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燥热又恼怒，我冲到壁镜前面，隔着面具很不方便地注视我双手的动作。可这正是壁镜所期待的，它进行报复的时刻终于来了。我在不断增长的苦恼中拼命撕扯身上的化装服，试图从中挣扎出来，可是它却用叫我莫名其妙的办法迫使我抬起双眼，向我显示出一个幻象，不，是一个实体，一个陌生的、不可信的、畸形怪状的实体；由于这个实体，我违背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可以被渗透的东西：因为此刻它变得更加强大，而我则变成了镜子。我盯着眼前这个庞大、吓人、陌生的角色，想到我是单独跟它呆在一起，我就感到极度骇怕。而就在此时，我却想到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失去所有知觉，我完全不复存在。一瞬间，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的、毫无用处的渴望，但是这里只有他除了他，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逃离他，可是现在逃离的却是他。他撞到每一样东西，他不了解这幢房子，不知道该往哪里跑；他试着跑下一座楼梯，结果在途中撞翻了一个人，那人为了获得自由又是挣扎又是喊叫。接着，一道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几个人。哦，我认出了他们，简直是如释重负啊！从屋里走出来的有西艾维森，好人西艾维森，还有女仆和男管家；现在一切总算可以恢复正常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跑过来进行救助；他们的冷酷毫无限制。他们哈哈大笑着站在那里；天啊，他们居然能够站在那里，哈哈大笑！我哭了，但是面具遮住了我的泪水。我的眼泪在面具后面一直流到我的脖子里，并且立刻就干掉了；然后眼泪继续是流下来，又干掉。末了，我跪在他们前面，以前从来没有人那样下跪过；我跪下来，举起我的双手，哀求他们：“快把我弄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抓紧我吧！”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见我的话；我已经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西艾维森直到她死那天都常常讲起这件事，讲起我如何倒在地上，他们如何不停地哈哈大笑，以为那只是整出戏的一部分。他们已经见惯了在我身上发生的那类事情。可是当时我一直躺在地上，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吭过一声。最后，他们终于惊慌起来，他们发现我已经不省人事，我身上裹着所有那些披肩、斗篷、戏装，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就像一捆什么东西，就像一捆东西。
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我们必须邀请牧师雅斯贝尔森博士来访的日子。这意味着将有一顿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沉闷和漫长的正餐。由于已经习惯了那些虔诚的左邻右舍们的生活他们经常是因为他的在场而不知所措，雅斯贝尔森博士跟我们在一起完全显得格格不入；他就像是被抛到干燥的河岸上、躺在那里喷气泡的鱼。他为自己发育出来的鱼鳃辛辛苦苦地活动着；气泡不断形成，整个构造都濒临危险。谈话的素材，准确地讲，都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全部存货以难以置信的代价受到处理；那是对所有资产的一次清算。在我们家里，雅斯贝尔森博士只能满足于做一个拥有个人身份的人；但拥有个人身份恰恰是他从来没有做到的。从他所能回想起来的时间开始，他就已经注定要专职于灵魂方面的事务。对他来说，灵魂就像一个公共机构，他则是这个机构的代表，他一直留心使自己从不疏忽职守，即使在跟妻子的关系中也是如此，正像拉维特有一次所说：“他那贤淑、忠诚的丽贝卡，因为养育子女而受到尊崇。”
（至于我的父亲，他对上帝的态度绝对正确，殷勤周到，无懈可击。在教堂里，有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像上帝的列骑兵队长，那时他会殷勤地挺立，或是鞠躬。对母亲来说，情况完全相反，她觉得一个人对上帝居然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简直是无礼的表现。如果有机会让她受惠于一种仪式错综复杂而又富于表现力的宗教，那么长跪数小时，拜伏在地上，准确无误地在胸前和两肩之间画着庄严的十字，对她来说将会是一种快乐。实际上，她没有教过我如何祈祷，但是只要她知道我心甘情愿地跪下来，双手十字交叉，手指或者弯曲，或者伸直对我来说显得很有表现力，她就会获得安慰。我由此获益良多，经过初期一连串的发展阶段，许久之后，在一段绝望的时期，我才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然后，真的，上帝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以一种猛烈的方式对我形成又破灭。此后，一切只得重新开始，对我来说也就成了很平常的事情。而重新开始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特别需要母亲，虽然不用说，由自己一个人去度过才是最好的办法。更何况，那时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1）
对待雅斯贝尔森博士，母亲的态度常常会像狂风暴雨一般变化无常。她可以引起雅斯贝尔森博士严肃对待的谈话；而一旦当他自顾自地说起来时，她会觉得自己已经说够了，并且立刻将雅斯贝尔森博士忘到九霄云外，仿佛他早已离去。有时候，她会说：“不管怎么说，他居然能够在别人奄奄一息的时候，去登门拜访！”
雅斯贝尔森博士也是在那种情况下来看望她的；不过，她当然再也无法看见他了。她的官能在逐渐死去，一个接着一个，而首先失去的就是视觉。当时是秋天，我们正要动身到城里去；可就在那时，她病倒了，更确切地讲，她一下子进入了垂危状态，她的整个外表缓慢而无望地枯萎了。医生们来了；有一天他们全都聚在一起，占据了整个房间。足足几个小时，我们家仿佛属于戈亨姆莱特和他的助手们，好像我们已经无需再多说什么。但是那天一过，他们就失去了全部兴趣，每次只来一个人，仿佛纯粹是出于礼貌才来的，来了就抽根雪茄，喝杯葡萄酒。正是在那个时候，母亲去世了。
那时候，我们仍然期待到来的只有母亲唯一的哥哥，克里斯蒂安?布莱伯爵；我们记得他在土耳其服过役，而且听说他在那里获得了了不起的功勋。他是在一天早上到达的，由一个外国仆人陪着；我很吃惊地看到他比我父亲还要高，而且明显地比我父亲年老。两位绅士立刻交谈了几句；据我猜测，他们谈的是母亲。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我父亲说：“她的样子变得非常厉害。”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听见这句话时，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父亲在说那句话之前先让自己克制了一下。但是，因为承认母亲垂危这个事实而去承受很多痛苦，也许正是父亲的自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