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第八章第二次碰运气由于日记过于琐碎零乱，因此必须把主要事件归纳一下。这一年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年啊！我戴眼镜后的校正视力达到了20/40，即使是单眼视力也达到了驾驶车辆的最低要求。车辆管理局发给了我一个为期两年的驾驶执照，我像小青年一样开始驾驶第一辆汽车。我看懂了自动出纳机的详细使用说明，对过去十五年金融系统发生的技术进步感慨万千。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报纸，和其他老年夫妻一样谈论着新闻，随便打断对方的阅读。日子似乎天天如此。
我们在夏天和秋天两次到圣克鲁斯岛旅游。我应该发现加利福尼亚变得比以往更拥挤、更郁闷，污染更严重。我会慢慢认识到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在最初的几个月情况恰好相反。在去圣克鲁斯岛的途中，我对小镇与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的景色惊诧不已。我从车中再次看到了葡萄园与生菜地的交界线。山上仍然长满了橡树。我自由自在地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到处行走，再也用不着导盲杆了。更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十五年未见、已经三十岁的女儿艾利森。我见到了她的两个男孩斯凯伊和克里斯托弗，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我为他们读书，带他们去图书馆。我看见他们在笑，他们的母亲落泪时，又看到了他们不知所措的表情。
年底之前，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看到拆除那台会说匈牙利话的老伙伴的时，心里一阵阵发痛。我有一种把朋友放在盒子里用船运走的感觉。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校园残疾人服务社里的盲人学生，回来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我在工作时，尽量避免经过高速公路，我乘坐校园巴士每周去一次亨廷顿图书馆。十五年的岁月给亨廷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在研究区新建了一座配楼。我走进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大厅里铺着地毯，墙壁上悬挂着油画和艺术挂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坐到那张长毛绒的扶手椅上的情景。我翻阅着各种学术期刊，一会儿举到手中，一会儿放在桌上，欣赏着上面的标题或里面的插图。世界上能在如此优雅的环境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并不多，如今它有重新向我敞开了大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在那一年写了两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使用过一次盲文！
尽管我对那些朗读者、盲文打字机和会说话的电脑充满感激之情，但我知道，和我现在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相比，它们好比四轮马车之于飞奔的火车。盲人的境遇正如波托克所说，他们只能“缓慢而随意地获得信息”。朗读者通常要努力地念出每一句话。磁带是对书中内容逐字逐句的复述，跳跃播放有漏掉有用内容的危险。而人的眼睛却能迅速地浏览过期的报纸，寻找有用的材料，跳过没用的废话。
这就是阅读的真谛。对此我必须惋惜，我为盲人无法阅读感到遗憾，为那些明眼人能够读书却不读书而悲哀。我明白为什么盲人“诗人兼蹩脚文人”的克拉克指责年轻人的缘故了。
“天哪，”她说，“他们看得见，能够阅读。他们可以读荷马史诗、读历史、读多少年来人们梦寐以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任何作品。可我呢？如果我能再次阅读该有多好啊，哪怕只有一周，甚至一天--？”
埃莉诺克拉克，我真想和你分享这一切，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重新获得阅读和浏览的机会。
那一年冬天，基利恩医生多次和我讨论是否已经到了摘除左眼白内障的时候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担心，至少是我自己害怕，左眼的手术会影响到已经恢复正常的右眼。我知道瑟伯就发生过同样的事。他在小时候的一次事故中丧失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后来由于眼内交感神经发炎最终导致了双眼全部失明。拉塞尔由于一片飞来的金属片打坏了一只眼睛后也由于交感神经发炎造成全部失明。然而，基利恩医生向我保证说，尽管过去手术中存在交互感染的现象，但现在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发生了。最后她鼓励我碰一碰运气，因为也许有一天必须对左眼进行手术。白内障成熟后可能产生破裂，所以在紧急情况出现采取措施是更好的选择。
次年二月，我写信通知基利恩医生我决定接受第二次手术。手术日期定于4月16日。4月2日，我按计划接受A超，用超声波测量今后需要移植的晶体的尺寸。两次测量之后，第一名技师请另外一名技师帮忙，又进行了两次测量。他们说，眼球长度的差异过大(过短)，因此在继续工作之前必须请示医生。
基利恩医生向我解释说，我的左眼处于一种结核状态，这种现象一般是手术后眼内葡萄膜炎引起的常见不良后果。但我的情况是，还没动手术就出现了这种症状。眼球的长度减少为18厘米(正常的眼球应在23至25厘米之间)。手术之后可能出现角膜脱落的危险，但她对我说，万一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可以移植一个新角膜。对我来说，移植新角膜会使我的眼睛感觉更舒服。她又一次体现了她的乐观精神。
4月15日，手术的前一天。早上，通过B超拍摄了十张照片。我越过技师的肩膀看到他把一些白色的纸片粘贴在透明的曲线图上，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代表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很快，我又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说：“眼球的长度太短了，这是葡萄膜长期发炎造成的结果。没有任何晶体能够形成合适的焦距。我们尽量用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晶体，以取得最好的近距离观看效果。视力也许不会非常清楚，但即使能够看到物体的形状，比如能看到左边出现的汽车，也是非常有用的。”两眼的眼压均为19，极其正常。
我满怀信心地重新写日记，这次是用笔书写，不是用盲文。
4月16日。手术在中午进行。在候诊室里，我看到了伊内兹·斯托贝尔，她是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太太。昨天我还同她开玩笑说她喜欢吃麻醉师桌子上的红色棒糖。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都在等待基利恩医生在同一个下午给我们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我们吻了吻我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然后随护士进入了手术准备室。
伊内兹十分害怕，一想到要进行静脉注射和测量血压便全身发抖，因为这些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梦般的手术。我们并排地躺在床上，测量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然后用药。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讲述我一年前的手术情况，她听了之后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她生于特立尼达，嫁给了一位瑞士人，并且对她的七个孩子感到十分自豪。静脉注射减少了她眼中的泪水。我很高兴她在我以前进行手术，减少了她担惊受怕的时间。
对于我，准备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针的护士多洛雷斯说她还认识我。当然，去年我只是感觉到她，因为那时我看不见。麻醉师戴夫听说过“阳光先生”的事，把我像一个知名人士那样介绍给大家。(别人记得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手术过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设备，看到了升降式的显微镜和血压监视器。我看到了一张张俯在我身上的戴着口罩的脸，去年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如今我用那只好眼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大挂，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白色的。她向瞳孔内观看。她说散瞳不够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手术的第一步往往是最关键的。
然后她动手开刀，我觉得她离我很近，仿佛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极，然后便失去了知觉。麻醉师把我麻醉了过去，这次，我没有看到蓝色原野上跳动的光线，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那里了。
尽管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在恢复室里喝了两小碗汤，但我真正记起的第一件事是我在当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醒来之后。雪莉说，我曾经和基利恩医生说过话，自己穿好衣服，然后从轮椅上走进汽车，到家后，我脱掉衣服，在雪莉的帮助下上完卫生间，然后上床睡觉。然而，我对这一切完全失去了记忆。
4月17日，受难节1。早上11时，我和伊内兹又在基利恩医生的候诊室里再次相逢，和她一起来的有她的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帕特为我解开绷带，她和去年一样穿着一件宽大的连衣裙。动了手术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从左边看到了一些物体发出的光。由于结核病变的缘故，这次手术没有植入人工晶体，要等下一次手术才行。右眼植入的人工晶体的屈光度为13。目前人工晶体的最大屈光度是30，而我的左眼却需要43度的晶体。
由于角膜还处于肿胀的发炎的状态，因此基利恩医生看不到眼底。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结核病变，视网膜多处发生褶皱，阻碍了光线进入视网膜的某些区域。只有等几周之后，眼内有了好转，我们才能掌握更多的情况。
基利恩医生说，以后可以通过配戴高度隐形眼镜藉此增加一些视力，这种眼镜是儿童切除了先天性白内障之后经常配戴的。我发现有一些黑点儿在视力下方浮动。基利恩医生说，那是气泡造成的结果，几天后会完全吸收。
伊内兹的情况不错。解开绷带后她便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我告诉她，过几个星期视力还会好转。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地签字，准备在六月份摘除另外一只眼睛里的白内障了。
4月18日，圣星期六。昨晚眼睛很疼，直到今天早上仍然严重发炎。然而洗净眼睑之后，雪莉说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红了，也许吃早饭时会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然而除了左边看到的一些浑沌不定的光线之外，仍然一无所有。
失望！扫兴！和去年手术后相比尤其如此！奇迹往往引起人们不现实的奢望。手术前没人给我更多的许诺，但另外一只眼睛却好得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我必须闭上我的那只好眼睛想一想，玛丽·伯顿即使能看到这团云雾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我一旦睁开眼睛便可以写日记，我能看到纸上一行行的字迹，不用像一年前那样仍然需要叮叮当当地敲打盲文机。明天我可以自己开车去教堂，不会像过去那样手握导盲杆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了。振作起来吧，朋友，难道这一切还不能使你满足吗？
4月19日，感恩节。圣乔治教堂里的庆祝仪式举办的十分成功。除了基恩神父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还是告诉了玛丽·伯顿并祝愿她感恩节愉快。她扭过头，似乎要和自己一年前说过的话作对似地说“希望永远存在。”
4月20日，星期一。昨晚眼睛很疼，似乎是眼药膏在作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切开的虹膜晚上在膨胀的缘故。白天疼痛减弱。眼睛仍然很红(用雪莉的话说是“血红的”)。但我确信我比昨天看得清楚一些了，或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发现走路时闭上我那只好眼后看到了一些粗糙的图案(白墙、图片、床铺和厨房的桌子等)。
4月21日，星期二。昨晚几乎没有感到疼痛。我打电话给基利恩医生的护士帕特，询问眼睛为什么仍然发红。她说是眼内轻微出血的结果，几天后会自然消失，不用担心。视力依然如故。
4月22日，星期三。早上去校园和办公室。视力可能有所好转。我能用左眼看到白墙上的手指。
4月24，星期五。今天基利恩医生十分高兴。事实上，直到我们离开之前她可爱的面庞上一直挂着笑容。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葡萄膜炎，尽管无法完全看清视网膜上的癍痕，但基本上完好无损。帕特护士记录下视力检查结果：三英尺外可以看到手的移动。基利恩医生认为，鉴于目前角膜依然肿胀，因此以后的视力还会好转。由于怕影响恢复伤口，没有测量眼压，但估计不会太高。
我问基利恩医生将来是否能移植人工晶体。她回答说，由于晶体的作用不大，因此不愿再对那只眼睛做任何手术。但如有必要进行角膜移植，倒有可能随便移植晶体。她寄希望于八周后配戴永久性儿童隐形眼镜，与玻璃眼镜同时使用。
我可以洗头发，但不要做任何运动。
4月25日，星期六。我的视力为我创造了一个彼此分割的世界。我的左眼看到的是莫奈1笔下干草垛上的迷雾或杰克逊·波洛克2笔下的混乱朦胧的状态；我的右眼却使我欣赏到威廉·哈尼特或诺曼·罗克韦尔3细腻的作品。我在这两个世界的伴随下在山坡上漫步，四周的景色随着我的思绪随时变换，或者像一只鸟一样看着两个互不融合的画面。在左眼的视力中有一种中间的部分，它不如外部边缘那么清晰。外面的部分如今经常让我想起一年前我刚刚解开绷带时的情景。
晚上我们参加了由约翰·菲利普斯、阿奇·格蒂和萨拉·斯特奇为沙伦·塞林杰举办的聚会。当他们向我询问有关手术的情况时，我借着酒意作了一番十分乐观的讲演，不知道别人是否相信我的话。
4月26日，星期天。眼睛非常不舒服，视力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尽管亲戚们打来了电话，但生日过得仍然很冷清。我们去了教堂。晚饭后格雷伯一家到我家品尝雪莉做的蛋奶酥。
5月11日，星期一。基利恩发现角膜康复得非常好，但仍有轻微的水肿妨碍光线完全进入视网膜。她发现的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右眼眼压为17。她说话时仍非常乐观。她说6月1日可以验光配戴隐形眼镜。现在可以游泳，但要避免眼睛进水。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睡觉时朝左，可以不用眼罩，不用上软膏，但要继续滴眼药水。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不知道应该失望还是欣喜。但我怀疑我的情绪使我的日记逐渐中断了。自此以后大约一个月没有记日记。
7月13日，星期一。在配镜师的指导下我戴上了专为左眼定做的隐形眼镜。
下午，我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帮我重新摆正隐形眼镜的位置，因为它已跑到眼睛上方去了。说实话，我感觉不到眼镜是否处于中心的位置上。然而，手术对于她来说十分成功，角膜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并发症。几周前为了使眼睛更加润滑，她在我左眼的泪管里放入了一个泪管塞，为了避免刺激，这次将其取出。从今天起，我每天使用氟甲龙眼药水(一种效力较弱的可的松类药物)。
右眼的眼压为17。视力检查结果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惊讶：尽管十分费劲，我居然能看到20/30水平上的两、三个字母了。
7月14日，星期二。验光师在我配戴了一夜隐形眼镜后为我复查。他验完视力后宣布说，我左眼的视力目前为20/750，是配戴隐形眼镜之前的两倍。因为分泌物增多，他要我早、晚各一次用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并且每两周来此一次接受清洁指导。再过两个月，他将考虑为我配制一副新的玻璃眼镜，将右眼的视力提高到最大程度。
日记到此结束。1987年春天，我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并非全部成功的悲惨事实。隐形眼睛的实际用途不大，几周后为了避免麻烦，我把它们抛在了一边。拉彭泽尔的眼泪不会永远能使王子失而复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动过两次白内障手术。戴维·布莱克霍尔在完全失明之前经历了四次失败的手术。瑟伯也是在四次手术失败后才彻底放弃努力而完全失明的。我的成功机会是二比一，至少比他们都好。
我只能永远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了。我甚至可以见到司快尔先生在他的《尼古拉斯·尼尔克莱比》中说：“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人们往往大多不喜欢独眼的人。”一只眼睛看东西时没有立体感，但也没有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因为我是从完全失明的路上走回来的。假如我双眼健全而突然失去了一只眼睛，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严重了。
有时，一只眼睛确实使我感到烦恼。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一种原始文化的故事：人们害怕独眼人，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孩子。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一只眼睛是恶毒的，它能带来死亡和毁灭。记得书中说过，在那个社会里，父母有时故意毁掉孩子唯一的一只眼睛，因为人们宁愿变成双眼瞎，也不愿成为恶毒的独眼人。我试图证实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但徒劳无获。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故事，令人感到害怕。我认为，即使它千真万确，但每种文化现象都有其相对性的。在丹麦的盲人学校里，比亚恩霍夫看不清物体被认为是“过于邪恶”的结果。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属于怪物，而长了一百只眼睛的阿耳戈斯也是如此。还有一句话是：“盲人国里，独眼为王。”
我开始注意历史上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物。泰摩兰1率领过蒙古的千军万马。汉尼拔2跨过阿尔卑斯山劫掠了意大利。在哥本哈根，纳尔逊3为了避免执行令人反感的命令而把他的盲眼放进玻璃杯；在特拉法尔加，他甚至靠一只眼睛取得了胜利。大比尔·海伍德为了西部矿工像老虎一样斗争。现代人物莫伊舍·达扬4在指挥以色列保卫战中为戴眼罩的人增添了光辉。以上这些独眼人似乎都是大英雄，但也有像小萨米·戴维斯这样喜欢用自己的毛病开玩笑的人。在一次高尔夫锦标赛中，人们问他什么地方有残疾，他回答说：“我是一个独眼的犹太人，属于有色人种。”
和萨米·戴维斯一样，如今我对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坦然处之。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只眼睛。
失而复明后的更多乐趣接踵而来。我注意到我和学生谈话时发生的变化。对于任何人来说，同遇到麻烦的研究生谈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在上课、写论文和考试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恋爱失败、资金不足、死亡、恐惧和不安全感等等。打开面巾纸的盒子必须从上面开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落泪的前兆--撇着嘴或紧咬双唇、目光下垂和眼眶发红等。失明期间我错过了多少观察这些表情的机会呢？当然，我能听出声音上的变化：言语停顿、清喉咙、叹息和喘气--声音毕竟能向你传达很多信息的。但看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够。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览无余，我能保持主动，在需要的时候取拿出面巾纸。
我看到人们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经常笑容满面。朋友告诉我，我看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显得更有信心，也许这就是原因。我能向别人报以笑容。胡尔说，盲人向别人微笑好比发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现在我可以收到回信了。霍肯的视力恢复后，朋友们说她“比以前更有生气，面部表情更丰富了。”她学会了使用以前不会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时，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动完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从百货商场的大镜子前面走过时发现，我走路的时候向前弯着腰。失明期间，由于害怕不小心碰到半开着的门因此总是向前伸着双手，因此形成了弯腰的习惯。有些盲人为了避免在走路姿态上形成难以改掉的习惯而尽早参加了使用导盲犬的训练。如今，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时挺胸收腹，心里感到十分振奋。
走路数步子的习惯很难改掉。对于盲人来说，形成这种习惯十分自然，无需过多的解释。要想掌握从车库门到大门口或者从办公室到厕所的距离，数步子是一种简单而效的方法。而且，当你下楼梯时，数台阶能确保安全。现在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了，但积习难改。我发现只要走路时不考虑别的事情，不论去哪儿，我仍然在数脚下的步子。
过去失明时，姓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方不够大方，说话时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我是无法辨别出他们的声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单刀直入，询问他们的尊姓大名。姓名对我来说，好比大海里漂浮着的一根桅杆。如果对方是熟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字对号入座，从脑海里搜寻过去的形象。如果是陌生者，我也要根据他们的名字创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识到，别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出现，有了丰富的视觉线索精神可以十分放松。
别人的形象也是对自己的形象的一种加强。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因为我们能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做到这点，我们本身的形象也会变得模糊起来。胡尔在失明期间经常说“自己像一个幽灵、一个鬼魂、一种记忆”，因为别人都脱离了的肉体“变成了声音、从子乌虚有里说话，在虚无飘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某些兴趣与更明显的自我之间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呢？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范围，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时无法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所有跛子、瘫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残疾人。不论他们身为父亲、丈夫、一家之主还是学生，但都摆脱不了残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过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开车上班、自己加油、打扫车库、自己付款和向服务员付小费。我的残疾人的身份已经被其他角色所取代，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正常人。
做完脊锥手术之后，墨菲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好像心灵和肉体都获得了新生。”虽然我在失明期间心如止水，现在却更加平衡。我有一种要充分利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发动机，所有的汽缸都在运转；我像一棵大树，意气风发，枝繁叶茂。
现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汉了呢？在过去失明的岁月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后，拉着她的手，让她领着我前进。我坐在车上，让妻子开车把我拉来拉去。餐馆里，她要付帐单；车子坏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这些都可以十分容易地解释为对男子角色的妥协。在与性有关的陈辞滥调中，盲人没有自由，不属于任何群体。我曾担心会不会由于自己失明而忽视了雪莉的各种需求。她是否渴望过能有一个高瞻远嘱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个能在危险到来之际挺身而出替她抵挡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诺德·施瓦辛格1，不是约翰·韦恩，但我在视力恢复之后却对这些成见产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对此曾经做过研究。他把视力同性满足联系在一起，因此失去视力便等于遭受了阉割。同样，在埃斯库罗斯2的悲剧中也存在这种模糊暗示：俄狄浦斯3由于性方面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因此受到双目失明的报应。李尔王失去国王的权力之后，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亚为他安排的最恰当的结局。我怀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俗套的影响，我在手术台上也曾出现过遭受阉割的一闪念。我想充当新角色的愿望是否支持这种内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只是各种象征和社会的固定是模式时才能如此。盲人当然不能和遭受阉割的人划等号。尽管性满足和男子汉的角色是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却可相提并论。
奥利弗·萨克斯说，他的一个神经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觉变得极其敏锐，令人无法想象，以至产生了一种新奇感。在这种情况下，嗅觉的增强使他无法对其他物体进行分类。过分灵敏的嗅觉压倒了其他感官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这种感知上激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手术后的第一年，我也曾被这种强烈的感觉所征服。尽管我不像萨克斯的病人那样重病缠身，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能断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一种体验，过去我只能将其隐藏在心底，因为它在广阔的环境中看不到，现在我可以将之公开了，我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流。重见光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为这种对巨大外部环境的鲜明理解和个人的不同内在感受相互结合奠定了基础。
我没有放弃有条不紊的做法。或许这是天生的，或许我很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把一切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可以让人们接受和适应失明带来的厄运。我知道哪里有我需要的物品并且能从那里继续寻找。如今，同样的规律已经打破轾梏，并且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十八世纪的狄德罗1认为，明眼人更容易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创造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怜不幸的盲人却无法看到上帝。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我重新获得的视力缩短了我和天籁的距离，至于获得这一感觉的方法，恕不奉告。
所有这一切都是伴随一只眼睛而来的。我将永远不会为没有得到另外一只眼睛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