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经济需要和社会混乱具有抑制作用，造成人们渴望的降低和内在化；只有在肉体生存和经济安全得到保证之后，人们才会转向更高的需要与希望。

富兰克林•D•罗斯福之间长期的关系，具体表现了权力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表明最终还是价值观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即使这是在领导者之间的“实际”关系中。两人均毕业于哈佛，但在其他方面两人的背景又形成鲜明对比：罗斯福出身于哈得孙（Hudson）河畔一个温暖、安全的小贵族家庭，而肯尼迪则来自东海岸大城市努力进取、激烈竞争而又易受攻击的爱尔兰移民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人因一次事件而陷入了个人对抗，那时罗斯福任海军助理部长，肯尼迪担任马萨诸塞州福瑞沃（ForeRiver）造船厂助理经理；罗斯福要求肯尼迪交付福瑞沃造船厂为阿根廷政府建造的几艘战列舰。肯尼迪拒绝交付，理由是阿根廷人还没有付账单。罗斯福试图唤起肯尼迪在战时的爱国热情，但却没有奏效，于是罗斯福威胁要命令海军拖走舰只。肯尼迪走投无路，怒气冲冲地离开罗斯福办公室。肯尼迪后来承认，在离开罗斯福办公室时他是那样地气急败坏，“我崩溃了，忍不住放声痛哭”。

20多年之后，在另外一场欧洲的大战中，肯尼迪与罗斯福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又站到了彼此对立的位置。早在1932年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跳上了罗斯福的“游行乐队花车”（bandwagon）的肯尼迪，已经担任过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而后又接受了罗斯福作出的他盼望多时的任命：担任驻英大使。但随着欧洲逐步陷入战争，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谈到了这位大使对于英国能否抵御纳粹侵略的“失败主义”论调以及他暗中对罗斯福执政含蓄而尖锐的批评。随着1940年总统大选的进行，肯尼迪似乎占据了关键性的政治位置。为了击退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的强有力竞争，罗斯福在干涉主义者和美国第一派成员指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FirstCommittee）的成员之间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路径。像肯尼迪这样的属于罗斯福的“人马”的地位显赫的大使，如果辞职并且回国加入威尔基的“十字军”——或者甚至肯尼迪针对罗斯福政府的干涉主义发出一次警告——都有可能使优势转向共和党一边。肯尼迪明显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对爱尔兰和其他种族的选民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这些人在东北部的一些州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他可以给总统帮大忙——或给总统带来大伤害。

总统的问题就是想方设法说服肯尼迪要么待在伦敦，要么声明完全支持罗斯福。罗斯福先是发出指示，要求肯尼迪坚守岗位，但当肯尼迪威胁如果不被允许回国，他就将发表声明批评罗斯福政府时，总统最后还是批准这位大使告假回国，但是反复强调不准在回国途中发表任何有关政治或外交的言论。总统的特工在拉瓜迪亚机场位于纽约市皇后区（LaGuardiaField）截下了肯尼迪，并用警戒线有效地阻挡了他与威尔基派来的使者的接触，威尔基派希望将肯尼迪拉入共和党竞选阵营。白宫铺好了红地毯迎接肯尼迪，在那里，罗斯福热情地问候他，并且邀请他一起谈话。肯尼迪针对国务院和白宫大发牢骚，抱怨它们要求自己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而后却又不给予任何回报。罗斯福并没有为下属和自己做任何辩护；恰恰相反，他对肯尼迪的抱怨表示理解，并且表示他很清楚肯尼迪的感受，承诺不会允许国务院的官员们以后再以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方式对待这位过去的尊贵的大使。总统甚至——也许是罗斯福使得这位大使认为——向肯尼迪“提议”要帮他获得1944年民主党的提名。胡萝卜在晃动，但晃动的也许还有大棒——据一位英国秘密特工人员透露，罗斯福拿出了肯尼迪在伦敦谴责总统的记录。这样罗斯福便要求肯尼迪公开支持自己再度竞选总统，肯尼迪只得让步。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肯尼迪在全国广播演说中发表声明支持罗斯福。总统击败了威尔基，在选举之后，肯尼迪辞职了，他期望得到总统的另一个任命。但是，白宫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一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肯尼迪主动请求得到一份重要的战时工作，不过一直未能如愿。罗斯福行使了不作为的权力。

在形成个人看法和公众舆论方面的领导，改革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变革型领导——在历史上似乎主要是以重大和集体的方式出现，但是在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上，这种领导又主要是以个体的和私人的方式进行的。领导变成具有过多的人类动机和目标味道的事情，变成由追求不重要的尊重和声望所主导的冲突和竞争。在这次战舰之间的交火中，肯尼迪与罗斯福似乎陷入了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并且更强大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更大的战列舰——取胜。罗斯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靠激发肯尼迪的爱国主义动机或自我发展的动机，而是靠直接行使权力。问题的关键是肯尼迪手中并没有资源。设想他会向拥有福瑞沃造船厂所有权的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Steel）的首脑求助，但伯利恒很难在战时挑战政府。或许肯尼迪会求助于船厂工人，让他们用警戒线封锁舰只，不让海军靠近，但工人们几乎不会在战列舰的事情上与他一起财迷心窍。肯尼迪建造了战舰，但罗斯福却处置了它们。难怪肯尼迪要放声痛哭了。

罗斯福在1940年将肯尼迪拉回到自己阵营里，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行使。罗斯福似乎再一次实现了自己的意志，但这次肯尼迪却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总统可以努力利用这位大使的自尊和爱国心，但是肯尼迪可以通过罗斯福以外的其他人来获得自尊——比如从威尔基派那里——并且他对爱国精神有自己的理解。如果罗斯福阻挠他成为战时“沙皇”（wartimeczar）的愿望，肯尼迪还有其他方法获得这种认可。然而，最终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战略的，是援助正在与纳粹作战的同盟国的道德问题。正是因为罗斯福基本的价值观念是非常人道和民主的，这使他能够在势在必行时果断采取行动，尽管他在前期曾经妥协和逃避。在1940年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仅仅几周内，他就开始努力制定一项计划——《租借法案》（LendLease）——该法案将对战争和战后结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租借法案》作证时，肯尼迪表现得毫无定见，并且自相矛盾，以至于让己方和敌方都弄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尼迪似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战争中有超越一切的道德问题。罗斯福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就能够实施有道德影响力的行动——有权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