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局势的掌控总是很困难的。那些最佳选手年轻力壮时，对他们下棋的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每一步都要控制，然后有一天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几乎做不到这样了。此时他们就学着在每局的关键时刻去掌控住局势，而在“正常进行”时段则稍微放松一些。

库阿特雷：在网球赛中，人们常说能打赢冠军赛的人，是那种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出潜力，大力打出漂亮的发球的选手。

卡尔波夫：

这其实是所有形式战役的恒常定律。不管你投入哪一类的战斗，你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局面。首先，你得试着在一些小地方进行战斗突破，以此来考验己方的力量并试探对手的反应。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它可使你为后续的战斗变化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如果在这第一波的小型战斗过后，你确信己方有某种大缺陷因而会吃败仗时，你别太认真，因为谁也不会总是赢；你不如仔细弄清楚你可能吃败仗的原因，如此则会更易面对现实，并重鼓勇气很快投入反击之中。

但假如正相反，你初步的评估是自信能打胜，那么你最好调动出你全部的资源与精力去战斗，胜利会加倍地提高你方士气，并增强你方强于对方的信念。但你也要清醒地知道，如果你方吃了败仗，则会经受灾难性的心理冲击的考验。

而在我个人职业生涯中，我一向都是这样做的：首先尽量清晰地核查一下己方的实力，然后做好可能受挫的准备，最后在相信自己也有战胜的希望时，就如猛狮般尽全力投入战斗。

库阿特雷：

你的确有一个不屈不挠的选手的名声。

卡尔波夫：

确实，我一直被人认为是个硬手。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认定一个目标值得去争取时，我会不惜一切地尽全力去拼搏争夺，大家也都知道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放弃我的进取。

库阿特雷：

当双方都采取同一种间接接敌战术时，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卡尔波夫：

那样就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即所有的计划都进展不顺。

这就是在1978年当我和科尔奇诺依商量在哪个国家进行下次世界冠军赛时出现的情况。那时候，想举办比赛的候选城市必须先行向“国际棋联”呈交规划书，随后由“国际棋联”将这些不同的候选城市信息正式通知参加决赛的双方棋手，并附有决赛选手签署各自选择意见的回执。他们签署自己意见的形式也很简单：即将自己想选的城市按正常顺序排号，首选城市排号为1，次选城市排号为2，并依此类推，最后按双方的选择相加以后确定哪个城市被选中。

我记得当时有7个国家入围竞选，其中有3个在提出付给冠军的奖金数目上很不像样：有法国、意大利和第三个我记不清是哪国了。另四个入围竞选的国家是奥地利、德国、荷兰和菲律宾，可我不想去荷兰和奥地利比赛，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棋联和科尔奇诺依非常亲密。而菲律宾呢，自从1975年按菲舍尔的指定在那里赛过一场以后，我也没有想再回到那里的意思了，此外我知道科尔奇诺依也不想去菲律宾。我最想去比赛的国家是德国，这也因为我曾经和德国国际象棋棋联关系很好，所以最后我将德国排在第一号，第二号位置空着没选，把菲律宾放在了第三号。而科尔奇诺依呢，他自然选了奥地利为第一号，荷兰为第二号，菲律宾却也放在了第三号。

到了提名揭晓时，国际棋联主席拆开我们俩回执的封套一看，发现惟一一个被我们双方共同提名的国家名字是菲律宾，所以他就宣布决定将在马尼拉举行下届冠军争夺赛，而这个国家其实不是我们俩任何一个人想选择的地方。

库阿特雷：

那么，是你们俩都输了！

卡尔波夫：

正是！而且我们俩紧接着又投入了另一次间接战术行动，这次行动又重新使我们陷入窘境。首先，我和科尔奇诺依通过委托人互相商讨怎么样才能修正那个既不合他意、也不合我意的赛地选择。最后是奥地利棋联会同德国棋联搞出个联合提议，即将比赛在奥、德两国各进行一半，而且将奖金提高，从原来的75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

德国棋联主席给我打了电话，并告诉我说科尔奇诺依已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起新倡议，但他不愿意自己首先出面向国际棋联提交此项提议。于是我给国际棋联主席写信，告知由科尔奇诺依支持的奥、德联合提议，从现在起也是我个人的希望。此后科尔奇诺依犯了个错误，他很疏忽地也给国际棋联写了封信，说这个由卡尔波夫发起的倡议也得到他本人的支持。

可当国际棋联主席把我们的信互相一比较就发了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喊起来：“到底是你们俩谁发起倡议要改变我已做出的决定……这肯定是串通好了的……”他不再等我们俩做出反应，就和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联系上，并获得总统对赛事的公开表态支持，然后他再通知我们：不论想做任何变动都已为时过晚了。

结果是我们自己搬起了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

库阿特雷：

很显然，间接接敌战术方式比直接接敌方式更难实施。

费黎宗：

确实如此，因为此种方式的目的在于反过来利用对手的力量，甚或是颠覆他，再或是反过来说，即利用对手的弱点。但若想为己方利益而了解对手的强项及弱点，就不仅要了解对手行动的所有细枝末节，而且要努力深入了解对手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