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座小城根本不靠边境，绝对不靠，它离边境还老远老远，这座小城的人大概谁也没有去过那里，那得横穿荒凉的高原地带，不过也要经过辽阔的富饶地区。仅仅想象一下那条路的一部分就会感到疲倦，而除了一部分路人们再也想象不出什么了。那条路上也有几座大城市，比我们这小城大得多，即使十座这样的小城一字排开，再从上面扣上十座，也不如一座那样的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在去那里的路上迷不了路，到了那些城里也肯定会迷路，由于它们太大，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

然而还有比离边境更远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这就好比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两百岁的人老——这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就是京城。关于边境的战事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些消息，而京城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市民阶层的人，因为政府官员与京城联系密切，每两三个月都能获得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

真奇怪，我不断感到新的震惊，在这小城中，我们竟一声不响地遵从京城来的一切命令。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京城的上层统治者依次更迭，旧王朝被推翻或废掉，新王朝又开始了，上个世纪甚至连京城也给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又建起一个新都，后来这新都也给毁了，旧都又重建起来，而这些对我们的小城竟然毫无影响。我们这里的大小官员总是各尽其职，高级官员均来自京城，中级官员至少也得是外地人，而下级官员则出自于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是这样，对此我们也心满意足。最高官员就是那位最高税务员，他有上校军衔，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如今他已是一个老人，不过我认识他倒有些年头了，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他就已是上校。起初他升迁很快，到后来似乎便停下不动了。对这座小城来说，他的衔位已经足够了，衔若再高我们这里可就容不下了。每当我打算想象他时，总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台上，身子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家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平台非常大，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小型军事操练，平台两边晒着衣物。他家面朝集市广场，身穿漂亮绸衣的孙子们围在他身边玩耍，但却不准到下面的集市去，其他孩子不配和他们玩，不过广场总在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将头从栏杆间伸出去，当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时，他们在上面也一起吵。

也就是说，这位上校统治着小城。我想，他还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那份赋予他权力的文件。也许他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也许他的确是最高税务官。然而这份文件就是一切？难道它就能赋于他统治所有辖区的权力？他这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但对市民却不是最要紧的。在我们这里，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即人们好像在说：“我们所有的全给你拿走了，那就请连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其实这统治权并不是他夺到手的，他也不是个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首席官员，这是自古形成的，上校和我们一样，都是遵从这一传统。

他生活在我们当中，虽然地位之差还不属于天壤之别，但他依然完全不同于一般市民。如果一个代表团带着一项请求来到他面前，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墙。他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人们却在想象中听到那边有低声说话的声音，这大概是错觉，他就是将我们与整体分开的隔绝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在这样的接见中只有见他。在我小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为得到政府资助前去见他，因为最穷困的城区被彻底烧毁了，那回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乡里很受人尊敬，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是他带我去的。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可像这样的热闹，所有的人都挤过来看，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代表团。因为这样的接见大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因此有好些人从广场上搭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看着上面的事情。当时是这样安排的，整个平台约三分之一留给他，剩下的地方全挤满了人。几个士兵监视着所有的人，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将他围在中间。其实只需一个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我们十分惧怕他们。我不大清楚这些士兵来自何地，反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根本就不需要军装。他们个头矮小，并不强壮，但却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将口腔占得满满的粗齿大牙，还有他们的细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因此他们便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恐怖人物，不过也是他们的乐子，因为孩子们总想让那口牙和那种目光吓一吓，然后拼命跑掉。这种孩提时代所受的惊吓到成人后似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在起作用。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些士兵说一口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我们的他们也听不惯，因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起来，冷漠得难以接近，不过这倒挺符合他们的角色。他们是那样寡言，那样严肃，那样呆板，虽未做过真正的坏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坏得令人几乎不能忍受。比如说有个士兵走进一家店铺，买了点小东西，然后靠在柜台边听着店铺里的谈话，他大概什么也听不懂，但却装作听懂了，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会儿盯着说话的人，一会儿又盯着听话的人，手扶着挂在腰带上的战刀刀把。这十分令人厌恶，大家失去了闲聊的兴致，店铺里渐渐没什么人了，直到铺子里人走空了，这位士兵才走。这些士兵一露面，我们活跃的百姓立刻鸦雀无声了。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与所有隆重的场面一样，上校站得笔直，两手前伸握着两根长竹杆。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他这样支撑着法律，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此时每个人都知道那平台上将发生什么事，但人们总习惯于重又感到吃惊。当时那个被指定讲话的人不愿开口，他已经走到了上校对面，可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理由挤回了人群中。另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而自愿出面的几个又都不合适，那可真是乱成了一团，人们赶忙派人给几个市民送信，他们是有名的演说者。在整个时间内，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在喘气时胸部明显地陷下去。他并非呼吸困难，只是呼吸动作特别清晰，比如说就像青蛙，不过青蛙总是如此，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我悄悄地从大人之间穿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打量着他，直到有人用膝头把我撞开。在这期间那个事先确定的讲话人又恢复了勇气，由两位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讲话。在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的讲话中，他一直在微笑，一种极其谦恭的微笑，非常感人，可这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