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到特里的办公室去取陪他到曼彻斯特的钱，在那儿遇见了特尔玛，我们认识已经有些时候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她喜欢玩乐，我们偶尔晚上在俱乐部见面。特尔玛建议一起喝点什么。那天晚上她的同屋琼陪她一起来了，琼是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有一头长长的黑发。特尔玛给我们做了介绍，笑着说：“小心点这个人，琼，他是个疯子。”琼的温暖、友善的微笑立刻吸引住了我，当她们离开俱乐部时，我跟在后面到了她们贝克街的公寓里。我径直走进琼的卧室，坐下来和她聊天。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得回家去了，我早上有工作，需要在午夜前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就在家里，”我笑着说，“我要和你住在一起，我喜欢你！”那晚我还真住下了，以后的两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先是在贝克街，后来在哈罗兹公司后面庞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托特里奇那所房子里去过，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了那里。既然那儿已经没有储存的毒品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到那条痛苦的街上呢？卡米拉本人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只要她每周收到支票，使她能继续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她就满足了。
我并不爱琼，但在女人方面我终于找到了宁静。
也许甚至连对卡米拉我感到的也不是爱，更像是对多年前我想象中她的形象的一种痴迷。
琼帮助我度过了离开卡米拉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痛苦的日子。她是一个很随和的女孩，随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问题也不问。我开始平静下来，吸毒量也逐渐减少了。
我们开始定期去看我的父母，他们很高兴。这对爸爸的健康很快恶化，每次去看他都越来越糟。多数周末我们也到在伦敦南部琼的父母家去。她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讨厌我，一个二十五岁、把白色新美洲虎汽车停在他门外的浮华子弟。‘“你是火车大劫案的劫匪之一吗？”他问道。“不是，我太小了，他们不要我。”我开玩笑道。“那么你那辆该死的汽车是哪儿来的？”他仍不放松。“从汽车库来的呀。”我回答。他气极了，问我：“你拿什么钱付的？”“拿英镑的钞票，前辈。”每一次去，我们的不太友好的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至少他们有诚实的工作。”有一天我们看见电视上播放着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琼的父亲开玩笑地这样说。“对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是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一步。”尼尔·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上下来时骄傲地说道。“下个星期我上去，这次太空船已经满了。”我答道，继续逗着琼的不知所措的父亲。
不久，琼和我搬进了哈罗兹公司后面的那套小公寓。我整天在骑士桥附近闭晃，尽管我仍在吸毒，却令人惊异地安定了下来。我重又开始和艾伦见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爱着我，并且又一次原谅了我。我们恢复了星期六晚上在他家的活动，就连他的过了一百岁的母亲也说我看起来好多了。现在我从来不向他要钱了，但偶尔艾伦还是给我昂贵的礼物。当我不和特里接触的时候，我把艾伦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生活就像这样继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老朋友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有笔买卖给我做，让我给法兰克福一个号码去电话。我打了电话，一个美国人让我飞到德国去谈一谈。第二天一早我搭机去了德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漂亮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帮精明圆滑的家伙，他们让我参加进去。我不知道参加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很令人激动，在他们表示要给我大量金钱的情况下，我同意见周后开始干。
但是我先得回伦敦，把父亲送到医院去等死。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我送他进去。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他毕竟是我爸爸，而我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钱也帮不了忙。我不得不接受他即将死去的现实，过去吸毒能够掩盖我的痛苦，现在他患癌症所给予我的悲伤却穿透了这保护层。人类可以在月球上行走，却无法治愈癌症。
从法兰克福回来以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爸爸嗜赌如命，直到最后还每天在当地的赌赛马的经纪入那儿押点小赌注。当年和特里·萨瓦拉斯一起在“克岁克福兹”豪赌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了过去。他甘心拿最后几英镑去冒险，他的赌瘾和我的毒瘤一样毫无好转。他一生中每天要吸八十支烟，现在正在把最后的赌注输给肺癌。当癌细胞要致他死命的时候，他过去曾经肥胖的上身已经耗子了，腿肿得像树干。为了压下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时的悲伤，我增加了安非他明的用量，到医院时快活亢奋得你会以为我们的彩票中了奖。每次看完他出来独自在汽车里时我总是忍不住大哭。有一天，我心里想，如果他很快就要死去，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药丸让他快乐地走呢？感谢上帝这只不过是想想而已。看到他因为癌症吃这么多药片，我们一起吃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一体感，我们俩都是为了减轻各自的痛苦。有天上午我心里特别难过，就吃了几片他的止痛片，结果感到非常好，给了我一种新的兴奋的快感。后来我每天去看他都要偷吃一两片。
作为共济会的会员，爸爸仍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报喜节晚会。他的努力一向都得到了会员的感谢，他们给了他从童年时起就渴求得到的承认。他内心的空虚使得他落到了嗜赌一生的下场。那年的报事节晚餐是他的最后一次了，那天过后，他干脆放弃了求生的痛苦挣扎。爸爸生命的轮盘赌之轮在上帝高喊一切都不再存在”的时候停止了转动。
报喜节晚餐后的第二天，我和父亲开车去医院。到医院后我们停好车，从巨大的转门走了进去。他的病房在三层，我们要在拥挤的走廊里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电梯那儿。爸爸的腿肿得简直站不住，每走一步我都怕它们会像气球那样爆裂开来。我提出去给他找一辆轮椅，但他转向我，笑了，并且说：“儿子，我们要一起走完这段路，就我们俩。”他紧握着我的手，我们一寸一寸往前蹭。五十码的路走了二十分钟，但在我浸透了兴奋剂的大脑中，我感到自己像个被爸爸牵着手的小男孩，仿佛他正领我到公园去。这是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和不治之癌症才使我们这样接近起来。
身边不断有别的病人、护士和医生匆匆走过，我更紧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爸，多妙的散步，多可爱的天气！”他一心集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往前走，根本没有所见我的话。一位勤杂工过来访他坐轮椅。“滚蛋！是我爸正领着我散步呢。难道你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吗！”我嚷道。过了仿佛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电梯前，他按下按钮，说：“我们成功了，儿子。”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关。电梯门在三层打开时，一个护士推着另一辆轮椅正等着呢。我把她推到一旁，叫嚷道：“我爸爸木需要这。我们还没有散完步呢。”我们试图往前走，但是他绊了一下，两个护士把他扶送轮椅，推进了病房。
我哭着冲进厕所，用半瓶白兰地送下了更多的药丸，好让自己镇静下来和他诀别。我有这么多的话要告诉爸爸。但伤心的是，当我走近躺在那张床上即将咽气的他时，我的话语全部瓦解了，多年来我想说的一切这时怎么也说不出来了。他躺在那儿，我看着他，能够看见他眼睛里映现出的我。
这是很怪的事。我觉得自己又是个孩子了——一个孤独透顶的孩子！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能够说出来的只是；“我今天晚上到法兰克福去，爸。再见！”他手躺在床上，眼睛向上看着我，慢慢摇了摇头，前南道：“不，儿子，你不会见到我了。规规矩矩过日子！”他的意思是要我别惹乱子。我耸了耸肩，回答说：“我尽力而为吧，爸爸。”然后就回过身子走了。
我手控电梯按钮时仍能看见他躺在床上，我非常想回去对他说：“爸，我爱你！”也许我也能听见他说出我毕生都渴望听到的话：“儿子，我爱你。”电梯来了，当我站在那里望着父亲时，门关上了，电梯开了下去。我又接了按钮，眼睛仍在看着床上的父亲。电梯又来了。一切都太晚了，我辛酸地想道。这一切二十年前就该说了，而不是现在！这一次，电梯载着我下到楼下。
两小时后我已经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哭，直到睡着。我多么希望我没有乘上电梯下楼去啊。对不起，爸爸！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很痛，但在服用了晨间的安非他明后就去见那美国老板。对他来说，像对其他许多没有意识到我吸毒的人一样，我只是显得有些亢奋激动而已。他招呼了我一声：“喂，斯蒂芬！”我就开始工作了。奇怪的设备，我心里在想，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几星期前的面谈经过是这样的：“这么说你是特里的朋友了。你三个星期后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连我的姓都不知道。老板转向他的同事问道：“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派到哪儿去？”不久我就上了去柏林的飞机，除了知道一周工资二百英镑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到柏林后，另一个说话圆滑的美国人在机场接我。他让我住进了一家高级旅馆。“想要什么尽管要，包括女人。记在我们的账上。”他微笑着说。三天里我除了吃喝和玩德国女人，什么事情也没干。三天后我的美国朋友来电话说：“你要到科隆夫一趟。”在科隆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只有一样例外，我和新东道主一起去看的是女同性恋表演。从科隆又到汉堡。每晚都把我带到人人胳膊上都挎着个漂亮女人的豪华晚宴聚会中去。我问一个老板，我是否可以让女朋友从英国来这儿。他的回答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年轻人，痛痛快快玩就是了！”第二天琼就到了，一夜之间就把模特地的工作给辟了。这种一切花费报销的生活一直继续到被召回法兰克福总部的那一天。原先那个老板正在看着一张世界英语国家的地图，看看可以把我派到哪里去，因为我不会说别的语言。我想问我们干的是什么买卖，但是忍住了，不愿丢掉这份工作。“马耳他，我了解马耳他。”我建议道。“好主意，”他答道，“和乔治一起去。”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大约三十八岁的伦敦人，说好了乔治开车把我和琼送到马耳他去。
我们正谈着的时候，我母亲打电话到办公室，我接过了话筒。她的话是：“坏消息，斯蒂芬。爸爸今天早上去世了。”老板向我表示了慰问。“想请多久的假就请多久的假吧。以后再坐飞机去和乔治会会。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勇敢？我想道。真是可笑。我听任弟弟保罗照看将死的父亲。我因为童年时没有人在入睡前给我讲故事而惩罚父亲，让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咽气。
我们商量好和乔治在瓦莱塔的排尼基饭店见面，然后琼和我就飞回英国去了。琼回到她父母家中，我则去取在国外时停放在托特里奇宅子车库里的汽车。在大门口，我六岁的女儿特莎迎接我时说：“爷爷病了！”“在天堂了，亲爱的。”我阴沉地答道。特莎对我说她妈妈开着我的车出去了，但我很快就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和朋友一起说笑的她。当我大声叫喊着说“把车钥匙给我。我爸爸刚刚去世了”时，整个酒吧一下子静了下来。“那又怎么样？”她冷冷地答道。我感到极其伤心，真想宰了她。
在父母家中我看见爸爸的棺材放在饭厅的桌子上。我痛苦万分，用了大量兴奋剂，结果一切都像在一部被夸张了的由我扮演主要送葬人的电影里的情节。我神志迷糊地竟然躺在了棺材盖上。服用了这样大量的安非他明，我无法理解父亲已经去世。过度亢奋又使我哭不出来。一个多小时后，姐姐安妮特从瑞士回来了，我、两个弟弟、母亲，加上父亲的遗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最后一次团聚在一起。安妮特坚持要打开棺盖，我们好看到并记住父亲。想到要看到他的遗体，我惊恐万分，跑进洗澡间好再去吞点药丸。母亲跟着我走了进来，求我道：“看你爸爸最后一眼，你用不着药丸。”她拥抱着我。“把药丸扔了，爸爸会希望你这样做的。”在短短的一刻里，有母亲搂着我，我感到了安全，就把所有的药丸全扔进了马桶里，然后下楼去看我死去的父亲。不久，当地的犹太教士来打开了棺材。我惊奇地看到父亲样子非常安详。他一切的痛苦全都消失了。他不再有赌注上的输赢了。
没有了兴奋剂，我很快就把自己锁在了一间卧室里，抱着一瓶白兰地喝得人事不知。第二天，我们把父亲埋葬在沃尔瑟姆大教堂犹太人公墓里，尔拉姆共济会分会的三十个成员全都向他致了最后的敬意。由于某种原因，爸爸的共济会分会给了他他的妻子和儿女所不能给他的东西。当棺材慢慢落人坑里时，我抛下去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我真的爱你，你是我没有得到的唯一的爸爸。”当其他的送葬人离开了以后，我独自在父亲的新坟旁呆了一会儿，我哭着，感到他的灵魂随着劲风而去。后来在公墓吻别了母亲，我乘出租车直接到了机场，在那儿和琼会合。现在我决心不再吸毒，没带任何兴奋剂去了马耳他。我已经决两天没吸毒了，对我来说这是个世界记录。
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一直在睡觉，在到斯利马的旅馆去的出租车上时也在睡。以后的两周中，我多数时间似题非睡地呆在床上，在停用安非他明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下处于半迷糊状态。猛然停用安非他明改变了我，现在我只想吃和睡。这种倦怠的感觉延续了好几个星期，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而逐渐减轻。
在我老是睡觉的情况下，琼就在对面的海滩上消磨时间，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她浓妆艳抹，粘着长长的假睫毛，看上去总像是直接从时装杂志上下来的样子。一个月过去了，乔治却仍然没有到，但是至少我已经清醒一点了，开始大胆到外面去。一天我去到伊莎贝拉三年前在那儿去世的吉拉德街。我感到难过，但这是一种正常的难过。没有了安非他明的影响，一切看上去是如此不同。尽管现在戒酒喝得很多，但现在我是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兴奋剂的扭曲下看马耳他。事实上，在我未喝醉的情况下，我已经开始注意到像大海和小渔船这样普通的事物，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人类之中。没有了和妻子的叔伯或堂表亲的深仇。没有毒品的影响，你并不希望有这样的战争。渐渐地我酒甚至也唱得少了，有时晚上上床前得意地对琼说，今天我只喝了一瓶白兰地。这仍然是饮酒过度，但比起过去的年份来，我的行为就像是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里的僧侣。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开始看报，惊奇地读到爱德华·希思①在选举中获胜，现在是英国的首相了。
一个多星期后，乔治来了，解释说他在意大利和一个女人搞上了。我盘问他关于我们工作的事，但他只是说，只要不断寄钱给我，再等几天也不要紧。他需要放松，既然我熟悉马耳他，他就让我带他看着岛子。我留下琼去晒得更黑一点，便和乔治一起开始了长达八周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性恋医生、珠宝窃贼和其他戏剧性事件剥夺了我正常的青少年生活。我的生活像一列特快列车从青春期一直冲进了成年，经过生活中的各站时开得如此之快，我连看都没有能够看见。现在我第一次享受着纯真无邪的快乐，没有恶棍，没有威胁，没有尖叫的妻子，有的就是乔治、琼、阳光和白兰地。
我和乔治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见面，每天都是同样的活动。我们先在他旅馆的游泳池旁下棋，一直下到三点，然后沿瓦莱塔的主街走到一个酒吧去打三小时的台球。六点左右开始喝酒。我知道自己最后会喝醉，每天晚上都喝醉，但是头几杯慢慢喝不知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安全一点。打完台球后我们走遍马耳他，进出每一家不三不四的酒吧，和里面的每一个女人鬼混，而琼此时总是耐心地在旅馆房间里等着我，不断往脸上涂防晒霜。
一天晚上，我们发现自己在一家四处不着边的酒吧里。这地方有点像个西班牙斗牛场，可以容纳大约一百个人。往下看去是一个像马戏团表演场地那样的小跳舞场。我们都已经相当醉了，隔着跳舞场在两处坐了下来，大笑着互相向对方喊叫。一切都显得十分怪异，一排排空着的座位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终于，一个传者出现了，但是给我们拿来了一揽白兰地以后他就消失不见了。这地方一直静悄悄的，又过了约莫二十分钟，突然音乐声起，灯火通明，出现了一个姑娘，裙子短得在她走动时可以看见她穿的鲜红色灯光短裤。她绕场一周后坐了下来。不久，另一个姑娘出来了，坐在了相对的一边。第三、第四、第五个出现了，转眼间整个场地上满是姑娘，没有一个男人，只有向我OJ微笑着的年轻女人。最后领班上场，他解释说我01随便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一切都包括在服务费里了。我们脑子也就是清楚到能够问一声服务费到底是多少，但是他说不用担心，只管快活便是了。我们哪用再催，顷刻就到了场上，和大约十个姑娘交欢。在我们纵情快活之际，我注意到其他女人们都坐在一张张桌子旁，或聊天，或看书，就像这儿是个自动洗衣房似的。我站起身来，醉醺醺地叫道：“能不能请你们在我享受的时候闭上嘴！至少也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来！”很久以后我们俩全都人事不知地躺在了地上。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醒了过来。我向四周一看，意识到姑娘们全都离开了。我们俩还没有醒透呢，老板和几位大个子朋友就出现了，拿出了我们的账单。大吵一场后我们付了高得近于敲诈的一笔钱，但至少是囫囵着个儿离开了那里。显然那天晚上我们是惟一的客人，那些姑娘们是在我们到了以后专门从附近的村子里用车拉来的。
生活继续无忧无虑地过着，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人乘飞机来到了马耳他。“对不起，伙计们，我们要终止在马耳他的活动了，回法兰克福去吧。”他说。真可惜，我心想，要和三个月的快活日子告别，觉得很遗憾。我已经决定离开琼，便送她上了去伦敦的飞机。她太安静了，我已对她感到厌倦。此外，我很怀念伦敦的热闹生活。乔治和我驾车出发经过西西里和意大利本上回去。但在车里呆了一两天后我不耐烦了，就在米兰离开乔治乘飞机回法兰克福。我让乔治答应我如果琼打电话，就说我在澳大利亚给公司干活。老板付给了我欠我的几个星期的工资，祝我好运，并且说：“很遗憾你走了。”我常常奇怪他们到底是在干些什么。像乔治和我这样的人显然在某件大得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上对他们有用。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某个地方在出大批的钱支付一切开支。
富裕、闲适、纵欲的生活结束了。我搭上下一次班机回到了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