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具体的象棋选手，我不觉得卡斯帕罗夫的棋术可以被列为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行为模式；他也许的确有些解析性风格，但他也同时具备创造性。他的问题只是在于他因为怕输棋所以总不大愿意冒险而已。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没能把握住特点的对手，他就会难以忍受到宣布弃权。

库阿特雷：你能简单形容一下印度和中国棋手的民族性吗？

卡尔波夫：

大家一般认为国际象棋是在古印度发明的。19世纪在印度出过非常优秀的象棋高手，可20世纪就没多少了，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阿南德是个例外，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抵抗力；他的弱点在我看来是有些过于偏爱侧翼接敌方式了。他和其他很多印度人一样，不喜欢直接冲突；可是近来我发现他有些变了：他变得不那么khitryi（机灵、狡猾）了……

而中国人长期以来直至今日，一直都在下另一种很有意思的象棋：对弈双方各执16子在一块棋盘上着子，双方被中间的一条河分为两个阵营。中国真正开始下西方象棋（国际象棋）只是近30来年的事情，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也只是从1975~1976届开始的。今天的中国国际象棋棋手进步迅速，我们早晚有一天会看到他们登上世界级比赛的最高峰。

库阿特雷：

怎样评价那些象棋女冠军呢？她们比男棋手们更富有直觉吗？

卡尔波夫：

我认为女棋手采用的接敌方式与我们不同，但我不觉得她们先天就更富直觉。不久以前我发现一个怪现象，我注意到高水平的女棋手们在与男棋手比赛时不如她们在恢复了的女子冠军赛中下得那么好。

对这种情况我找到的惟一理由（显然还可能有别的原因）是心理方面的原因。即当她们之间互相对阵时，这些天才的棋手就变得极其好斗；而当她们与男棋手对局时，她们就大多经常被那种一般认为女子在象棋方面不如男子强的迷信想法所抑制。因此她们对中等的结果就已满足。然后当她们重新加入女子冠军赛时，她们就不再受到这类想法的束缚了。

库阿特雷：

当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然后全部战役或全场谈判就要结束时，此时在场的各方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费黎宗：

最后的一场谈判总是在一种特殊气氛中进行，双方都大谈“交易破裂”，可谁都不真正相信会那样。当谈到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要点，有时需激烈争论，就像大家都还想延长谈判似的。

我就记得有次谈判的最后一场，当时已是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谈判，各种问题都已谈妥，除了总价格有待敲定。那是个星期三，时间大约已是凌晨3点左右，所有的人在如此连串耗神的通宵谈判之后，都渴望能放松好好休息一下。我提出的我方最后售价是5650这个数字—当然我指的是5650个百万，即56.5亿法郎，而我可自行决定的底线数字是5600。可我对面的谈判对手确实已将价格升到了5600这个价位，但不肯继续提高了；我们休会了几场，可双方还是各自坚持原先的立场。

怎么办？我是否要接受5600这个数字或者继续争论下去？回到谈判厅时，我独自走近对方首席身边，用一种私下保密的口吻对他小声说：“我给您个提议，我把

5650降到5625，您如果立即接受，我外加一次晚宴招待大家……”他看了我一下，然后就伸出手来和我相握。几个星期之后，两个谈判组一起到巴黎最好的餐馆之一去吃了晚宴；宴后买单的数字虽然惊人，但比起我极其成功地“啃”来的2500万法郎来说，还是很值得的。

库阿特雷：

听你们俩各自的叙述，让我感觉侧翼接敌方式会赢得你们的选票……

卡尔波夫：

它不会赢得我的全部选票，可我也认为它的确不可缺少。

要想成为最高水平的象棋选手，得能找出既能赢棋而别人又没见过的新招，并且用在最关键的时刻。一个普通棋手和一个高水平的棋手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种能变换接敌战术的天赋之上；也就是说时而采用逼迫方式，时而利用对手的强弱之势，时而更灵巧地运用某种计策。这种接敌战术的灵活多样性依我看才构成一名棋手的真正实力。

费黎宗：

侧翼接敌方式的好处之一，并非因它能自动导致对手的覆灭，而是因它能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导致对手阵营整体“结构的混乱”。一位战略家更倾向于灭对手的士气而不只是其肉体，这样做可收一石二鸟之利：不仅抑制了敌人，还加剧了对敌人的损害。人们知道这种果断地在暗中进行的持续战斗是多么有效，事实上没有哪一种形式的战争比游击战更能发现一个有组织的对手的弱点的了。

侧翼接敌方式比直接和间接接敌方式更为灵活，但却相对迟缓，因为其预期的目的是最终迫使对方停止战斗；而欲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最大限度地考虑时间因素，以及所有可能会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心理因素。

相比前两种方式，这第三种则更为有效，而且特别符合保存实力的经济原则，此外这种原则也是福煦元帅特别重视的。也因此这种方式在己方实力明显弱于对手时常被采用。在一种公开竞争中，力量对比就无所谓，好比大卫战胜歌利亚那样，况且也有以弱胜强的时候。可是如果是涉及用计行动，就得抓住时机。而侧翼接敌战术正是算准对手实力逐渐削弱（耗损）的时机而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