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我去机场接奥格雷迪。他看上去身体非常糟糕。我认识此人已经好几年了，就在我这个神志迷糊的人的眼里，他精神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浑身颤抖，通过海关后他直接去了酒吧，喝了几大林苏格兰威士忌后才平稳了下来。在开车到伦敦的路上上又让我停车去买了两瓶威士忌。我们将要进行的抢劫是由两个严重病态的人策划的，但最酒准毒瘾使我们盲目地全力以赴。在观察过两处地方后我开车把他送到旅馆，让他能够睡上一点觉。
我却没有休息的可能。我病态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出格。我计划在打劫银行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用一辆破婴儿车把劫得的钱财推走，理由是警察决不会把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和抢劫案联系起来。这已经不是正常的犯罪而更像疯人院里的疯子所为。我完全被这个念头迷住了，我穿上了破衣烂衫，戴上头发缠结在一起的发套，在银行附近的艾奇韦尔路转悠，以考验一下我的伪装。我走过一个邻居的身边，向他乞讨还真行了，他没有认出我来。我穿着破衣服，和在地下挖地道的同伙用无线电话交谈，我该去的是疯人院，而不是抢银行。就像在现代版的劳莱和哈代电影中那样，组成我们这快乐的三人小组的第三个强盗从早到晚不停地吸大麻。
我盗窃的目的不是钱。对我来说，盗窃是对生活本身的疯狂嘲弄，童年反叛的继续。这时我已经完全浸沉在流浪汉的角色中，决定在打劫银行的前一天和帕丁顿车站后面的酒鬼们在露天过夜。我的计划是确认一个出了事可以躲藏的安全地方。我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当地的流浪汉社会，经受了过去从来没有经受过的强烈感受。当然，他们主要欢迎的是我带给他们的新的、大量的照酒，但是，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有人真正需要我。在长久的孤独之后我在脱离社会的人群中找到了平静。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因为宗教信仰或所读的学校不同而与人格格不久，谁都可以加入到这一群人之中。他们没有担忧，没有责任，没有人使他们烦恼，没有人爱或恨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除了不小心把酒洒了之外，不会出任何毛病。我第一次尝到了‘“烈酒”，即用甲醇变性的酒精。也许正是在帕丁顿车站后面和酒鬼们共度的那个晚上，我预订了进入这个感情上安全的、被忘却了的世界的车票。
一切必须的设备在第二天都已运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往银行的保险库挖地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在进行响动大的工程时，我伪装成流浪汉坐在银行外面，当有警察经过时，我用无线电话通知下面的同伙停止用钻。起初一切似乎顺利，但是挖地道用的时间比我们估计的长得多，奥格雷迪的酒也越喝越凶。短波中不断传来他的口信：“急需更多饮用品。”我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买两瓶苏格兰威士忌，每次都拿着一叠钞票付钱，一定是个奇怪的景象。我推着婴儿车走来走去，把购物纸袋里的威士忌放在地下室的门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星期日傍晚，我感到恼火起来，决定把婴儿车停放在一边，去检查一下下面到底在干些什么。我发现自己最坏的估计变成了现实。那个爱尔兰播保险柜的贼醉成一摊泥，一部分地道也塌了下来。“真他妈一团糟。”我嚷道。‘动着急，”小组里的第三个成员说，“你又存多了兴奋剂了！银行到星期二才开门呢，我们有时间。来，抽一支大麻香烟吧。”
看，我们这三个可怜的无赖是“毒品、酒精、大麻之结合”，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恶瘤之中，全部到了生涯的尽头。即使在抢劫银行之时都不能停止喝酒、吸大麻或一把把地往嘴里送安非他明。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吸鸦片休息。
大麻香烟和安非他明及其他兴奋药品的结合使用，使我身上产生了毒品大地震的感觉，昏昏然到了都没法从地上爬起来的地步。培也开始摇晃起来。我的同谋上着镜铐。我在幻觉之中，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切似乎都真正在发生着。我躺在地上，听见从半完成的地道里传来狗叫声，随着声音越来越响，十几只戴着警察帽的大狗蹿了出来。我一点也动弹不得。看到后面跟着一只戴着法官的假发套的更大的狗。他凶恶地叫道：“你去坐车吧，小伙子！我们在你的床底下发现了这只提包！”突然，千百只鸟从地道里飞了出来，嘴里全部叼着提包。我拼命想从这恐怖之旅中逃出来，便滚进了地道，在吸食鸦片后的源俄中看见穿着警察制服的巨型蛆蚓朝我走来。我跌跌撞撞来到大街上，我的幻觉仍在继续，我发现在街上一切也全变了！
汽车变成了里面坐着警察的大罢此车，追赶着我。我精神要崩溃了。我仍旧推着我那宝贵的婴儿车拼命逃走，听见从车里传出了尖叫声。对讲机还开着呢。“带湾回来，你这个卑鄙东西。”奥格雷迪的声音从远远的地方响起，我极力想把它关上，但是糊涂得关不上机。绝望中我跑进了一家加油站，从惊愕的服务员那里买了一桶汽油。就好像是粘在了罢此车上似的，我继续在伦敦繁忙的大街上奔跑，最后停在切尔西桥上。我在那里把婴儿车浸泡在汽油里，放了一把火。当我把燃烧着的婴儿车推落到河里去时，随着婴儿车下沉，我仍能听见，“回来你这个卑鄙东西！咕喀，咕哈……”
幻觉继续了几个小时后我在维多利亚车站失去了知觉。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奥格雷迪，但是许多年以后在伯明翰的温斯顿·格林监狱里我遇见了抽鸦片的那位。我们稍稍清醒了一点，一起绕着活动场走，对那个迷迷糊糊的周末觉得很可笑。“那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兴奋剂吸食得太多了。”他说。那时？我心里想，倒不如说现在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