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去世后，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她们互相支持，而照顾她们的卡米拉又是她们熟悉的人，因此她们感到很安全。罗丝安娜这时住在汉普斯特德一家人家里帮着带孩子，路易莎、劳拉和约瑟菲娜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在当地新的天主教学校上学，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托特里奇的房子很大，五间卧室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车道里停着两辆汽车，当地的花匠一周来整理两次花园，这显然是个非常正派的家庭。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关着的大门里面住着一个有大袋大袋偷来的钱和几百瓶麻醉剂的神智失常的狂人。日益增长的吸毒量使我越来越孤僻，对兴奋剂造成的亢奋和飘飘然的渴求控制了我整个的生活。

特里，还有他把我出卖给克雷兄弟的事对我的打击远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懂得对艾伦讹诈的严重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看清了它的全部含义。这件事导致了我和亲爱的特里之间的许多争吵，在后来的几周中我把在高热公司的股份卖回给了他。我们互相叫骂着分了手。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很高兴离开他，因为这使我摆脱了一切责任，给了我更多的时间享用毒品。

在我蹲在家里这一期间的头几个星期，我仍在某种程度上和卡米拉及姑娘们频繁接触，到楼下去吃饭，偶尔把脑袋伸进客厅看看。但是不久这一切全都变了。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开始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吸毒，常常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和外部世界的推一接触是我三岁的女儿特莎。当我人事不省地躺在书房地板上时，总是被她在门外的喊声叫醒：“爸爸，爸爸，让我进去玩玩。特莎常常会在我房简里呆上一整天，画图画。因为她不肯离开，卡米拉只好用托盘把她的饭送到楼上来。女儿和我在那间书房里一起度过的随后的六个月，把我们永久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从特莎那儿得到了从未在妻子那里得到过的爱。然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房间成了我吸毒岛上的第一个监狱。这是一间很舒服的囚室，有厚厚的黑色地毯，四壁是高大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一万多本书，倒不是我读了很多，而是收集书使我感觉良好。由于我对藏匿东西着了迷，我在许多大厚书的中间切出一个方洞，创造出秘密的藏匿处所。在书架的一层上我放藏毒品的书，在另一层上放藏钱的书。但我常常吸毒吸得云天雾罩的，忘记了哪些书里藏的是什么，要找的时候就把几十本书抽出来放到地板上。书房里还有一张白色的书桌和两把黑皮椅子，那是爸爸和特莎宝宝的椅子。除此之外，惟一的家具就是两个有锁的档案柜了，一个放我的毒品，另一个放特莎的画。我在一间小房间里建造自己虚假的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不闻不问，如哈罗德·威尔逊在三月份的选举中获胜啦，等等。只要我有了兴奋剂，不论哪个政府上台，世界都是美好的。尽管我和另外五个人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她们却仿佛并不存在似的。我在吸毒后飘飘然的幻觉中过着自己的日子。

由于我永远处于兴奋剂的作用之下，便开始发展起一种幻觉，整个世界都在服用快乐药丸。政治家、法官、警察，所有的人都在一片和谐中快乐地唱歌。将不再会有战争或饥饿，大家都像风筝那样飘飘然，世界将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并不是什么愚蠢的梦想，我确实认为是天意让我会使人类养成每天服用安非他明的习惯。要开始这项工作，从自己住的这条街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怎样才能使大家都服用毒品呢？我总不能去敲每一家的门，说：“喝一杯这种可乐吧！这儿不是哈利威克精神病院。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看着送奶工送奶时我找到了答案。我可以把安非他明和在他的牛奶里。但我意识到不可能买通他来做这件事，我必须把和好毒品的牛奶放在自己的奶箱里，然后把他支走一会儿，把我的奶和他的调换一下。于是我给牛奶店打电话，他们送了十篇奶到我的车库里，我在那儿仔细拿掉了瓶盖。和进了液体安非他明。我在吸毒后晕晕乎乎的状态下干了一整夜才完成任务，但是凌晨时分我搞得一塌糊涂，牛奶洒得满地。我的大量的安非他明牛奶混合饮料出了毛病，最后我误服了安眠药，睡得人事不知。花匠发现我睡着在草坪上，但喝了两瓶我自制的特殊牛奶后，我很快就恢复了。遗憾的是，那时邻居们都已经和平时一样，吃完天天吃腻了的玉米片离家上班去了，而引导他们进入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努力也被正式取消了。

上述事件后我开始出去疯狂购物，在麻醉剂的影响之下我完全无法控制这种冲动。服用安非他明后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而在商店里我保证能得到全神贯注的接待。没有哪个店主会叫你滚蛋，上别处去花钱。我停下买东西简直不可能。并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买什么都行。鞋子、钢笔、水果、颜料、熟肉，什么都行，我发疯似的进这家店出那家店，不停地买呀说呀，提着雨伞。木制品、毯子、蔬菜、钻头、书籍、衣服，沿着高贷一家家走下来，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当东西多得根本没法拿时，我就让一个友好的店主给我把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但往往会忘记自己存在了什么地方。有一天，我在买一盒香烟的时候，人家给了我五个装满了新买的东西的袋子。我根本不记得买过这些东西。又一天，我走进一家殡仪馆，说：“嘿，现在还没有人死，但是我需要安排自己的葬礼。”花钱买下了他们现有的最昂贵的棺材。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我是这样孤独，需要和不管什么人说说话，不管什么事情，甚至说说自己的死亡。一天下午在理发店里，人家用怪异的眼光看我，等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对我说他那天上午已经给我理过发了。“我只不过要在头顶上再剪那么两下！我还会付钱的。”我答道，觉得自己干了什傻事。剪了两下以后我付了钱，那高兴异常的理发师大声对我说：“随时欢迎再来。今天我们一直升到六点钟！”英国和德国进行世界杯决赛的那天，我到文布利去看那场足球比赛，但是我把一种强力的合成致幻药麦角酸二乙胺和安非他明混合使用，结果达称得以为英国2：4踢输了。在我们离开体育场对，我不断安慰英国球迷们，说：“别难过。比赛踢得不错。”他们都怪模怪样地看着我。直到后来在一家酒吧里，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时才发现杰夫·赫斯特是我们这边的。

在后来的一两年里，生活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我生活在一片紫红色的雾据之中。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仲夏时节。甲壳虫乐队正在反思，他们的总管布赖恩·爱泼斯坦刚刚去世。在“爱情与和平”运动的浪潮下，我自己的友好亲善时代开始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熟睡后，我接到了上帝本人打来的终极电话，不是从电话机上接到的，而是直通我被毒品麻醉得糊里糊涂的大脑的热线。起初有很多杂音，于是我吞下了更多的药丸好听得清楚一点。毒品开始生效时电话重新接通了。上帝在电话的那一头。“哎呀，上帝你好，”我说，“你怎么样？这简直太荣幸了。”“别说话，”上帝极其权威地说道，“仔细听着，像罗宾汉那样向穷人施舍。在你抢提包的日子里，你从来没有施舍过一分钱，因此你被逮住了。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我将使你不再遇到麻烦。你有的只会是好运，我的孩子！”他说了“我的孩子”吗？我惊得目瞪口呆。是的，他说了。他在告诉我我是耶稣！现在卡米拉和邻居们可能会看到我身上的优点了，至少她的神甫会尊敬我了。我跪在地上，接受了指令，要作出最大的牺牲来证明我对（圣经）里那伙人的忠诚。我不像亚伯拉罕有儿子，那就得是我的女儿了。我走进特莎的卧室。她睡得很熟。我吻了吻她的头，然后闭上眼睛，站在她面前，把汽车钥匙放在了她身边，宣告说：“我将走到穷人那里去！”“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拿着装满现金的大口袋离家时，听见上帝用伦敦东部的口音这样说道。两条街以外，我正走过一个电话亭时上帝又说话了：“不用走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坐出租车吧！”我宽下心来，因为即便是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走到尤斯顿也是够远的。

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在尤斯顿火车站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月台布道”。在圣洁的毒品的过度驱使下我开始寻找穷人。尤斯顿周围地区通常总是有许多流浪者，街边的每一条长凳上都有人躺在那里。太妙了！我审视着我的羊群，心里在想。我的第一个受益者是一个很老的波兰老头和他六十岁的女儿。他身体虚弱，佝偻着腰，白头发很长。那女人个子很小，穿一件男人的大衣，长得在她身后拖着。这贫困、衰老的父女俩已经流落街头很多年了，睡在商店的门道里，吃的是我们这个关心人的社会扔在垃圾箱里的剩饭剩菜。这两个波兰移民并不是酒鬼，只是两个孤独衰弱的老人。在天国的药丸的支持下我开始了自己的使命。“上帝派我来给你们食物，跟我来。”我说着把他们带向一家早开的小餐馆。他们在后面走得很慢，那个小老太太不断绊在过长的大衣上。这样蜗牛般的速度怎么行呢，我于是抱起她扛在肩膀上进了餐馆。这把他们俩吓坏了，但有不要钱的食物，他们便勇敢地坚持和这个吸毒吸得晕乎乎的恩人在一起。在排队等候服务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早起的工人中显得很特别，但在他们吃着两个鸡蛋、两根香肠的大份量早餐时，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这些工人之中上演一个奇迹。餐馆的收音机上播放甲壳虫乐队的《你只需要爱》时轮到我们了。“想吃什么就叫什么。”我说，一面往我们的托盘上放了三杯茶。但是我的波兰朋友并没有叫丰盛的英国式早餐来塞饱肚子，他们怕叫得太多会滥用了他们了不起的主人的好意，每人只要了一个硬蛋糕。当我们等着付款的时候，老头内疚地伸出一只小脏手，又拿了一块硬蛋糕。“每人一块半，行吗？”他紧张地低声说道。啊，见鬼！我在毒品影响下的感情再也受不了啦，我把钱塞在他们口袋里，跑到了大街上。“好好买一顿饭吃！”我在门口喊叫道。来到外面，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非常气愤，开始大叫起来：“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穷？为什么他们没有该死的家？”我继续着上帝的事业，跑到能够看见的每一个流浪者面前把钱给他们，但每次都保证自己动作很快，免得又卷进另一个使人伤心的故事中去。许多没有醒来的穷困潦倒的人，我把钱塞进他们的口袋里，由他们去睡掉宿醉。

许多个小时以后钱给完了，我就给伦敦最大的团伙头子之一打了个电话。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但是我不在乎在对谁说话，冲着电话大喊道：“米克，赶快过来，带点钱救济穷人！”“滚蛋，你这个臭胚！你敢再给我打电话我把你的手指头剁了！”他生气地说，一面啪地放下了电话。感谢上帝我没有他的地址，不然我还真可能到他家去，被他剁掉什么东西。

既然施洗礼者米克不肯和我合作，我别无选择，只有等银行开门。哪家银行都行，我在所有的银行都存了钱。这时我觉得身上冷了起来，很想在暖和的餐馆里喝上一杯茶。我把金表作抵押，向一个旅馆的行李工借了几英镑应急。后来我兑换了一张支票，居然奇迹般地还记得赎回金表后再去继续上帝交给我的工作。离开旅馆时我看到一个我觉得刚才给过她钱的女人向车站的小餐馆奔去，我追上了她，往她手里塞了更多的钱，大声说：“你一定是饿坏了，宝贝，再给你点！”我错了。她不是刚才那个流浪的女人，她只是个普通的过路人，她用吃惊的北方口音回答道：“不，我只是要误火车了！”她被我的行为吓坏了，跑得更加快了。

由于我分不清流浪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就随手把钱给所有的人，很快便引起了铁路警察的注意。当一个车站的巡警来质问我的时候，我马上就消失在地铁里，坐车回到托特里奇家中。在地铁火车上我吞服了剂量很大的安眠药，险些走不到家就瘫了下来，这回运气算好的。有很多次我就没能到家，路易莎或劳拉上学时发现我睡着在前院里。进屋时，卡米拉向我尖叫着说：“我需要更多的家用钱！”我生气地冲上楼到书房去，喊道：“你以为我们是用钱造成的吗？”她从锁着的门外和我争吵，但是太晚了，我得到了宁静。安眠药起作用了。你没法和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争吵。

做完了慈善之举，关上了收音机，我在书房的地板上整整睡了两天两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