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尽管他极力掩饰，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的童年生活是幸福而满足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Kampf）一书中写道，“今天，对我而言，命运选择了因河因河，发源于瑞士的洛迦诺湖，流经奥地利和德国，注入多瑙河，全长510公里。——译者注（Inn）岸边的普勃诺镇作为我的出生之地，似乎是顺应天意的。因河畔的这个小镇，因德国人的殉难而散发出金色的光辉，在血缘上它属于巴伐利亚，但实际上它被划归为奥地利，１９世纪的8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就居住于此；我的父亲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我的母亲则把她的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个家庭，尤为重要的是，她给予了我们这些孩子以永恒的慈爱……”对这个平静的小家庭的短暂一瞥的确令人着迷，并且正因为它的虚假才更加引人注目。当希特勒自称是在描绘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们的单调乏味而贫困的生活时，他很可能是在叙述自己真正的童年，他说：“如果一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我行我素、不听劝告，而女人则为了孩子们而反抗他，那么结果就会很糟糕。随之而来的就是打架和争吵，当男人逐渐疏远他的妻子时，他就会与酒精变得更加亲密。每个周六，他都会喝得酩酊大醉，女人出于保护自我和孩子们的本能，不得不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几个便士而争吵……当他最终在周日甚至周一晚上回到家中时，都是醉醺醺的，看起来冷酷无情，但总是已经和他的最后一分钱分手了，这样的情景通常会发生，愿上帝宽恕！”

心理学家总结出，作为一个儿童，希特勒看见或者以为自己看见了，他的父亲猥亵并且强奸了他的母亲。这种结论是根据其已知的家庭环境，希特勒后来的行为，以及在他的作品中他反复提及在维也纳亲眼目睹的一种污秽的家庭生活——他几乎没有机会观察到这样一种家庭生活。他的父亲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拘谨的、举止得体但脾气暴躁的政府职员，然而依照大量的证据来看，他一旦回到家中，就蜕变成一个狭隘的暴君，欺负、责打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这位元首在后来的岁月中的一些行为来看——他经常将德国称为motherland（与更为通用的词fatherland相对照motherland和fatherland都有“祖国”的含义。——编者注），他把德语中的一些中性名词阴性化，他把他的父亲等同于奥地利，他因为奥地利对德国的所谓敌意以及后来贪婪的犹太人和侵略成性的同盟国“强奸”了他的祖国而大光其火，据称他沉溺于某种性变态心理而不能自拔——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证据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他一直压抑着创伤性的童年经历带给他的极度痛苦，并只能把这些痛苦投射到他后来所奋斗的政治舞台中。

在某些方面，他的情形是一种典型的恋母情结。希特勒的父亲要比他的母亲年长23岁。他的母亲是一个长相标致的妇人，她曾有两个或三个婴儿不幸夭折，于是很担忧阿道夫的健康，把疼爱无保留地给了他，而且过分溺爱她的儿子。但是，每到夜晚，当她的丈夫带着他的威吓和需要回到家中时，这种密切的关系就被中断。沃尔特•兰格(WalterLanger)总结道，“他越憎恨他的父亲，他就越依赖于母亲的关切和疼爱；而她越爱他，他就会更加担心，一旦他的秘密被发现，就会遭到父亲的报复”。如果这个男孩感受到，他的母亲在性方面屈从于他的父亲——甚至欢迎这种侵犯，或者至少是默从这种行径——他将会感到一种背叛。对于父亲，他可能承受着焦虑和内疚之苦，而对于逆来顺受的母亲，他会怀有一种不满和爱恨交织的矛盾之情。这些可作为他后来惩罚奥地利（父亲）和德国（离弃了他的母亲）的线索。因此他有计划地摧毁那“已不再值得我奉献”的德国。

恋母情结似乎与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对他自身价值的怀疑结合在一起。希特勒是一个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而且有些病态的孩子，和他那穿着制服的庄严的父亲相比，显得很小。兄弟姐妹的夭折毫无疑问增添了他的焦虑不安。甚至在他的童年，相比一般的男孩子而言，他很明显地拥有对男性身份的更多的不安全感；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了他的父亲的威胁，而且（根据1945年5月苏联人的尸体解剖报告）他还患有一种单睾丸畸形症（有一个睾丸没落入阴囊）。罗伯特•韦特（RobertWaite）说，这种症状既不是罕见的，本身也不会致病；但是“如果患有其他的幼儿疾病，且有一种极其困扰的亲子关系，就像希特勒这种情况，那么就可能致病”。人们相信，他的母亲要求绝对的干净和整洁，并且严格地训练她的儿子，训练他控制大小便和如厕；在后来的岁月中，希特勒在完全的洁癖和对污物——比如说恶臭之物、粪便和污泥的着迷之间摇摆不定。

在希特勒成年后的日子里，这些极具爆炸性的心理力量主宰了他的性变态行为和他的政治极端主义。他一生没有结婚；他与一些女人的亲密的友谊通常会由于希特勒做出的反常行为而使这种关系中断，希特勒的情妇则备受折磨；所有与其关系密切的女人最后都会自杀，或者试图自杀。后来对他的朋友、情人以及他自己的言谈举止所做的一些报道——在取悦女人时他总是自贬，他喜欢随身携带一根马鞭，对阉割的焦虑，他对砍头和一般的流血（包括他自己的血）怀有一种迷恋——表明了希特勒在童年就怀有强烈的负疚感、不安全感以及在童年时就被伤害过的自尊感。不管他的焦虑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还是仅仅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案卷提供了一个古怪的病例研究，都不取决于这些个人的紧张情绪本身，而是取决于它们的程度，德国社会的病情被其加重了。

“伟大的领导者”与臭名昭著的统治者或权力行使者，尽管对其所掌握的资源进行了截然相反的使用，但是在早年的经历中却存在着一些相似的情况。以上所描述的三个人，虽然生长于极其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在孩童期都与他们的母亲格外亲近，母亲是他们强烈情感的对象，也是他们情感稳固的后盾。所有这三个人都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爱与恨的交织，在这三个例子中，他们的父亲都拥有令人尊敬的职位，或者至少在他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这三个孩子中至少有两个在一个方面或者另外一个方面是显著的“学习缓慢者”，而且受到不安全感和缺乏自尊心的困扰。列宁在他的少年时代可能遭受的精神伤害更少一些，但是他和父母的关系与其他两人和父母的关系是显著相似的。

人们可能会推测，所有这些不朽的人物共同具有的童年经历：或是对父母中一方的强烈的积极的依恋，伴随着对另一方的某种极端的消极的依附，或是有一个极其痛苦、消极的少年经历。难道是这两种情感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随之产生的必须被解决的冲突，再加上不同寻常的天赋和能力，才使得对权力的需要如此强烈吗？是什么样的控制因素将一个人导向赤裸裸的权力行使，而使另一个人走向互惠式领导呢？我们对于这些区别的根源几乎毫无所知，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并不倾向于在我们的权力理论中作出这种区分。是什么引导着一些人走向道德领导之途，而将其他人引向非道德或反道德地行使权力呢？这是学者必须探索的前沿问题。

这三个人童年经历之间的差别也同样不容忽视。如果三位男孩中有两位的母亲比她们的丈夫年轻得多，而剩下的一位与丈夫属于同龄人，这时要比较恋母情结的影响就困难得多。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不同的。尽管某些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儿童与母亲的关系这一方面，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这些母亲在她们的地位、角色和心理安全感方面是相当不同的。还要注意到，列宁表现出对父亲的尊敬，而希特勒却表现出对父亲的憎恨，二者形成明显的反差。不安全感和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不管多么强烈，都必定会采取多种表现形式；因此，列宁的缺乏运动技巧对其性格的影响，可能小于甘地在大学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他性格的影响。在心理压力的严重程度上，三个人也有极大的差别，列宁的紧张程度最低，甘地次之，希特勒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