到底加的是什么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病人一看到药正在配制就觉得病情减轻了。

医生不给病人照X光。他不可能这样。那时候还没这玩意儿。他不量病人的血压或检查他的动脉，那时候人们压根儿没这些东西。

假如这位医生是一个爱沉思的人，那么，在病人离开之后，他常常会坐下来，一边抽烟斗一边琢磨病人到底是什么病。不过他绝不会对病人本人泄露他的这种迷惑或疑虑，绝对不会。行医生涯已把希波克拉底的这一遗训铭刻在他的心上——先辈同仁们都把这一遗训视为不可违背的准则。那年月医生们从不对病人谈治病的事情。

有时候医生怀疑病人的病情实在是严重。不过他决不会说出来。只有在病人完全康复之后，医生才告诉他当初病情是如何地糟糕。因此，每一场病看起来都不过是一场事后的虚惊——因用药及时而有惊无险。这一状况提高了医生的声望。那时候医生在人们心目中是治病救人的救主。当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他的胡子白花花的——那时所有的医生都有长长的胡子，他的外貌整个儿是一派娴雅之风；他的表情则予人以高贵之感。他一到场病人就有救了。更绝的是，他只需一瓶药和一个软木塞就够了。遇到某些极端的病例，他会守候在病人床边，很可能一守就是一个通宵。不过到第二天早晨病人已经好了。

为病后的康复，医生会开一张“忌日”处方。那就是说只让吃牛排和喝黑啤酒。

这样的医学当然没法是科学的，也是有局限的。死神随处可以钻空子令它破产。但它却很有人情味，让人倍感亲切和仁慈。今天取代它的是“机械医学”——包括机械检验、科学诊断、医院和X光。所有这一切都很了不起。可是它们与妙手回春的艺术是两码事儿。

请看：

一九三二年的医学

医生与“机器”

“机器”穿着哔叽布衣服坐在诊断室的椅子上，缩成一团。它的移动装置在关节处折叠着，搁在椅子下面。这家伙很焦急，但医生对此一无所知。这可怜的“机器”正被攫住它的供水管的某种恐慌折磨着。但它却硬撑着装出一副好汉模样。

“一时有点难以说清，”医生说，“到底是啥毛病。”

他此时在做一些最基本的诊断，这儿敲敲，那儿听听。

“我感到心脏不太讨我喜欢。”他补充说，然后就回复到了他那思虑重重的沉默之中。

“没错，”他从沉思中挣脱出来，继续说，“有些症状我不喜欢——一点儿都不喜欢。”

“机器”也不喜欢，不过他没吭声。

“说不定呀，”医生说，“也许那儿有点关节硬化。”

至于“关节硬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什么后果，“机器”一无所知。不过光有这一说法就够厉害的了。

“很可能，”医生说，又一个非凡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前部有渗透现象。”

这些也许不是医生所用的那些确切的医学术语。但在“机器”听来却正是那么回事。

“是那样吗？”他问道。

“不过，我们得观察一段时间，直到弄清为止。你说你从来未得过狂犬病？”

“我记得没有。”

“真有意思。从症状看好像得过狂犬病或诸如此类的病。”

医生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在一些小纸片上写。

他开的诊断书要求照X光、量血压和检查心脏。

“好了，”他准备收场了，说，“不要惊慌，弄不好你在街上就会爆炸。不过我认为不会。我不太担心这一点。也有可能你的大脑会往两侧炸开。不过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会慌。要是你的眼睛在街上掉出来的话，你得告诉我一声。”

这些不是他的原话。不过它们造成的印象却是毫无区别的。

“我会告诉的。”“机器”说。

“现在嘛，”医生说，至此他对这一病例总算提起兴趣了，仿佛艺术家对一幅艺术品雅兴十足似的，“得说说忌口的事了——我想你最好是什么都别吃——或者说一个来月什么都别吃，不要喝酒；还得把烟戒掉，另外你最好不要睡觉。”

“而最重要的是，”医生突然和蔼可亲起来，一会儿以前他还根本没想到这回事哩，“不要着急。你随时有可能炸开，但是不要为此忧心忡忡的。你也许会死在出租车里，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惊慌失措。一个星期后再来，那时我会给你看X光片。再见！”

“机器”一离去就是一个星期。那就是说七天，或者168个小时，或者10，080分钟，或者604，800秒钟。他对其中的每一分一秒都清清楚楚。每一秒钟的逝去他都感觉到了。

一个星期之后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医生容光焕发，兴趣盎然。

“瞧瞧它。”他说着对着光举起一些X光片。

“那些是什么？”“机器”问道。

“大脑的X光片，”医生说，“你看见雾蒙蒙的阴影了吧？——那儿，就在大脑之间，百科全书说——”

“那是什么？”“机器”问道。

“我还搞不清楚，”医生说，“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我们还得查看一下。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想我们也许要打开你的脑颅看看。现在开颅移脑技术已有了长足进展。这种手术是非常棒的，我想这个险我得冒一冒。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与此同时，我希望你能遵从医嘱，什么东西也不吃。”

“噢，不会吃的。”

“还要戒烟戒酒。”

“噢，好的。”

“这就对啦。行啦，过一两天我们会更清楚的。到时候我会对你的血液和心脏做抽样和切片检查，那么我们就能进一步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再见。”

一个星期左右以后，医生对他的秘书说：“那个哔叽布‘机器’今天早上会来看病吗？”

那位女士查看了一下记事本。“是的，我想他会来。”

“那么，打个电话给他。他今天没必要来了。我已拿到他的所有检验报告，替他检验的大夫们没查出任何毛病。告诉他，他们希望他六个月以后再来检验一回，也许那时他们能查出一点什么来。不过现在他压根儿一点儿毛病也没有，那都是他胡思乱想出来的。噢，随便告诉他一下——他听了会乐不可支的。X光片上面脑部的那块像凝血似的阴影没什么，不过是仪器玻璃上的一个斑点造成的。他听后会笑个没完的。”

秘书消失在电话室里，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

“怎么着？”医生说，“你在电话里和那位先生接上头没有？”他现在称那人为先生，因为此公在医疗方面已没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了。

“我打到了他家里，”她回答说，“可他们说那个先生已经死了。他是昨夜死的。”

“哎呀！”医生严肃地说，“这么说我们全弄错了，我们本该查了他其他方面的。他们说了他是怎么死的吗？”

“说了。他们说据他们所知是煤气中毒。看来他是蓄意把煤气搬进卧室自杀的。”

“呀，呀，”医生说，“自杀癖！我居然忘了检验这种病啦！”

沃雷斯和卡朋特

人类依旧对什么都容易习惯并且因此而兴盛起来。新的医学手段——修补、检验和移植——已经成为我们的公共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已孕育着未来的治疗术，或者不如说，治疗术现已失传，只是在草野之间遗风残存而已。正在取代它的东西，称为再造术也许更为妥当。它的目标不是要治愈病人，不值得这样对他，而是要再造他，把他整个儿重塑一遍。要是他的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就给他装一台新的。今天，每一个人对再造手术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已有一些了解。一根根骨头被取了出来，换上了新的；一块块皮肤从琼斯先生身上取了下来，被移植到了史密斯先生身上。谁也不会去彻底想一想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具体细节，或是去问一问它们会导致什么后果。不过其目标已足够显而易见的了。无疑，一旦目标实现了，所有“毛骨悚然”的念头都会消失殆尽。那类念头全都是次要的、相对的，都是些在绝对的现实中毫无根据的东西。一条章鱼看起来是那么可怕，一只煮熟的龙虾却味美可口，假如谁都没见过煮熟的龙虾，一旦有一只龙虾出现在晚宴席上，所有赴宴的人都会惊恐地大声尖叫。

随着再造手术的胜利与发展，看来很可能所有的恐惧感都会消失。我们已经对配假牙的人非常习惯，对整过型的脸我们也正一天比一天适应，过不了多久，对刚配好一个新牌子的胃的朋友，我们也不会惊恐地敬而远之了。

请看：

2000年的医学

沃雷斯和卡朋特

“喏，我想把他从头到尾整个儿再造一下。”一个独断独行的女士对医生说。

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一个可怜巴巴的家伙，显然是她的丈夫，他颓然坐在一把椅子里，有气无力地盯着他妻子和医生。

这个女人属于独断专行的那种类型，说话没完没了，咄咄逼人，看她一眼就足以明白男女之别了。

那个男人属于常见的怕老婆型，他的脸部表情温顺如海象，还留着两撇歪歪斜斜的向下耷拉着的海象似的八字胡。

“噢，我真闹不明白。”他咕哝道。

但无论是那位女士还是那个医生，谁都没在意他的咕哝。

“他简直什么都需要换新的，”那个女人说，“我已跟他说过了，我要把这当作礼物送给他，以便在下个月纪念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到那时我们已结婚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医生说。

“那当然，”那女人吱吱嘎嘎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那时人们都叫我小玫瑰花蕾哩！”

“对，对。”医生哈哝道。他的眼睛正漫不经心地对着那位女士，其实没有真的看见她。也许他正在想：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无论经过多少世代，这种类型的女人都是本性难移的，或者说，这种对话方式是无法改变的。也有可能与此相反，他没在想这一点。也许他只不过是在想这一病例。并不是每一天都有人来访，来请卡朋特先生做他们这一行所谓的“全活儿”的。换一两根新骨头、移植部分大脑或换掉一个用旧的胃，诸如此类的事儿倒是家常便饭。但把顾客从头到脚再造还是有点不同寻常的，而且也带有一点实验性。

“其实，”那个丈夫说，“我也说不准，我倒是觉得我并不真的需要再造那么多。事实上依我看——”

“得啦，约翰，”他老婆打断了他的话，“别再对我唠叨那些。这是我的事，与你没关系。所有的费用都由我用我个人的积蓄支付，你别再多嘴了。”

医生带着沉思打量着病人。他好像正在用眼睛测量他。“他有很多东西我还可以用哩。”他说。

“您这话怎么讲？”那位女士问道。

“噢，比如说，他的脑袋就是。它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它。”

“可他的脸不行！”那个女人说。

“不，在某种意义上，就连他的脸也是可以用的。你会惊奇地发现，即便不彻底更换任何组织也能大有作为。他的脸无需做任何整形，只不过需要更多的活力、更多的表情和更多的警觉而已。你等着瞧，我给它通上两万伏电，那你就能看出个究竟了。”

“我说呀，”那个男人咕哝道，“我也说不准，我觉得我对这一切没太大兴趣。”

“你不懂的，”医生简洁地回答，接着继续往下说，“我看不出我不能用他的大框架的理由。手臂和腿都还蛮好的嘛。”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他不够高。”她说。

“我个人认为……”那个男人又开始说话，可他老婆根本不搭理并自顾自地往下说。

“他需要风度。我们一起去参加晚会的时候他是那样掉价。我希望他能高一大截。”

“很好。”卡朋特大夫说，“这很好办。我给股骨续上六英寸就够了。到时候他坐在桌边还是会有点显矮，不过那没有多大关系。当然，为了比例匀称，你的手臂还得延长一点儿。顺便问一句，”他补充说，好像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你玩高尔夫球吗？”

“我吗？”病人说，他的脸第一次明显地露出一点活力。“我是不是还玩别的？我每天都玩高尔夫，不过也许你难以相信，我几乎是俱乐部玩得最糟的。比如昨天吧，我在打那个远洞时失手了，本该三杆打四百八十码，在球场的右边，从那里击球——可我竟然多打了七杆才进洞。七杆呀！你能打得更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医生说，“要是你对自己的高尔夫球技术不满意，那么在给你的手臂整型的时候，我会做点什么来提高你的球技。”

“是嘛，要是你能做到，我愿为此付你一千块，”那个男人说，“你认为你能做到吗？”

“等一会儿，”医生说。他走进邻近的一个小电话间。他所说的话和对方对他说的话，无论是沃雷斯先生还是他老婆都能听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乌托邦，行医行当的具体操作过程都是不如其最后成果那么高贵的。在拨了电话号码之后，诸如下面的对话在这一行当是常常能听到的。

“我是卡朋特大夫。你昨天得到的那个苏格兰职业高尔夫运动员怎么样？全用掉了吗？”

“等一等，大夫，我得问一问……还没有，他们说还没用掉多少。你是想要他的大脑吗？”

医生笑了笑：“不，谢谢。我想要他的左手的前臂。我的一个顾客不惜代价，愿出一千块的高价。好，多谢。”

“都安排妥了，”医生说，“我可以给你安一个高尔夫校正器。现在我们可以谈其他项目了吧，呃？”

“可有一个毛病，”他老婆说，“我最希望你帮他改一改，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紧。约翰总是羞羞怯怯的，不敢登台面。他总是不能很好地表现自己。”

“噢，得了，得了，朱妮！”那个男人含含混混地反对说，“我身上没什么可表现的。”

“行了，我猜呀，”那个女人继续说，“约翰有一种人们所谓的‘自卑情结’。是这样叫吗？你能不能对他的大脑动动手术，去掉这种情结呢？”

卡朋特大夫微微一笑。

“那毛病不在他的大脑里，沃雷斯夫人，那是他的分泌腺的问题，没有比改变它更容易的了。只是有一点点难处，这样做的唯一的危险是有可能矫枉过正。”

“没关系，”那个女人说，“那对他不会有害处。他需要着哩。”

犯不着为后来几个星期沃雷斯先生所接受的“治疗”的细节浪费笔墨，那太不恰当了。诸如此类该由医疗技术著作去大书特书。即便是现在，我们就已倾向于让那一切不明不白了，在未来的世代里，习俗会对再造手术的过程表示进一步的默认。今天的治疗是在暂时麻醉的条件下进行的，将来可不一样，麻醉是持续的、长期的，这会使治疗这一行当以完全不同的面孔出现。到那时，由于连病后康复都是在麻醉状况下进行的，因此病人——按惯常说法称之为顾客更准确些——从进再造院（以前叫医院）到最后出院，对什么都不知道。这么一个顾客若是声称他“觉得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比现在的病人这么说更加实在。

无需赘述，反正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沃雷斯夫人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是“他的腿做好了”。不久又有一个电话来问她：“他的八字胡怎么办？您是想保留它们还是想把它们永远刮掉呢？”

在这种背景下，当经过彻底翻新的约翰·沃雷斯再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从他的第一次来访到现在已有六个星期——卡朋特大夫压根儿一点都不吃惊。他丝毫不惊奇地发现沃雷斯先生与先前判若两人，简直叫人认不出来了。站在医生面前的已是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他身材魁伟不凡，脸刮得干干净净的，颚骨方正有力，一看便知是一个果断有力、富于个性的人。

“是沃雷斯先生！”卡朋特大夫终于认出了是谁，禁不住叫了起来。

“没错，”那个男人说，同时热情而有力地握住医生的手，“不过这个名字太小气了，我不太喜欢它。”

“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道。

“很好，”沃雷斯回答说，“我刚刚从高尔夫球场来。我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那儿去。你不知道吧，我只用了不到四十杆就打完了全场，而那个远洞我只打了四杆——你相信吗？——只比标准杆数多打一杆。当然休息和治疗帮了我的手臂一个大忙。”

“当然，”医生重复说。

“不过，事实上，我觉得我在高尔夫球方面还是有点天赋的。你知道，无论怎么说，在高尔夫球方面大脑和膂力是同样重要的。不过我此次拜访不是为了谈这个，只是想表达我的衷心感谢并请你在百忙中把账单寄给我——寄给我本人，个中原因你是清楚的。”

“可是，”卡朋特医生说，“我想沃雷斯太太希望由她来支付，不是吗？”

“没那事儿，”那个客户笑了笑，“我才没那么傻哩！要是她付了钱，那她就获得了某种债权，从法律上讲是如此，你知道吗？”

“噢，我知道，”医生说，“这种官司是时有发生的。再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本该想到——”

“还不止刚才说的那点哩，”沃雷斯一边说，一边点燃一支烟，“我一回到那幢房子就见到了她。我的天啦，卡朋特，那个女人的长舌真厉害呀！绝对永远停不下来！事实上，我是不想回到她那儿去了。她的唠叨简直会要我的命。”

“关于这一点嘛，”医生说，“假如只是她的舌头的问题，那我能替你把它弄短一些。”

“你能吗，呃？”沃雷斯先生稍微停顿了一下，好像有一点点怀疑似的。接着他又用坚决果断的口气继续往下说——经过二十四小时之后，他对这种说话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不，现在太晚了，无论如何，我不想那样。实际上，卡朋特，我已在准备娶一个新夫人了。我已经决定了，长话短说吧，我要娶医院楼上的护士小姐之一。你在楼上的时候也许注意到她了，就是那个很高的黑姑娘。事实上，假如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她是太高了一点点。”

“我可以把她弄短一点。”卡朋特咕哝道。

“弄短多少？”沃雷特问道——“噢，不，我得让她保持原貌。”

“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呢？”医生问道。

“我还没完全定下来，”沃雷斯说，“我想，很快就可以定下来。”

“那是无疑的，”医生说，“那位年轻女士也在盼着那一天吗？”

“我还没问她哩，”沃雷斯说，“也许今天我会跟她提此事。不过此事得等我先打完十八杆球之后再说。好啦，再见吧，大夫，别忘了账单的事儿，顺便提醒一句，在开账单的时候别忘了改我的名字。从今往后，我不要约翰·沃雷斯这个名字了，我要改名为海格力斯·布尔拉什。”

卡朋特医生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那个顾客一离开，他就在办公桌边坐了下来，继续写他那即将问世的论文，论文的题目是《论整形手术或许存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