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居住在真实之城里了，我把自己从维瑞塔斯中流放了出来，从所有的城市中流放了出来，从世界中流放了出来，我现在从事写作的这间屋子狭窄得象牢狱，无比潮湿，但我开始学习着称之为家。我唯一的光源是一只蜡烛，黄油色的烛台看上去很笨重，一滴滴凝固的蜡泪仿佛是蛛网一样密布在烛台上。我不知道住在烛台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居住在那火焰周围半透明的隙缝之间，这可是一个美妙的住所，温暖，安全，舒适。我幻想自己每一天在蜡缝间行走，坐在小气池里，每晚躺在床上，倾听在平稳的滴蜡声中，我的家消耗着它自己。
我叫杰克·斯伯瑞，今年三十八岁了。我生于只讲真话的城市，维瑞塔斯城，在它两百周年的最后一天我诞生了。和我这一辈人一样，我曾梦想过成为一名艺术评论家，从攻击油画中得到刺激，把电影或诗歌肢解得粉碎。而我的梦却得到实现，在我二十一岁那年，我受雇于柏拉图区的韦津斯汀博物馆，成了一名批评家，负责粉碎人们的幻想。而其他的梦——比方说妻子、孩子、快乐的家庭——却变得难于实现了，第一个妻子叫海伦，从此我开始和维瑞塔斯最棘手的问题展开角力：爱这个字眼，是我们对彼此感受的真实写照呢，还是一个谎言，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曾忽略的问题发展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危机了。
他毫无冲动，她想。她的腿就象木头，我这么认为。但是最后找们找到了良医——一种适当的药丸，于是忽然就有了一个托比，在海伦的子宫里茁壮成的长：胚胎托比，婴儿托比，学步的托比，作手工的托比，总是制造出变形的鸟笼，一边高一边低的餐中托盘，不对称的书夹，然后是小小的博物学家托比，对地球表面任何滑溜溜的、细长细长的、奇形怪状的生物感兴趣。这孩子会和蛆虫呆在一块儿，和斜齿鳊为友，以黑蛞蝓为宠物。“我想我爱他，”有一天我告诉海伦，“别让我们被冲昏头了。”她回答道。我碰到玛提娜·考文垂的那天早晨，托比在坎特区的郊区野营。他每天给我寄一张风景明信片，我意识到这个路线有一种走私的嫌疑。一旦托比回了家，所有这些明信片就可以扩增他的收藏范围。
如：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习如何求生的技巧，以防我们在树丛中迷了路——我知道了哪些树皮可以吃。瑞克参事说他从没听说过有谁真正地用上了这些技巧，你们的儿了，耗比。
又如：亲爱的爸爸妈妈：这里的餐具室里放了一只大的捕鼠夹，猜一猜，是谁夜里溜出去把被捕的小动物放掉？是我！瑞克参事说我们顿死人了，你们的儿子，耗比。那时候天还很早，没到七点，但“早餐之前”沙龙中已经挤满了人，我穿过香烟的烟雾和啤酒的泡沫，嗅着混合着芳香和口臭的气味。沙龙的主人，吉米·布雷斯，象往常一样为我端来一杯丹麦木莓和一杯血腥玛丽，把它们放在香柏木制的吧台上。我告诉他我没带现金，明天再把钱给他。这就是维瑞塔斯城。我明天再付钱。
我只看到一只空椅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桌边坐的一个年轻女人在我眼上看来是鲁宾斯式的性感尤物，脸庞丰满，轮廊分明。彼得·保罗·鲁宾斯那段时间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因为我刚不久才批评了《爱之乐园》和《十字架的升起》。
“你经常来这儿吗？”当我走近的时候她这么问我。她头发丰厚浓密，但被规规矩矩地束成一个朴素的发髻。她的长裙及膝，看质地是用细棉布做的。
我坐了下来。“嗯，”我答应着，推开了糖碗，餐中托子和那女人的水果削，为我的血腥玛丽、丹麦木葱掷出位置，“我经常在往韦津斯汀去的路上逗留一会。”“你是评论家？”既使是在沙龙中昏暗的灯光下，她的皮肤看上去也是闪闪发光的，她肌肤细腻，没有搽粉。
我点点头。“我叫杰克·斯伯瑞。”
“哦，我不敢说久仰大名。这工作并不需要多少超凡智力，对不对？”
她可以象她自己希望的那样坦白，只要我能看着她那肉感的双唇开合。“你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是个作家。”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异常清澄，呈现出钴蓝色。“这工作有它的危险，当然。总是有危险会陷进……那被称之为什么来着？”
“隐喻？”
“对，隐喻。”
但在维瑞塔斯，这里没有隐喻存在。隐喻就是谎言。肉类也许可能会象蔬菜，但它决不是蔬菜。在维瑞塔斯城使用暗喻，你周围的人们就会立刻抓住你，撬开你的头盖骨，撕开你的心脏，把你直拉扔进地狱里去。
“你写什么呢？”我问。
“打油诗，贺卡上的祝词，广告词，有灵感的时候写诗，你可以在——”“卖得好不好？”
她作了一个鬼脸，扭曲了她那张明媚的面孔。“应该说我是个阿斯匹灵式的作家。”“我倒想看看你的打油诗，”我说。“而且想和你性交，”我补充道，为自己的坦白畏缩了一下。想作个好市民不容易。
她的鬼脸又出来了。
“如果冒犯了你，很对不起。”我说。“我冒犯了你吗？”
“你正在冒犯我。”
“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冒犯呢，还是对你个人的冒险？”
“两者都有。”她把一片橙子放进嘴里。“你结婚了吗？”
“结了。”
“是一次成功的婚姻吗？”
“很不错。”值得一结也值得保持，值得去爱也值得珍惜，这种时的，近于淘气的插曲并没有什么意义：海伦和我都选择了一个保守传统的仪式。“我们的儿子很可爱，我想我爱他。”
“如果我们发生关系”——她微笑了——“你不会有犯罪感吗？”
“我从不欺骗，”关系这个词让我哑口。“犯罪感？当然会有。”我呷了一口我的血腥玛丽。“我相信我还能忍受。”
“哦，斯伯瑞先生，扔掉你的幻想吧。”这个年轻女人说。这个宣言让我产生了一种混合着放松和失望的心情。“你可以把这种想法完全从你的——”
“叫我杰克。”我拿起了丹麦木莓，“你叫……？”
“玛提娜·考文垂。那时候我感到一阵温和而且容易控制的冲动，想和你性交。”“‘那时候’，”我重复了一次，为这个介词短语包含的模糊含义而吃了一惊。用一种时髦的姿态舔了一下木莓的冰块。（近来《礼貌的虚假》一书成为《时代周刊》畅销书榜的冠军。）“你愿意让我看看你的打油诗吗？”我问道。
“那些打油诗作得不好。”
“打油诗的好坏规定义而定。”
“我的打油诗尤其糟。”
“请让我看看吧。”
玛提娜柔顺的五官现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她皱着眉说：“现在我们之间出现了强烈的性吸引力，你说呢？”
“完全对。”
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张折起来的打字稿纸，带着一个温驯的微笑把它放进我手里。第一条是关于情人节的。
我觉得你挺逗，不太矮，也不太高如果你做我的情人。
我一点都不介意。
接着是一侧生日问候。
玫瑰死去，紫罗兰枯萎，日子一天一天飞逝，祝你生日快乐。
“我没奢望过以打油诗为生，”玛提娜明智地说。“我真正喜欢的副业是写政治演说稿，我们那个区的代表几乎已经定下了让我为他写连任竞选稿。‘为人冷静，办事果敢’是我为他选的竞选标语。结果是他的女朋友接过了他的工作。你喜欢我的诗吗，杰克？”
“它们很糟。”
“我打算烧了它们。”玛提娜亲了一下桔子，把汁液挤了出来。
“不，不，我愿意保留它们。”
“你愿意？为什么？”
“因为我推测你会在这张纸上写点其它的东西。”我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圆珠笔。“比方说，在我再找到你的时候需要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能发生关系了？”
“这种想法太让我吃惊了。”
“你相当吸引人，”玛提娜总结性地说，拿起了那支笔。确实如此。我的眉毛长得很好，色泽很浓很密，代表着不寻常的力量，象狼、熊、豹一样有力，鼻梁很直，下巴方正。只是我的脸颊上总带着小丘也似的胡子茬，破坏了完美。“我警告你，杰克，我有自己的护花使者。”她在那张纸的顶部签下名字，写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你想来强暴我，我就开枪杀了你。”
我从桌面上收起那张纸，从“情人”这两个字上抹掉酒渍。“太有意思了——你在这儿撒了谎。‘玫瑰死去！’”它们——“它们凋谢。”
“玛提娜，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理智地拒绝。”
“如果你是我的话，”她回答说，“你会理智地接受这个机会，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另外的人了。”
“对，”我说道，把玛提娜那愚不可及的诗歌收了起来。
伽利略广场交通拥挤，每二十分钟就得停下来一次。我扭开了收音机，调到WTRU电台，等着广播。第十八街，第十九街，二十……
“……我在艾维尔索普关税丑闻中接受五万美元回扣这一事实不窘我否认，我认为这来源于我受的教育、环境和医学……”
第二十五街，二十六街，二十七街……
“……因为在我们改变了蛋白质数量以缓解全世界饥饿的时候，医学证明猫和狗的心理安慰作用超越了……”
第三十街，三十一街……
“……因为我们往儿童食品中添加的过量糖份而不满意，所以我们在此很高兴宣布一项新政策……”
最后终于到了韦津斯汀博物馆，这是一座一层楼的砖建筑，矗立在一大片水泥地上，左侧北面有一个警队，南面有一家叫作“脏狗”的咖啡厅。一个长着暴牙的年轻警卫腰上别了一支枪，挥手示意我可以通过铁门。我把车开向停车场。埃及遗址分馆的德瑞克·波奇斯象征常一样霸占了我的车位，把他的福特车停在那儿，所以我不得不一直把车开到垃圾焚化炉边去停在煤箱边上。
“将你的暴力倾向引导到对身心有益的方向上去——成为一名航海家，等等。洗涤你的本性——”我关掉了收音机，熄了发动机。
在谎言时代，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人类怎么可以忍受那样的世界，任由政客们误导，广告商胡说八道，牧师夸大其辞，妇女用化妆品，任由人们一见面就宣布“我爱你”？在历史书中我们了解了那些时代，人性如何在由颠倒的习俗和欺诈的仪式组成的恶梦中存活？这念头让我迷惑了。这让我动摇了。东方兔子，牙齿仙女，圣诞老人，细鼻子的驯鹿：一切在我面前动摇起来。
“你迟到了，”在我走进前面的办公室的时候馆长说。阿诺德·库克馆长身材壮硕，头顶已经秃了。“交通拥挤吗？”
“对，”我把卡打进计时表，这机器记录了我的懒惰，“车挨着车。”你可以经常体会到简洁坦白的必要。但那时你就会突然碰上这种事儿：大家神经质地对你刺探不休，如果你不打算把整个经过倒出来，你的脑袋就可能因为心理压力而爆炸。“我还浪费了很多时候去获得一个年轻女人的地址。”
“你想和她性交吗？”库克先生问道，他跟着我进了更衣室。此刻还是早晨，而他已经穿上了特征显著的套头毛衣，我曾经出于责任而充满痛苦地告诉他，这衣服让我想起我那只猫的便盒。
工作服都挂在小橱里，我选了一件合身的穿上。“通奸是欺诈行为，”我提醒这位馆长。
“忠贞也是”，他回答说。“以其自身的方法。”
“以其自身的方法，”我赞成地说，套上了我的工作服。
我穿过黑暗肮脏的长廊走向我的工作间。里面的东西收拾好了，象往常一样，这天我要分析的东西被均等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古学家们发掘的真正艺术品；另一类是这个城里鬼鬼祟祟的诈骗犯的仿制品。每一件古希腊的雕像都有一件笨拙的赝品。赛尚洞的每幅油画都有一幅可怜的模仿之作。每一部十八世纪的小说都有许多盗版本。诈骗犯。即使是现在，我已经穿上了长廊，这个字眼仍然使我冷入骨髓。诈骗犯，他们是维瑞塔斯城内部的敌人，用他们的油画污染了它的墙面，用他们的歌手弄脏了它的空气，最无耻的是，他们把它原始质仆的街道变成了论坛，谈论着舒夫科勒斯，莎士比亚，伊伯森，还有萧伯纳，疯狂地表演喧哗的闹剧，直到巡逻队赶来把这帮非法的表演者赶回自己的巢穴。一旦一个诈骗犯被抓住了，巡逻队员就用大棍打死他，如果是个女的，就把她用高尔夫球棍打死，这之前他们还来不及问那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说谎而不发疯呢？
怎么可以呢？
我之所以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它让我的头脑和双手都不得闲。对，毁灭行为是残忍的，但在那之前你得用脑子；你得判断存在着争议的艺术品，判断它是正品还是冒牌货，这对公众利益是否有害。
我拿起一件标有“山姆斯瑞的耐克”字样的伪制品。假的呢？对，很明显：看看那对翅膀吧。仅仅是看一眼这样的东西也让我恶心不已。难怪柏拉图把艺术家和戏剧家摈弃于他假想的乌托帮之外。“那是三种偏离自然的另类，”他这样称呼他们。三种偏离事实的另类。艺术是谎言，色坎斯佩克公园中张贴的海报上这样提醒着我们。真理也许是美好，但美的却不一定是真理。
就象要准备一次室内野餐一样，我把一张帆布摊在地上。我拿起了七号锤子，那件“耐克”本来就没有脑袋，现在，找对她挥动我的艺术批评工具的时候，他变成没有翅膀的了，——接着没有了胸脯，没有了臀部。大理石碎屑掉在帆布上，我的工作服上浸出了汗水，我的舌头在嘴里就像一只干涩的无花果。批评是一项费力气的事业，而分析则让人筋疲力竭，需要休息一下。
我取出我的杯子，加了一匙我最喜欢的唐耐森牌咖啡，从热水瓶中放出热水，开始想象斯坦利会如何赞美我。他在我这个部门已经干了一年多的助手工作，——把我们的斧子磨利，给喷灯加燃料，忠实地把工作室的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现在他希望得到提升。“老实说，我相信斯坦利将证明自己有能力操纵焚化炉。当然，他有点能卖苦力，有点爱拍马屁，但这些品质对他很合适。你会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斯坦利经常放屁，但这男我们不会谈论到性格中暗不……”
我扫了一眼日历——幸亏如此，否则我就会忘掉与妻子共进午餐了。“海伦，”在七月九号上写着，“下午一点，‘份额不多餐馆’在二十九街上的这家餐馆有美味的潜水艇式三明治和华道夫沙拉。
七月小姐——温迪·华伦，仿佛从书页之间斜瞥着我，“作为一名脑力劳动者，”她的传记这么写着。“温迪就这一课题为我们做了最清晰的论述，‘它曾经艳丽而使人快乐，让人精力充沛，’他说。‘如果不是为了那五千块，我决不会去考虑它。’当我们知道她有多聪明的时候——那位区内棋类冠军——几乎让我们低估了她。然后，我们知道你们许多人喜欢手淫……”
可怜的老温迪。我突然意识到，要是这时候哪怕只是看一看玛提娜·考文垂的手迹也会让我陷入无法狡辨的恐慌中，仿佛那每一笔每一划都成了她肉体的曲线。我呷了一大口咖啡，从口里掏出玛提娜的打油诗，把这张揉皱的纸平展在桌面上。这些诗歌仍然很差劲，只是那字迹确实很性感。我甚至从下面这些信息表达的线条中得到某种感应。“德斯卡特区，加奇斯塔土巷”，她写道，“电话号码610－400”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纸面上那则情人节口信和生日祝福之前的空白处有很浅的细线条，我意识到我保存的这张纸条上过去曾有玛提娜的另一首作品，出于好奇，我拿起了最近的一支铅笔，在纸上慢慢临摩，把这首诗一点点显现出来，就象照片被一点点冲洗出来，几秒钟之后，整个作品展现在我眼前，于是我的神经系统由于不相信、恐怖和幻想而颤了。
谎言。
令人毛骨悚然的谎言。
这就是玛提娜·考文垂亲手写的。
我把翅膀藏灵魂深处让羽毛干燥柔软当世人不再注目我乘风飞翔无阻汗水浸湿了我的手掌，顺着我的眉毛往下淌。玛提娜没有翅膀。没人有翅膀。她以为她是谁呢？山姆斯瑞的耐克吗？也许人们可以允许圣诞老人。但是，灵魂这种东西也许我的眼睛欺骗了我。我冷静下来再朗读了一次这首诗——听力是可信的；我能感觉到，我在我头脑中引起反应的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是确实存在的。“我藏起翅膀，”我嘶哑地低语。但我念不下去了。与生俱来的恐怖席卷了我，我头痛得快晕倒了。但我批评家的本能占了上风。我抓起了玛提娜的诗，冲出博物馆，穿过庭院到了焚化炉边。我的头痛得更厉害了，我把那张纸伸向炉门，一天之前，我曾在这里毁灭了一打描写转世的书籍。
我停了下来。
我真的打算把玛提娜·考文垂扔出我的生活吗？我真的愿意把她的手迹化为灰烬吗？不，我不打算这样做。我盯着她的地址，把它印入我的脑海中。
她怎么能说谎而不发疯呢？
她怎么能呢？
电话：610－400。没问题。在托比六岁生日的时候我们给他买了一辆十速自行车，但我花了四个月才把它组装好，他几乎没有去骑过这辆车，整个经历很无聊，一个零——实际上是两上零。六……一○……四…○○。
我手指一松，这些诗就此完蛋，加入了荷马史诗和狄更斯小说的行列，它们的命运都一样。
“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当我和海伦坐在餐馆里享受当天特别菜肴的时候我这么对她说。这些菜包括：被谋杀母牛的三明治面包，枯萎的莴苣心，——合理价格五美元九十九美分。“四小时前我和一个诈骗犯共进早餐。我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她。”“但你没有，”海伦以一种与其说是放心不如说是理解的口吻说。她把她的太阳镜架在她那丰厚灰色的头发上，以便仔细地打量我的脸。
“我没有。”
一她肯定是其中一员吗？”
“我敢肯定。差不多。”
我的妻子笔直地注视着我，一片莴苣叶从她嘴唇之间垂下来，象是长了一个绿舌头。“别为此分心，”她说。
“别为此分心”。这是海伦的座右铭。这也许是她的墓志铭。她是这种女人：一生就是为了不分心，——在她的事业上，在我们的床上，在任何地方。我相信这是她的工作，这使她任重。作为小报《甜蜜的理由》的记者，海伦与世界上的怀疑论者、逻辑主义者打交道，她发表着这样的独家新闻：被控制的治学方式拒绝新式数学教法，精神疗法根本无效。写了十年这样的东西，你就懂得如何保持冷静了。
我说，“假定的亲爱的，你有更好的解释吗？”
“也许她在街上找到了这张纸，假定的甜心。”海伦回答道。我一直以为，一个漂亮女人的条件是：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柔软的圆脸颊，让你看了就忍不住想用手去摸。“也许是别人创作了这首诗。”
“那是玛提娜的笔迹写的。”
海伦咬了一口她那被谋杀的母牛。“让我们猜测一下。她把地址和姓名留给你了，对不对？”
“对，她把这些写在那张纸上了。”
“她说了想和你性交吗？”
“没说这么多。”
“你想和她性交吗？”
“对”
“你会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希望如此，又不希望如此——你知道这种感觉。”我舔了一下炸鸡上的油，“我不愿伤害你，”我补充了一句。
海伦的眼睛变得窄窄细细的，异常黑亮。“也许我的感觉和你一样矛盾。一部分的我希望你把这个玛提娜交给巡逻队，最好让她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另一部分也知道这是一件蠢事，那女人对你有好感，如果她觉察到了警察盯上了她，她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盯上她。对不对？那帮诈骗犯，我听人说他们不是没文化的人。他们中也有刺客。”
“刺客，”我说，“刺客，恐怖分子，疯子。你要让我烧掉那张纸吗？”“烧了它，批评家。”
“我已经烧了。”
我的妻子笑了。在维瑞塔斯，没人会问：“真的吗？你在开玩笑吗？”她吃完了她的母牛说，“你比我想的更好一点。”
那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们象往常一样进行婚婚之战——这样讽刺地连接的字眼：婚姻、婚姻。海伦和我喜欢斗嘴。她诚实地宣布我的勃起越来越无力了；我坦白地告诉她她吃东西的时候发出的咀嚼声让人恶心。她告诉我她不打算为我住女的派对送任何义务性的礼物——因为并不是她的侄女，我反驳说我也不打算让她得到那份礼物，因为她总是买便宜货，这很明显，否则她就会对我姐姐作出一付轻蔑的样子。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下去，一直到上了咖啡，上了甜点，象老鼠一样互相撕咬，多么有趣啊，我们从中感到了病态的快乐。
海伦拿起手提包，取出一张电脑打印纸，上面有一些字。“这是今到到的。”她解释说。“一只兔子咬了托比。”她平静地宣布。
“一只什么？兔子？你在说什么？”
“他现在已经全忘了。”
“它咬了他？”
吴尔夫·科多野营会负责人信箱145号肯特区斯伯瑞先生及夫人：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儿子总是讨厌地把我们捕鼠器捕获的生物放走。昨天，不知出于什么冲动他又这么干了，于是他被一只少见的哈伯兔给咬了。我们立即对他的伤口作了处理，检查了他的医疗记录，了解到他的破伤风免疫期已经过了。为保险起见，我们抓住了那只兔子把它关了起来。我不得不报歉地告知你们它今天死了。于是你们冷藏了尸体，将它送到克拉夫特预防站。如有什么不幸发生，克拉夫特的医生将会与你们接洽，虽然我怀疑你们是否会担心。
吴尔夫·科多“为什么你不直接告诉我呢？”
海伦耸了耸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冷静自制的海伦。有时候我不禁想知道她是否爱托比。“那只兔子死了，你不担心吗？”
“也许它已经老了。”
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想到托比的痛苦我就心烦，不是他身上的痛苦，——那也许对他反而会有好处，让他更坚强。使我沮丧的是他会感到被背弃的感觉：我儿子对世界一直是一种忠诚的态度，现在这世界咬了他一口。“我有话要告诉你，”我对我妻子说。“在烧掉玛提娜的打油诗之前，我记住了她的地址和号码。”
海伦显得好象嗅到臭味似的。“你让我觉得象是看到肛门一类的东西似的。说老实话，杰克，有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会结婚。”
“有时候我也怀疑同一件事。我希望那只兔子没死。”
“忘了那只兔子吧，我们在谈为什么我会嫁给你。”
“你嫁给我，”我老实地说，“因为你觉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