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走出旅馆，来到门前的人行道上，对他的两个雇员喊道——“把那面英国米字旗挂到上面去，挂得高高的。”

然后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两面旗帜迎风飘扬。

“比利，”他对柜台主管说，“再去搞两面旗来，把它们高高地挂到店后面的顶上。然后打个电话到城里去，打听一下做一百面这样的旗要多少钱。把酒吧那些‘美国饮料’的招牌全部撤掉，换上新的‘英国啤酒，随时供应’。撤掉黑麦威士忌，去订购些英格兰、爱尔兰的米，然后去找印刷公司，叫他们给我做一些英国酒的广告牌。”

紧接着史密斯先生又产生一个念头。

“喂，比利，”他说，“打电话到城里去，订购五十张乔治国王的像来。质量要好，要彩色的。钱多钱少没什么关系。”

“是，先生，”比利回答道。

“嘿，比利，”史密斯先生叫道，另一念头又出现了（的确，自从史密斯先生投身政治以来，你可以看出诸如此类的念头像波浪一样朝他涌来），“再弄五十张他爹的来，就是爱尔伯特老国王的画像。”

“没问题，先生。”

“喂，我说呀，你记着，买像的时候，顺便也买几张老王后的，维多利娜老王后的，要是能买到的话。要买穿丧服的那种，要有竖琴、狮子和三叉戟图案。”

保守党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早上。乔什·史密斯已被选为候选人。现在整个镇子都被旗帜和竞选告示牌覆盖了，每天晚上大街上都有乐队在演奏，噪音、音乐和激动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

即使在城里，选举时节也是够热闹的，但在城里，一到上班时间兴奋劲儿就会有所消退。而在玛丽波莎，根本就无所谓上班时间，因此那种兴奋也就始终不断地持续下去了。

史密斯先生赢得了保守党大会的支持。有些人想拥戴尼文斯，不过呼声很微弱。每个人都知道，他只是一个律师、一介书生而已，与见识广博得多的乔什·史密斯相比毫无竞争力。

结果自然是史密斯成了保守党候选人，于是镇上到处挂起了竞选宣传广告，上书“史密斯忠于大英帝国”等大字。人们纷纷戴起了徽章，史密斯先生的头像在徽章的一边，乔治国王的在另一边。史密斯旅馆隔壁那家水果店被清理好了，成了史密斯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整个白天加半个晚上都有人在里面抽雪茄。

镇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宣传广告，上书“巴格肖——自由”、“巴格肖——繁荣”、“投玛丽波莎标准的顶梁人物一票”等。镇子北边的玛丽波莎大厦旁边是巴格肖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那里横街扯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巴格肖的一班人马在里面抽烟，不抽到头晕眼花不会罢休。

史密斯先生做了一个估算，结果表明在他的竞选办公室抽掉的雪茄的数目，几乎是在自由党的办公室抽掉的雪茄的两倍。在迄今为止的五次选举中，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如此风光。

或许还得提一提，镇上另外还有周恩牧师的竞选宣传牌——有那么五六块吧——小里小气的，每块约手绢大小，上面写着“爱德华·周恩先生恳请密西纳巴县全体选民投他的票”。但你决不会注意到那些小玩意。后来周恩先生千方百计在主街横扯了一条上书“周恩——诚实”的大条幅，结果风却把它刮到湖里去了。

这次竞选实际上是史密斯和巴格肖之争，大家从一开始就心中有数了。

我真希望能把这一最伟大竟争的各阶段及其所有周折叙述出来，再现出从战幕拉开到投票结束的所有细节。不过，那可就要写上好几大卷啦。

最先的交锋，当然是谈贸易问题。玛丽波莎的两家报纸——《新闻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版面上作论据的统计数字比比皆是。然后记者采访各位候选人，发表采访记，阐明各候选人在关键问题上的信念和看法。

“史密斯先生，”《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的记者问道，“关于拟议中的降低差额关税的做法会有何影响，我们想听一听您的高见。”

“哎呀，佩特，”史密斯先生说，“这我可说不上来。来，抽支雪茄。”

“史密斯先生，您认为降低对英国商品的按值税优惠，同时以互惠关税率引进美国货，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不是吗？”史密斯先生回答说。然后他问记者：“您喝点什么？陈啤还是土酿？”

在这类简短的对话中，史密斯先生的表现表明他片刻之间已掌握了与报界周旋的全套本领。第二天报上的采访记说，虽然史密斯先生不愿明确地指出关税差异的原则与正确的财政科学相背过，但是他坚信与美国实行任何关税互惠政策都势必导致人均国民工业产值的严重下降。

“史密斯先生，”玛丽波莎的一个制造商代表团的主席问道，“要是您当选的话，在关税方面您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兄弟们，”史密斯先生说，“我要把它定得他妈高高的，谁也别想再把它降下来。”

“史密斯先生，”另一个代表团的主席说，“我历来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

“那就继续当下去吧，”史密斯先生说，“我本人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您对帝国防务有何高见？”另一个人问道。

“啥呀？”

“帝国防务。”

“防什么呀？”

“各方面都防。”

“谁说的？”史密斯先生问道。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事儿。”

“渥太维的保守党兄弟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们赞成。”

“那好，我也赞成。”史密斯先生回答说。

这些短短的谈话所代表的只是这场伟大竞争的第一阶段，即辩论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玛丽波莎新闻邮报》对很多东西进行了彻底论证，例如，玛丽波莎的猪肉价格比南加利福尼亚的橙子价格高出零点六；又如，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密西纳巴县平均每十年进口的鸡蛋量，比新奥尔良每十年进口的柠檬量增长了四点六八二。

诸如此类的数据能引发人们思考。这是无庸置疑的。

辩论结束之后，竞选进入组织阶段，往后是公众大集会。或许你还从没见过一个县被“组织起来”是怎么回事儿吧。那景象可壮观极了。首先是巴格肖那班子人马出来游说，他们驾着轻便马车从西往东在县里四处巡行，然后又从南到北巡行一遍。无论何时他们遇到一个农夫，他0梆会到农夫家里去，在那儿吃上一顿饭。吃完之后，他们把农夫带到轻便马车边，请他喝上一杯，于是这个人的选票他们就可以稳拿了。一直要到农夫招待保守党人吃完饭之后，他这张选票才会变卦。

事实上，向一个农夫表明你对他一片诚心的唯一办法，就是上他家去和他一起吃一顿饭。要是你吃不下那顿饭，那他是不会把票投给你的。这是一种公认的政治测验。

不过嘛，当然如此，正当巴格肖一行开始巡行拉选票的时候，史密斯的人马从另一个方向驾到了，他们和农夫们一起吃饭，给他们递雪茄烟，把他们又全部还原成了保守党人。

你或许还会在这儿或那儿看到独立候选人爱德华·周恩的身影，他在政治车马的烟尘中从一个农庄游说到另一个农庄。对每一个农夫他都解释说，他保证自己不行贿赂，不给黑钱，不许诺职位，因此每一个农夫都热情地和他握手并且把去下一个农庄的路告诉他。

在乡村被组织好之后，接下来的阶段是举行选民集会，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与对手展开舌战。

我想在整个加拿大自治领还没有哪个地方像玛丽波莎这样，能对贸易问题——关税互惠问题——进行如此彻底的探讨，能表现出如此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人们谈论的除了这一话题没有别的。在街上甲某会叫住乙某，告诉对方他昨晚从报上得知纽约一个蛋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的高百分之一。同一天晚些时候，乙某又会拦住甲某，告诉他爱达荷州每磅猪肉的平均价格比玛丽波莎每磅牛排的平均价格便宜六厘钱（也许是贵六厘钱——他一时记不清是便宜还是贵了）。人们靠诸如此类的数据过着日子，谁记的数据最多，谁就会拔尖，被视为天然的领袖人物。

不过这些东西得到最全面彻底的探讨，当然还是在选民集会上。要想把密西纳巴县举行的所有选民集会一点一滴全记录下来，那非得有鸿篇巨著不行。不过这里或那里出现的某些雄辩有力、与众不同的演说，还是值得一提的，它们堪称经典力作。比如说，约翰·亨利·巴格肖在德肯色区中学的礼堂发表的演说便是如此。第二天《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评论说，那篇演说会载入史册。一点儿没错——它会深深地埋在史书堆里。

凡听过巴格肖演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演说家。而在那天晚上，他以一个年事已高、只渴望为国家效力的人的平静与庄严发表演说，几乎超越了他自己的水平。在他的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某个人的饰针掉到了地上，落地的声音是那么大，简直把窗玻璃都震响了。

“我现在老了，先生们，”巴格肖说，“肯定过不了多久，我不仅必须和政治告别，而且还必定去那个有去无回的地方。”巴格肖说到这里时全场一片沉寂。大家的理解是，这句话意味着他想去美国定居。

“是的，先生们，我已入垂暮之年，我希望，在我走的时候，我能尽可能少地留下憎恨。但在我走之前，我希望大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保守党内的恶棍多得不计其数，其数额超过了任何一个正派社区所能容忍的程度。”他继续往下说，“我对谁都没有恶意，我希望对所有的人善言以待。我要讲的是，居然有一批有理智有责任感的人把那样一个恶棍提名为保守党候选人，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先生们，目前这场竞选容不下任何报复性的咒骂。我们不妨站得更高一点，超越那种低贱的举动。人们告诉我说，我的对手史密斯是一位沙龙老板。这一点不谈也罢。人们告诉我说他被判过盗马罪，说他是一个作伪证出了名的人，还说他是闻名密西纳巴县的最黑心的说谎大王。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吧。不要让这些东西玷污了我们的唇舌。”

“不，先生们，”巴格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我们还是站得高一点，来谈谈国民福利的问题吧。我们最好先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是多从整个国家的大局着想。为此，不妨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德肯色镇区的大麦价格的一些事实。”

接下来，在一片寂静之中，巴格肖读了一张价格表，它们是十六年以来十六个地方的十六种谷物的不同价格。

“不过，还是让我回过头来，”巴格肖转向了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的另一方面，一花点时间看一看密西纳巴县的沼泽干草的价格吧……”

当巴格肖坐下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在德肯色镇区自由党稳操胜券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在这一点上人们低估史密斯先生的政治天才了。史密斯第二天一听说有关情况，便马上把他那几个主要演说人召集拢来，他说：

“伙计们，他们在统一学方面占我们上风了。我们这方面还差得远哩。”

然后他转向尼文斯，说道：

“前天晚上你在这儿讲过些什么数字？”

尼文斯拿出一张纸并开始念了起来。

“慢着，”史密斯先生说，“成肉的数字是多少？”

“一千四百万元。”尼文斯回答说。

“太好了，”史密斯先生说，“就说是两千万元。那些农民，他们会赞同的。”

尼文斯做了修改。

“那么干草的价格是多少呢？”

“两块钱一吨。”

“把它提高到四块，”史密斯先生说，“我跟你说呀，”他补充道，“假如有哪个农民说这些数字不对，叫他到华盛顿去亲自查好了。可以对他们明说，要是有谁想证实你所说的数据，他可以随便到英国去查——告诉他直接去伦敦，亲自去翻册查明好了。”

自此以后，统计数字方面也就没什么麻烦了。然而，我还是得说一句，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好诸如此类的数据，那还是很能让听众折服的。在这场选举中，最擅长此道的大概要数银行家穆林斯了。一个操他这种行当的人，非得对贸易、人口和金钱方面的数据了如指掌不可，在演说中能把它们信手捡来，那效果是妙不可言的。

无疑你听过这类人物的演说，但是我怀疑你所听过的演说的效果，没有穆林斯在第四区的选民集会上所作的演说那么典型。

穆林斯本人当然对那些数据早已烂熟于心，他从不屑于把它们写在纸上，而他的演说却效果非常惊人。

“先生们，”他非常诚恳地说，“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到了什么程度呢？谁能说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进口额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呢？”然后穆林斯停顿下来，环视一下四周。谁也不知道。

“我本人……”他说道，“也说不出确切的数字——现在这个时刻说不上来——但数额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再比如说人口的增长，”穆林斯再次振奋起来，像天生的统计学家在估摸大概数据时一贯表现的那样，他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能说出来，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主要城市增加了多少人口？——”

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下来，信不信由你，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

“我现在说不出具体数据来，”穆林斯说，“但我家里有这些数据，它们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在发表竞选演说方面，候选人史密斯一度遭到了严重失败。

按原来的计划，史密斯先生的竞选纲领里列有彻底禁酒一项。但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这一着失策了。他们从城里请来了一个特约演说家，一个系白领带的严厉的人。此人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工作上，除了他的日常开销和每次的演讲费之外，他是不计报酬的。我是说，除了那么点钱以外，他别无所求。

在自由党人在德肯色区的学校集会的同一天晚上，他在德肯色区的社交大厅发表了演说。

“先生们，”他说道，然后中间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会儿我们聚在一块儿认真谈论国事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的对手的会场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吗？今天下午，有十七瓶黑麦威士忌被从城里送到了那所易于相信别人的无辜的学校，这你们知道吗？有十七瓶威士忌藏在黑板和墙壁之间，参加开会的每一个——请注意我的措辞，每一个人——都可以灌足那种可恶的东西，费用全由那个自由党候选人支付！”

演说者说到这里的时候，史密斯的支持者们在会上你看我我看你，既吃惊又气恼，致使演讲才讲完一半，会场里的听众差不多已走光了。

自此之后，彻底禁酒的条款被更改了。委员会采取了两全之策，一方面主张严格限制酒类营业执照的审批发放以促进禁酒运动；另一方面又鼓励含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并通过严厉的酒类贩卖法规确保此类酒饮只供给适合饮用它们的人。

最后，盛大的选举日终于来了，正如大家所知，这一了不起的日子使史密斯先生的事业达到了胜利的巅峰。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多谈，因为它已变成历史了。

反正，凡是到过玛丽波莎的人，都知道选举日是何种盛况。所有的商店，按惯常的习俗，当然都打烊了。所有的酒店，都遵照法规关门了，你要进去得走后门才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恣意取乐之前，他们在街上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就像他们在七月十二日或圣帕特里克节常做的那样。选民们都在不断地观察不同的投票点，看别的人是否已投票，因为谁都不想率先投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生怕被愚弄而把票投给了不该投的候选人。

史密斯先生的大多数支持者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们引而不发，在开头的几个小时都不投票。在史密斯先生看来，竞选有如捕熊，先得沉住气。

“先留着你们的选票别投，伙计们，”他说，“不要太性急。等时机成熟再干，到时候再大打出手，狠狠地来它两下。”

玛丽波莎的每一个投票站都有一名选举主持人和两名监票员。那些选民在投票站内外四下窥探，我看呀，和老鼠在鼠夹边东张西望没什么两样。而一旦两个监票员把某个人弄到了投票间里，他们会把他推到一幅小帷馒后面，使他不想投也得投了。至于投票方式嘛，不用说，是采取无记名投票，因此除了选举主持人，两个监票员和当时在场的两三个人以外，谁都不知道此人投了谁一票。

正是由于这一点，开头的投票结果往往是相互抵触，矛盾百出。有时因投票站安排得乱七八糟，监票员弄不清选票到底是怎么登记的，结果也就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选票恰好统计反了。另外还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投票者投票时太匆忙、太漫不经心，结果监票员们不得不把选票从票箱里拿出来，仔细看看到底是选了谁。

我想大概是由于以上原因，玛丽波莎选举初期的结果才那么离谱。

也许这也就是选票报告表明独立候选人爱德华·周恩肯定取胜的原因。当这一消息传开时，街上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啊，你要是看到了当时的情况就好了。此前在自由党和保守党所举行的那些盛大的选民集会上，人们已把周恩忘得一干二净，当周恩的票数领先的消息在四点钟左右传开的时候，选民们大家都惊讶不已。并不是说他们对这一结果不乐意。相反，他们很高兴。人人都走去同周恩握手并向他祝贺，还对他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国家所需要的正是一个正直、诚实、无党派偏见的代表人物。保守党人们公开说他们已对党派厌烦了，以后要与它一刀两断；自由党人们则说他们恨透了党派政治。已有三四个人把周恩拉到一边，解释说镇里所需要的是一个光明正大、廉洁清白、没有党派色彩的邮局，这个邮局应建立在一块绝对没有党派偏见的土地上，以未受过任何党派纠葛玷污的协约为原则。其中有两三个人很乐意告诉周恩上哪儿能买到那么一块净土。他们还对他说，在邮局局长的人选问题上，他们对现任局长特里罗尼本人没有任何个人私怨，也不会说他什么不是——只是有一点除外，那就是他完全彻底地不称职。他们还说，要是周恩主张建立纯洁的行政机构，正如他曾说过的那样，那他应该首先把特里罗尼净化掉。

爱德华·周恩已开始对掌权意味着什么有点感觉了，他的行为举止中不知不觉有了某种自以为了不得的东西，这是意识到大权在握的最初表现啊。

老实说，在那半个小时的短暂的当权期内，周恩有机会稍微感觉到了大权在握的滋味。亨利·麦克吉米斯跑来找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当联邦政府的人口普查员，理由是他经济状况很糟而且整个冬天都被风湿病折磨得快要瘸了。纳尔逊·威廉姆逊则申请码头主管之职，声称他整个冬天都因坐骨神经痛而卧床不起，除了这项工作干什么都不合适。伊拉斯莫斯·阿彻尔则问周恩是否可以把他儿子佩特安排到渥太华的某个部里任职，他给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说他已挖空心思在别处替佩特找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并不是说佩特不求上进，而是他生性迟钝——连他父亲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是迟钝到家了，真是见他的鬼。他一碰到数字就变得没头没脑的，而不幸的是他以前从没有机会通过上学来补救一下。但要是周恩能在渥太华为他谋一个职的话，他父亲确信那一定是最适合他的。在印第安事务部、天文学研究所或加拿大新海军中，肯定有那么一两个适合他这样的小伙子的职位吧？对所有诸如此类的请求周恩都耐心解释，说他一定加以认真考虑，同时还请大家体谅，说他得先和他的同僚们研究研究，不能仅仅凭自己的心愿办事。老实说，假如说周恩有生以来对内阁部长们一度曾心怀嫉妒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的嫉妒之情已消失殆尽。

但周恩的鸿运是短暂的。甚至在玛丽波莎的投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有消息流传开来，不管是真是假，说巴格肖已在县内当选。第二区的选票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巴格肖——他与史密斯的得票数之比是六比二——沿镇区干线的所有地区（干草饲料农场就在干线附近）据说都拥戴巴格肖。

这一消息一传到镇上，人们就让玛丽波莎太阳神骑士团乐队（其中每个成员都是自由党人）在主大街演奏开了，乐队前面到处是巨幅红旗，还有一条上书“巴格肖永远胜利”几个大字的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英尺高。人们欢天喜地，激情澎湃，那景象真是从没见过。人们在玛丽波莎饭店门口的台阶上簇拥着巴格肖，争先恐后地和他握手，说他们为能目睹这样一个盛大的日子而自豪，说自由党是整个自治领的光荣，还说一想到所谓无党派政治他们就感到恶心。人们片刻之间，已开始在竞选办公室着手组织晚上的游行了，他们准备了幻灯和演说，还为即将在台上演说的巴格肖先生准备了一大束鲜花，届时将由四个全身穿白衣服的小姑娘（都是自由党人）把花献给他。

这时候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投票时间了，正是在这一紧要关头，史密斯先生从他的竞选办公室走了出来，要他的支持者们向镇上进军，投票去！那气势就像当年威灵顿公爵号令全军杀向滑铁卢一样。于是，选民们从竞选委员会总部办公室和分部办公室蜂拥而出，每个人的衣襟上都飘扬着蓝色的徽章。

“好好干吧，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说，“投票去，不停地投，投了再投，一直投到他们赶你们走为止。”

然后他转向他的竞选助手。“比利，”他说，“打个电报到城里去，就说我已以压倒多数当选，并叫他们马上发一个同样的回电。然后给各乡村的每个投票站去个电话，捎回信说全镇都坚定不移地拥护保守党，并叫他们把同样的消息用电话回传过来。还有，去喊几个木匠来，叫他们在旅馆门口搭一个台子，叫他们把酒吧门上的绞链拆掉，让门敞开着，准备好投票一结束就开门大吉。”

正是最后的那一个小时起了决定作用。先是大海报出现在《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社的橱窗里，上面的电报说城里报道乔什·史密斯即将当选。然后，从全县各地又传来同样的消’g。至此，选民们再也等不下去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等待了一整天，谁都不想投错票。但当他们一方面看见支持史密斯的人拥进投票站投票，另一方面又听到外面有关史密斯将当选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再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们坚定不移地蜂拥而上，到五点钟宣布选举结束的时候，大家丝毫都不怀疑这个县得救了，史密斯当选为密西纳巴县的议员了。

我真希望你目睹了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盛况，那对你的心身大有好处——那万众欢腾的情景是你前所未见的，会令你心花怒放。看来整个镇子的确没有一个自由党人而且从来没有过。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保守党人，多年以来都是如此。那些怀着痛苦和悲伤投了自由党二十年票的人们，那天晚上都露出了本来面貌，都直言不讳地招认自己是保守党人。他们说他们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屈辱了，因此非坦白出一切不可。道出这种真相是要做出牺牲的，但不管这种牺牲有多大，他们都准备去承受它。

就连丧事承办人戈尔戈沙·金汉姆先生都站了出来，他说这些年来他为约翰·亨利·巴格肖卖命完全是违心的。他说从一开头起他就在心里犯疑了。他说这种疑惑一直在搅扰着他。每天晚上，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干活的，可是诸如此类的疑虑常常突然向他袭来，使得他简直没法把防腐工作继续下去。可不是吗？就在贸易互惠政策被提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对他太太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告诉她说他觉得那简直就是出卖祖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很多很多人都说他们有过和金汉姆同样的疑虑。特里罗尼表白说，他早已对特里罗尼夫人说过那是疯狂之举。理发师杰夫·索普则说，刚谈到贸易互惠问题的那一天，他回家里吃晚饭，席间就对他太太说过那会置本国的生意于死地，会引进一种廉价的、华而不实的美国式发型，还会使对英国的真正的忠诚丧失殆尽。想想看，金汉姆夫人，特里罗尼夫人和索普夫人，她们对这一切已知道六个月并且这么长时间竟没吭一声！我想全国还有很多很多金汉姆夫人吧。这只不过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妇女不适合从事政治罢了。

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游行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街上热闹无比，火炬燃烧，太阳神骑士团乐队的演奏令人陶醉（除名字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党组织了），而最叫人难忘的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和空前高涨的爱国激情。

人们在旅馆前面搭了一个大大的讲台，史密斯先生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坐在上面，他们的身后旗帜如林。人们向史密斯先生献了一大束花，献花的是四个穿白衣服的小女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个，因为结果表明她们其实是保守党人。

然后是发表演讲。佩帕莱法官说大家没有必要谈已取得的胜利了，因为那已成为历史，他还说由于他的官方职务所限，这儿不是他谈论自己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场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此也已变成历史了。而尼文斯，那位律师，则说他要说的只有几句话，因为他或许做过的贡献如今已成为历史，子子孙孙们，他说，会在历史书里读到那一切，犯不着由他自己来说，因为那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演说也是同样的调子，大家都绝对不愿多谈这一话题（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理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留待后人去研究。无疑，他们说的，不管怎么说，其中某些东西还是挺在理的啊。

史密斯先生呢，当然啰，他什么话都没说。他用不着说嘛——至少四年内不用——他是明白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