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天的上午，窗外下着雪，多雾，阴暗，Ｋ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时间还早，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为了至少在下属面前保全面子，他指示自己的事务员不让任何人进来。借口说正忙着办一件要事。但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在椅子里扭动着身子，懒洋洋地整理好摊在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搁在办公桌上，低下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他现在一直在考虑着自己的案子。他经常想，也许写一份辩护书呈交法院会更好些。他将在辩护书中简述自己的生平，每说到一件大事就解释几句：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谴责，理由是什么。这种成文的辩护书与一位本身并非无懈可击的律师的口头辩护相比，优点很多，这是无疑的。Ｋ不知道律师正在为这件案子忙些什么；反正成果不大。一个多月以前，霍尔德派人来找过他，他和律师初步接触几次后，便留下了律师帮不成什么大忙的印象。开始时，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值得问。提问肯定是重要的。Ｋ觉得自己也能提出所有必须提的问题来。但是律师却从不提问，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Ｋ的对面。他微微朝自己的办公桌倾着身子，可能是听觉不灵敏的缘故；他捋着下巴中间的那撮胡子，凝视着地毯，大概正瞧着Ｋ和莱妮躺过的那块地方。他常常会给Ｋ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劝告，就像人们对小孩提的劝告一样。这些告诫既没用处又令人厌烦，最后算账时Ｋ肯定不会为此付一文钱。律师认为已经把Ｋ足足奚落了一番后，通常又要说几句安慰话，稍稍给Ｋ鼓一下劲。他会声称，他已经打赢过很多类似的官司，有时全部赢，有时部分赢。虽然那些案子其实没有这个案子棘手，但是乍看起来却更加没有打赢的希望。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他拍拍其中的一个抽屉——有一份这些案子的单子，但他抱歉地说，这张单子不能拿给别人看，因为这是官方秘密。不过他在过问这些案子时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现在会对Ｋ有好处的。他当然已经为Ｋ的案子出力了，第一份抗辩书①已基本就绪，准备向上呈交。第一份抗辩书很重要，因为辩护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决定日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不幸的是——他觉得有责任提醒Ｋ——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几份抗辩书。法官们把抗辩书往别的文犊里一塞，说什么：此时审察和审讯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诉书更为重要。如果申诉人坚持己见，他们往往补充一句：作出判决前会认真研究全部案卷的，当然包括与本案有关的各种文件，其中也有第一份抗辩书。可惜这样的事在许多案子的审理中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抗辩书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当然——律师承认——上面说的情况只是谣传而已。这一切都很令人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Ｋ应该记得，诉讼过程是不公开的；如果法院认为必要的话，诉讼过程当然也可以公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它们必须公开。当然，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诉书——是不能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辩中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况下，抗辩书中才会包含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人们只有在了解到或在审讯过程中猜到指控及指控依循的证据后，才能递呈击中要害的、说服力强的抗辩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面临的局面是棘手和繁难的，但他们却执意这么做。因为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有意见分歧。严格地说，法律不允许为被告辩护，作为辩护律师出庭的人事实上只被人们当作讼师而已，这给所有律师的脸上抹了黑。Ｋ下次参观法院办公室的时候，得去看看律师办公室，这一辈子应该开开眼界。他大概会被聚集在那儿的人吓得魂不附体。那间办公室又小又挤，这说明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室内只靠一个小天窗采光，天窗很高，你想看看外边，就得让某个同僚把你驮起来，但这时附近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会呛得你喘不过气来，并且把你的脸薰得污黑。再举一个例子，以说明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年多以前，地板上就有了一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进一个人，但足够滑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顶部，所以，如果你的脚滑进洞里，它就会穿过阁楼的地板，高悬在那些委托人等待接见的过道上方。如果律师们认为这种状况很丢脸，他们并非言过其实。他们向当局反映后，没有丝毫结果；而自费进行彻底修缮和改建则是严格禁止的。当局采取这种做法是有所考虑的：他们打算取消辩护律师，最好一个也不剩；辩护的责任完全由被告自己担负。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如果从这点出发得出结论说，被告在这个法院里出庭时不需要辩护律师，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院比任何其它法院更需要律师在场，因为诉讼过程对公众和被告都是保密的；当然只能保密到一定程度，不过事实证明，保密的范围可以很广。因此，既然被告不能看到法院的文件，人们——尤其是被告，他们是当事人，有许多忧虑使他们分心——很难从一次审讯过程中猜出法院手中有哪些材料，于是便只好让辩护律师插手干预了。一般说来，辩护律师不能参与审查，得在审讯后立即询问被告，可能的话，在预审法院的门口就询问，然后对他得到的大都是十分纷乱的材料进行整理，以便得到一点辩护时可能用得上的材料。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获取很多材料；当然这儿和别处一样，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别人多摸到一些情况。最重要的事情是辩护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辩护律师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Ｋ现在大概已从亲身体验中发现，法院组织的底层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其中有不少贪官污吏，使这个天衣无缝的司法系统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裂口。许多小律师采取行贿，或是搜集流言蜚语等方法，企图钻这个缺口的空子；文件失窃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过，至少过去有过这种事。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办法可以暂时取得对被告有利的结果，律师们因此感到骄傲，并以此为诱饵，来招揽新的委托人；但是这些方法对案件的发展起不到作用，或者只能起坏作用。除了与地位较高的官员的令人羡慕的私人关系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价值；这儿说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当然是指基层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只有借助这种关系，才能对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