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容易走极端。大兴土木的建设中毒症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共同点就是刹不住车。既不能减缓速度也无法掉头返回，只能没完没了地实施破坏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本章将目光转向教育方面的原因。
第二次危机
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说：“有人对狄奥彭玻斯王(KingTheopompus)说：‘斯巴达长治久安是因为历代国王统治高明’，大王说：‘不，是因为懂得让人民顺从’”。
不用说，隐讳自我主张的风气可以上溯到封建时代。在闭关锁国和武士统治的350年间，日本确立了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方略。发布节约令，按各个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规定每家使用的建材、门和大门的形状、衣服的质地。神社和寺院必须隶属于幕府规定的宗派，异端信仰成为禁忌。为了保全主人之子而杀死自家孩子、自我牺牲这些美德成为歌舞伎、偶人净琉璃的热门主题，被反复传唱。
但是，心灵控制并非那样简单可行。即便在资讯手段不如现在发达、识字率还很低的情况下，心灵控制也不那么容易。传统社会管束严厉，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人物和地方逃脱了控制。外样大名几乎是独立国家的国王，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方言和地方特性。直到1920年，政府统治才抵达四国祖谷溪是，因为通往该山谷的道路要靠人手才能开通。而在城市里，“士农工商”制度本身也产生了多样性。傲慢的武士、沉思冥想的僧侣、态度温和的工匠、好斗又好色的商人，没有什么社会比江户的“浮世”更多彩而混沌了。
绝对控制是幕府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直到明治时代成变成现实，，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而以教育来讲，那是“和魂”（总体控制）和“洋才”（义务教育）的结合。标准化的教科书、制服和校规、在校园里按军队队列行进，一齐鞠躬——这样，长达215年的闭关锁国也无法完成的事终于实现了，绝对控制在与地方和个人个性的较量中占了上风的。就其结果而言，这是给日本现代化带来重大影响的一大失误。
最初的危机出现于20世纪初。门户开放引发了爆炸性的创造力，在“大正民主化”时期达到顶峰。冈仓天心（觉三）通过著书立说将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介绍到海外，武术、绘画、舞蹈等自古以来就有的艺术和娱乐与现代化巧妙地融为一体，精炼成为一种现在可见的形式。此外，还出现了芥川龙之介和泉镜花等优秀作家，服装设计和建筑、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民主主义运动开始胎动的时期。
然而，只有少数阶层能尽情享受大正民主化自由空气。大多数国民在学校接受军队方式的教育，他们在校园里排着队，呼叫“万岁！”。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人开始掌握实权，一扫大正时期绽开的自由之花，宪兵队、新闻检查制度和军国主义都在扩大，日本迅速走向战争的道路。
而第二次危机就是现在。
羊群
将现在日本的教育评价为“灾难”，或许有危言耸听之嫌，但对于海外专家而言，“先进的教育制度”颇具魅力，仅次于“优秀的官僚”。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海外专家的著作和论文中备受称赞，他们对日本孩子的背诵能力和数学技能大加赞赏。毫无疑问，教育体系造就的“企业战士”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的强大原动力。国民在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所以社会运作极其顺利，在西欧社会蔓延的社会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在日本则很少发生。这些全都是“正”面的故事，在海外专家的那些著作中几乎不提“负”面的故事。
厚生省官僚、精神医学研究者宫本政于说，那是因为海外专家对日本学校实际进行的教育视而不见，而是囫囵吞枣地解读日本的“教育原则”。宫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精神分析。据他说，为应试而背诵的知识仅是副产品，教育体系真正瞄准的不是教育，而是国民的服从。借用宫本严苛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阉割”。
“到英国田野去观光，就会发现在平缓的丘陵地带羊群正在吃草。那道风景就是和平本身，而这也正是日本官僚期盼日本社会能够实现的情景。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国民顺从老实便于实现官僚所希冀的和平。因为顺从老实的国民易于控制，没有必要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官员又是如何有效地阉割日本的呢？其答案是学校。学校系统成了实践阉割的场地。”
为了了解这种“阉割”是如何进行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吧，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其将来。
幼儿园
课程之一：步调一致地行动。作家彼得·哈德菲尔德(PeterHadfield)陪女儿乔伊第一次去日本幼儿园时的见闻之一。首先是老师点名，然后是全体儿童规规矩矩地坐下，由老师教折纸。折纸完成后，孩子们才可以到外面去玩。“孩子们分头自由活动，乔依直接朝秋千跑了过去。但是，刚玩了没多久，从到处安装着的喇叭里响起了钢琴声，幼儿园孩子们像阅兵式的士兵那样一齐集中到操场正中，跟着音乐做体操。玩秋千和爬攀登架无疑也是运动，但是，这次是大家到齐后按规则开始运动。最后，总算容许孩子们跑来跑去——然而，并不是可以到处跑，而是大家一起按逆时针方向画着圆圈跑。”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乔依按顺时针方向跑了起来。
“老师们和蔼地招呼乔依朝‘正确’方向跑，并向我使眼色以示求助。对于不想随大流、主张自我的女儿，我感到骄傲。但是，结果是不得不顺应体制。不那样的话，女儿会吃苦。‘向反方向跑，乔依’。我最后这样说了，挥挥手让她改变方向：‘要同大家做得一样’”。
课程之二：与众不同不好。宫本举了这样一则轶事。朋友的女儿上幼儿园时，老师说盒饭要带白米饭。问“为什么？”，老师这样回答：“因为带炒饭和三明治来，其他孩子就会想吃。孩子想要不同的东西不好。可是，大家都带白米饭来，也不会想要没有的东西吧。”
小学
幼儿园毕业的孩子马上就进入义务教育，教育的场地现在开始呈现出就像“军队”似的情形，那要持续到高中毕业为止。“立正！”是我的堂弟伊顿1993年，9岁时在龟冈市的小学里记住的第一句日语。
最初那天，老师将学生分成“组”。“组”缠住学生不放直到毕业。“同组的学生大体上休息时间也一起玩，漫长的上课时间一直在一起学习，到了午休竟然还是坐在规定的座位上一起吃午饭。两年中一直是在那个‘组’的围墙里度过的”。
对日本来说，“组”这一体系的确成了重要因素。原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教授评论如下：
“被重视的是每个人所属的群体。无论班级、还是公司、甚至国家，有属于那里的‘我们’，有作为与其对立的‘他们’。想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在日本统一的教育体系下，某一年龄层的孩子们无论在日本哪里，都是在同一天，用几乎相同的方法学习完全相同的内容。而且，对自己所属的小群体或者日本这一大群体而言，开始拥有完全明确的——而且常常是排他的——思想。表面上学校教育我们要尊重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益，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去考虑人类这一真正的‘我们’。”
课程之三：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伴随痛苦。即使天气炎热也不能更换冬衣，,直到规定换衣服的日子，大家必须汗流浃背。
痛苦教给学生的是“加油”，即“忍耐”。杜克教授说，“为了生存，日本人必须经常加油。为什么？因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生活既不轻松也不舒适。这在现在也没变”。诚然如此。痛苦不存在的时候，学校会特地创造出痛苦来。小学生连生理现象都必须合乎规则，若不这样就会倒霉。比如，京都市有十多年时间，中、小学校的厕所里不放手纸。按京都市教育委员会森原良浩的说法：“学生应该自带面纸。而且，早上在家里方便，在学校就省得去厕所了。”
中学和高中
与其后的初中和高中生活相比，小学生活还是比较放任自流的。小学里规定制服和发型的地方很少，但初中和高中大体上是规定的。据说在大阪的羽曳野市，甚至教师也穿起了制服。从发型和服装开始，校规延伸到学校的外面。有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即使周末也要穿制服，也有学校禁止学生在放学路上饮食。
为了让学生遵守规则，有不少学校使用暴力。日本法律禁止体罚，但那是“原则”，“真实情况”不一定如此。福冈县某位教师殴打女生头部和肩膀致死，而在审判中，辩护律师声辩，因为教师打学生是常有的事，所以惩罚教师一个人是不恰当的。正规教育制度即使这样还过得去的话，送入特殊教育、进修班的学生就惨了。那里的设施大体上如同“新兵训练营”。其目的就是教师怒吼，加上体罚，通过将学生置于疲惫状态中来锻炼学生。
也有教师犯下暴力的，但校内暴力大多发生在同学之间。由于群体的团结性强，所以弱者可以虐待。弱者从幼儿园时代起就面临着融入集体这一强大的压力。孩子们容易走入“欺侮”。被欺负的时候，无依无靠。在日本学校里受欺负的学生反倒是不好的学生。老师在公开场合对反对欺辱，但因为重点是放在教育学生遵守群体和规则上，其结果是灌输了欺侮思想。1996年的日教组（日本教师联盟）年会上，根据共同通讯社的调查，大部分教师认为：“在严重的欺侮事件中，没办法只好让受欺负的孩子缺课一段时间”。认为让欺侮方缺课是合适的教师仅有11%。据畅销书《击退欺辱手册》的作者小寺靖子说，在向学校控告女儿遭受欺侮时，不管从学校方面还是欺侮者父母方面，都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小寺父母和孩子的问题，这就解决问题的方法。”
海外学习回来的孩子们明显不一样，容易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回国子女”要上专门的学校，再接受训练以融入日本社会。
无论如何，作为产生群体意识的手段，最为有效的是跟着从扬声器中播放的音乐和播音员，一起走路、站立、坐下、说话等等。在训练中，打招呼尤其重要。打招呼的习惯是日本的美德之一，与漠不关心的纽约、不礼貌的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打招呼也是教导学生进行协调的最佳工具，不经考虑就打招呼，学生不使用自己原有风格的词也过得去。
欺侮、训练、仪式、集体行动、打招呼，将孩子们变成了一个个非常乖的孩子。宫本政于将社会比作著名的SM小说《O小姐的故事》中描述的城市。O小姐被监禁在一座城里，按照所有的规则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性奴隶。不遵守规则就挨鞭子抽打，在翩翩起舞时得到的表扬也是鞭打，并从中感受到喜悦。宫本说，“O小姐成了受虐狂…，在这里，可以将O小姐被监禁的城市比作日本的顺从社会，将O小姐换为工薪阶层，将受虐待的性服务换成劳动。”
上课内容
我们从上文看到，学校教孩子该如何行为举止、如何遵守规则，这并非是课程表规定的内容。可以说，教导学生服从是日本学校教育的着眼点。埃贝茨(Ray，CindelynEberts)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学校与其说是在教育孩子，不如说是在训练孩子”。至于宫本，他甚至将文部省称作“训练省”。
暂且撇开这一点不说，来看看外国专家羡慕的对象——-填鸭式地教授大量知识的算术和理科课程表又是如何呢？的确，同其他国家的孩子一比，日本的孩子算术分数普遍很高，但理科方面成绩一般。日本学生在照样套公式的题目中还可以，但一变成考分析和创造性思维的题目，日本学生就会失分。
为了考试及格必须灌输知识。但是，那种知识本身并不是相对性智慧？？？？，仅仅是一个个因素的集合，在生活上当然也不起作用。重要的只是记忆力。日本教科书全部经文部省的审定，内容是标准化的，因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学生都读同样内容的教科书。很遗憾，文部省教的“事实”未必与世界的看法相一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尤其如此。
根据法院的审判，教科书审定的目的仅在于严密地核准事实。但是，教科书审定近年涉及到了战争以外的问题。文部省驳回了小学6年级用的某一教科书，因为某一诗人在描写河流时使用的拟声词与公认的发音不同。教科书上不出能现诸如离婚、单亲家庭这样的词。比萨一词也不能出现在教科书中。文部省从家庭科生活课的教科书中删除了比萨饼的制作方法，理由是“比萨不是家常菜中的必备菜”。
始终忙忙碌碌
对学生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学校所教的内容竟然不出现在升学考试里。因此，放学以后必须上补习班和补习学校。在12～15岁孩子中，有2/3在上补习班，每天学习2～4小时。另外，体育和音乐兴趣班等课外活动等同于军队组织发挥着功能，为此，生和老师经常精疲力尽。
这里，我发现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始终让学生忙忙碌碌。，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很少见的。日本学生没有自主的兴趣爱好时间，而且总是疲惫不堪。早稻田大学菅野纯教授的专业是学校心理咨询，他这样指出：“孩子们经常说‘累了’，那是在学校或补习班学得筋疲力竭了。学生们的忙碌程度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极限。”
睡眠不足是典型的军队训练手段，战前的日本军队也有详细记录。据某一民间调查机构说，因在补习班学习，东京小学6年级学生中每3人中便有1人就寝时间不早于12点。
五花大绑的规则、身体上的不适、教师和学生的暴力、标准化了的教科书、上补习班、如同军队一般的兴趣班、睡眠不足由此带来的后果不难预料。日本的孩子讨厌学校，拒绝上学达1个月以上的高中生已达数万人。
从这样的统计数据就能明白，日本教育体系潜伏着重大问题。学生没有时间致力于个人爱好，喜欢的书也读不了，搞志愿活动也没空闲。上动物园去吧，去自然中做一次冒险吧，向国外学一下吧…………这些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简单地说，学校无乐趣。与考试地狱搏斗后上了大学，未来成为身着黑色西装的工薪阶层，或者是做工薪族的妻子，即便是这种目标也要忍耐。但是，不做那样的人又会怎样？好孩子的话没问题，但如果是坏孩子呢…..？与父母不同，日本孩子不知道贫困的辛酸，生长在富裕时代的孩子否定了教育，他们在学校与社会的压力下成为垮掉的一代，他们变得只关心自己头发的颜色、摩托车的速度。其结果是，教室里坐的都是充满反抗的问题孩子。为创建一个顺民社会而构筑的僵化体系最后导致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打折扣的大学
孩子们在中学阶段所受的艰苦训练和压抑，到了大学阶段就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成绩评定手下留情，企业根本不关心学生的成绩。大学里学的专业和知识与毕业后的就业也没有多大关系，公司对新员工的培训必须从零开始。由于大学的学习几乎不影响将来，所以高中毕业以后的4年大学生活就以玩乐为主。
日本大学教育的奇怪之处是，看上去与社会需求完全没有关系。大学研究生院资金不足，体制也不健全，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所进行的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在日本高校里几乎没有。
高等学府里，设施老化。到任何一所大学校园走一下，所看到的都是破旧的研究室，如丢弃之敝履，垃圾满地，杂草丛生；图书馆藏书少，也未加以整理。据东京理科大学森谦治教授说：“（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产业界陷入困境，他们注意到若想开发独自的技术，就必须从事基础研究”。于是，产业界的领袖们走访了东京大学，“看到的情况，令他们大为震惊。因为从他们当学生的时候起学校几乎没有进步。”
东京大学的确是学术精英登峰造极的大学，但以欧美的标准来看它不只是学术园地，也是是学术的坟场。大学原来的一大目标是培养学生奉献社会的精神，但是，东京大学对此全然不懂。毕业生直升政府省厅，在那里受贿，贷款给暴力集团；他们篡改病历，制定一些破坏河流和海岸的规划——同事和教授对此都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在发达国家的著名学府里，无论是对世界、对自己国家，还是对自己的社会，没有如此不作贡献的大学。《日本经济新闻》如此写道：精英大学的工作“与那些在产品上贴标签然后出货的‘罐头厂’相似，‘厂’里只发送贴着‘某某大学’标签的‘统一产品’”。
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这样叙述：“大学4年里，听一些枯燥无聊的课程，几乎不读书，也无所事事，这难道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在效率优先的国家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是那样，答案就只有一个，我们只能认为，日本大学等真的没有必要。宫本说过：“在18岁时，日本的孩子完全变成了羊。”“就像草地上的羊没有意识到自由是什么一样，日本的大学生也对自由毫不关心。”也就是说，成了大学生之时训练已经结束。大学是打折扣的。
在日本，大学只是高等教育理念的大型摆设而已。作为社会成员的训练是在企业和省厅开始的，在这样的官僚国家里，大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必要性。所以，大学设施会老化，学生得以从压力下解放出来，能够悠闲自得地度过4年大学生涯。认真读书的不是学生时代，而是就业以后。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技术发展仅限于极其狭窄的领域。由于跨越各领域的创造性研究（与环境和科学理论的新发现有关）未在大学进行，所以日本的精英仅瞄准有限的人类活动领域：制造、建筑和市场营销等。
还没学的课题
教育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Adams)说，“在教育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对大量常识的无知”。文部省向孩子们灌输知识的结果是，日本学生缺少常识。1996年2月，在大学建筑学科任教的美国人阿茨比·布朗(AzbyBrown)公布了那里的实际情况。在建筑设计学科学生考试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学生能够阅读100页的论文或对日语文献加以概括。不知道古根海姆(Guggenheim)美术馆，不知道平等院建于几世纪。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何时发生的仅有一人。不知道伊斯兰教，甚至不知道默罕默德的名字。也有学生认为基督教始于公元600年。顺便说一下，这些人都是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下，学校不向学生传授分析性思考法、提出怪的或者独创性的问题的能力、人类皆兄弟的意识、对自然环境的挚爱等。尤其是我们可以断定，环境破坏的责任在于教育体系。日本不教学生对自己的环境负责。为此，除了少数具有叛逆精神的学生，河川和山坡即使用混凝土涂满，谁也不会加以关注并提出抗议。
于是，注意到大众变得无知的文部省想到了另外一个“鬼”——“终生学习”。由于退休人口正在增加，因此，文部省声称，社会应该提供机会，让老年人学习英语会话、茶道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兴趣，。“终生学习”是与大兴土木国家相吻合的构想，这样可以找借口在日本全国一个接一个建设“终生学习文化厅”。但是，“终生学习”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终生”这一表达。在小学、中学阶段，学校不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大学阶段，学生以瞎玩度日，成为社会人后，追求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又被剥夺。这样的人上了年纪以后是否马上会产生学习欲望，是值得怀疑的。
一次性起作用的政策最难以改变。日本将国民作为企业的齿轮来训练并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时代：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所有财富的源泉，日本人可以很容易地从海外引进技术，而且几乎是免费的。但是，随着服务业和信息管理时代的来临，随着软件业成为一个巨大的重要产业，社会需要富有灵活性和独创性的人才，而日本的教育体系则倾向于扼杀这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