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众所周知的“储蓄大国”，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日本人非常容易陷入贷款的泥潭中。借助于“先提货后付款”的消费方式，ORIX等租赁公司、消费者金融公司发展成了大型企业。分期付款在日本已十分普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国民人均贷款消费额已赶超了美国。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能够以接近零利息取得融资，其不负责任地反复贷款也就理所当然了。实际上，这样的事确实发生了。数十年前开始，日本企业的平均债务达到了其资本的4倍（美国为1.5倍）。企业接近零成本融资，这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曾是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政策，但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时，企业突然开始感觉到了肩上债务之重。

回顾历史，可以说日本人有不计后果、疯狂贷款的文化倾向。歌舞伎、偶人净琉璃剧目中，关于借款、侵吞收存款的故事多得令人惊讶。与此相对比，中国的京剧等剧种中，关于不法行为、判案等的剧目格外多。这与其说是和金钱有关，不如说是和权力有关。偶人净琉璃中特别有名的是《黄泉信使》中“启封”这一幕，大阪某信使的养子——忠兵卫一心想要为艺妓梅川赎身，就将收存的汇款拆了封。他明知道这么做难逃死罪，却还是不能自已。

连夜潜逃

幕府末年，诸大名向大阪钱庄贷款，无力偿还便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倒台。泡沫经济时期的金融体系中，按资产——负债——资产这一循环运作，其中负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控的负债、资金的挪用，这些都是官僚利用特殊法人地位的显著特征。在企业部门，巨额负债就像枷锁一样，使他们浑身不得动弹。总而言之，日本人并不是生来就喜欢储蓄。想必喜欢储蓄的人有还是有的，但贷款更是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指导日本金融体系的官员计算错误，即通过极高的利息惩罚个人贷款，长期来看，这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在日本，40%的利息是法律所认可的。在但丁的《神曲》中，放这样厉害的高利贷是要获罪被打入地狱第七圈第三环的。日本企业能够以接近于零的利息筹集到资本，而个人却只能依赖于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和“消费者金融公司”。“消费者金融公司”听上去还不错，其实就是高利贷。它表面上以30%～40%的年利率提供贷款，实际上利率有时高达100%。如果还不出钱，就会有地皮流氓前来收账。大藏省一直偏好并认可这一体系，似乎是因为他们认为：收取如此高的利息就可以打消人们贷款的意愿。正如西鹤所说：“在人们的想法当中，恐怕没有比倾家荡产、被人一再催逼还债更恐怖和悲哀的事了。”

消费者金融公司，即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是黔驴技穷的债务人可依赖的最后一种办法，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持有该项高利贷的人口竟多达1200万人（占成人的八分之一）。事实上，在日本银行制度下，90年代唯一取得显著性业绩提升的业种就是“武富士”这种大型高利贷。某些年份其资产年增长率曾高达25%。

1200万“重债务人”中，有150万～200万人是基本上无偿债能力的“多重债务人”。其中大部分人没有选择破产是因为社会上谴责非常厉害。律师宇都宫健儿对破产手续较为熟悉，他认为：“债务人没有选择主动申请办理破产手续，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要怎样办。”但是，即使办理了合法的破产手续，黑道组织也会去威胁其亲属，半夜猛敲家门，每天打几十个电话到工作单位，这些情况都防不胜防，因此，就出现了连夜潜逃的现象。

1996年，连夜潜逃的人有8万，到了1999年，该数字几近翻倍，达到了13万人。另外，同时期以工薪族为对象的高利贷的数额从4.5兆日元增长到了20兆亿日元，是原来的4倍多。连夜潜逃日渐频繁，就产生了“夜逃商”这样的新型买卖，帮助债务人逃跑，同时还在其潜逃期间为其保管财物。1999年，日本还上映了电视连续剧“夜逃屋本铺”，剧中的主角运用各种对策帮助客人逃过收账人的追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谍中谍》，电台主持人在直播时毅然逃跑；花店老板趁着结婚典礼的混乱之际突然失踪，每集中逃跑的方式都别出心裁。

信用欺诈

潜伏于日本金融体系中的陷阱不单单是贷款，金融机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着普通市民。因为没有确定贷方责任的法律，防范意识差的老人、多重债务人就成了牺牲品。最为臭名昭著的欺诈就是所谓的“变额人寿保险”。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到前半期，银行与保险公司相互勾结，大肆宣传变额人寿保险是针对遗产继承税的有效对策，向拥有房产的人兜售。购买该险种，就是以房产作抵押，取得贷款，再将这笔资金投向保险。“变额”这词实际上是不保证红利之意，但在推销保险时，销售员对“变额”这词只字不提解释。泡沫经济一旦崩溃，保险的价值暴跌，于是，就留下了超出其价值部分而产生的贷款。

这种保险合计已售出120万份保单，造成了几万亿日元的损失。尽管这是违法行为，但大多数情况下，签约时银行、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双方都在场。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已超过400起，原告中甚至已有人自杀。受害者协会的干事大石聪这样说道：“我很能理解自杀者的心情，越活下去负债就越多，这种保险就遵循这样的机制。”国民遭受了如此大的损害，可是至今为止，银行、保险公司却并没有受到多大惩罚。

法律盲区

一般认为：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而日本经济则受到过度的规则制约，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判断之一。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比起含糊不清的行政指导，他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加之高明的律师深入各种细微之处反复辩论，法律就更加细致，其监督作用也覆盖了方方面面。他们禁止内幕交易，信息公开义务化，制定“不法行为责任法”以保护投资者，并以其他各种手段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效率——当然，与此同时，律师们也由此得以致富。

没有规则制约的恰恰是日本。美联储内银行监察官员有7000～8000人之多，金融厅中则只有400～600人，但是，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理查德·辜说：其中真正有能力的不过200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工作人员3000人，而日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相关金融厅部门的人员最多只有200人，而且，他们只是做一些敷衍了事的工作。在日本金融界，由暴力团体收回贷款，允许收取过高的利息，内幕交易横行，账簿遭篡改，老人被银行、保险公司欺骗，向官员行贿，证券界则对官员、政治家开设特别处理账户——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有、弱肉强食的法律盲区。

金融厅非但没有设定严格的规则，而是在日本金融界四周竖起了坚实的墙壁，以限制其范围。他们所选择的对策不是击退鲨鱼，而是圈起更小的水域，在这局促的空间内游着。外面的世界中，由于新技术的登场连金融概念本身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之时，他们却消极怠工，毫不学习新技术。

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制化也毫无进展，例如股票期权（StockOption，即把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权力作为报酬付给员工的体系），其办理手续异常繁杂，只有极少数的公司提出申请。不管怎样，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平均要耗费30年时间，该职工优先认股权也就无法起到什么激励作用了。在海外，养老金基金的运用属于最先进的金融领域，但在日本却驻足不前，始终处于起步阶段的水平，至今仍是在金融厅的指挥下，按其要求买入那些无法获得任何利润的股票以及低利率的国债。这时，世界进入了21世纪，人们在不经意中发觉：日本在金融市场的培育方面失败了，在培养与之相配合的专业技术方面也落后了。

铁制货币

在此，我又想到了古代的斯巴达。据古代历史学家普卢塔克（说，斯巴达开国之父来库古（规定斯巴达人要使用铁制货币。铁价值低廉，而且分量又重，因此，只能将其储藏起来。这样一来，人们对于赚钱的兴趣逐渐淡化，转而投身于在军事上建功立业的努力中去。普卢塔克对此这么评述：“铁制货币携带不便，假使其有输出的途径，在国外恐怕也难以流通。因为其他的希腊人会对铁制货币之类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于穷人相比并没有优越之处，无论拥有多少财富，由于没有办法拿出去，只能让它们在家里睡大觉。”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拥有了庞大的储蓄，却不能使其发挥作用。

以财务省为首的省厅机构为了使金融体系的无能和落后正当化，推出了独特的日本模型。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0年出版的榊原英资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日本——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榊原阐述：“比起软弱颓废的西欧，大藏省的推进方式更具优越性。”在由大藏省官员担任主教的所谓“日本模型”的教堂中，文化、传统的神圣恩赐就将灌输到这个日本式体系之中。

这里有一个珍贵的教诲。真正的文化和传统到底是什么。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亚洲政治领导们将其作为使权力正当化的手段，提出了崇高的“亚洲价值”。确实，大藏省对于资金自由流动抱有不信任感，这是基于武士传统而产生的。但是抛开这个背景，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要忘记日本同时也拥有着悠久的商人文化历史。对于资金自由流通的不信任感并非古来有之，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是战后的事。

明治年间，近代化开始起步，大胆的实业家涌现出来，创建了大型的企业：像三井、三菱、住友等，其中许多被视为“财阀”，至今仍举世闻名。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财阀解散。在驻日盟军的怂恿下，官僚开始把持政府。凭工资雇来的官员们不信任战前的大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剥夺他们的财产。

于是，目前这样的体系就形成了，但如今财务省、金融厅对资金自由流动心存畏惧，其理由只是在于支配力问题。即便如此，最不可思议的是，官僚对金钱的轻视让人难以置信。陷入如此巨额的贷款、不良债权、股价暴跌，正常情况下几乎是要惊恐地叫苦连天了，但日本的官厅却看似镇定自若。就像浸在蜜水里长大的富家千金一般，对于金钱毫无意识。因为只要有需要，无论何时父亲都会给她。

江户时代的商人并非是漠视金钱的富家少爷。井原西鹤如此告诫道：

“储购引起的蚀本和冶游的靡费年积月累，昔日才智也似樱花殒落，红叶锦缎成褴褛之身。人之盛衰荣枯犹如四季流变，结局亦可能沦落乞丐。生气也不起作用，穿着红叶锦缎者也衣衫褴褛，如四季变迁，人身也有盛衰荣枯，结局亦可能沦落乞丐，但正如谚语所言：‘乞丐无传承’，因为任何人皆可能沦为乞丐。每思及此，人们必须对自己的家业拼命努力、毫不懈怠。”

金钱第二法则

在加利福尼亚新兴企业从事咨询工作的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Phillips)197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金钱七大法则》的书，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七大法则的第二条是“金钱有金钱的规则”。也就是说，与人的善意、文化条件无关，需求与供给，收入与支出，利润与损失，复利等，这些法则绝不能推翻。换言之，金钱遵从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法则。

有种观点曾一度盛行，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是一种新型神秘的体系，“第二法则”对此不适用。针对日本型的经济体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兰德(AlanBlinder)总结如下：

“但是，几乎没有被人们注意到的是，日本经济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挑战，即：对经济定论发起挑战。如果大胆而简明扼要地说，（参照标准的经济理论）日本正是通过犯所有的错误而达到成功。对此，经济学家们恐怕都会觉得没面子。”

确实也理应觉得没面子。1987年，大藏省发言人榊原英资如此阐述：“这两三年中欧美恐怕会发生毁灭性事件，我想，新的法律制度已经势在必行了。”的确，毁灭性的事件是发生了，但不是在欧美。看看尾上缝与她的“蛤蟆”就能一清二楚。

迈克尔·菲利普斯这样写道：“金钱法则也许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式的法则。不浪费、不放荡，慎重对待，说明金钱用途，保存记录，决不能忽视金钱流向。”尽管可能一时会偏离规则，但最终，在由飞帐、粉饰决算、没有分红的股票、接近零利息的存款等构筑起来的牌九赌博世界里，该崩溃的还是土崩瓦解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日本”金融界，持续着漫长的螺旋型下降。

经济学中是否真的存在“金钱法则”？该问题在经济学家之间也是讨论的热点话题。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指出，不能过于相信法则的存在。“金钱并没有像物理、化学那样的法则。这是因为有政治要素的存在。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肯定不愿意这样认为。但是，即使对法则之类深信不疑，可结果仍然缺乏证实法则的基础。”

根据国家的不同，可以将产业和资本流动组合到各种体系，例如，“苏维埃式共产主义”，“日本式资本主义”，“英美式资本主义”等等。从这层意义上讲，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所说，像数学一样设定因果关系的法则是不存在的。按西方的标准，日本的银行几乎都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但他们还是这么维持着经营。此外，日本独特的资金供给体系中，有许多令外国经济学家困惑的要素，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即使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社会生活艰苦，这一体系仍然以原先的状态残留下来，等待着下一个经济扩张期。

但是，苏联的解体以及日本持续10年的不景气中，金钱的基本法则是存在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逐渐显露。在违反“金钱法则”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效果凭古典经济学家单纯的计算是显现不出来的。但是它们却潜伏于地下，并以令人惊讶的形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比如说，东京的银行可以面不改色地设定10+10=30，以此方式使银行不至于倒闭。但是，在某个较远的地方，比如说在大阪，某种养老金基金却会出现10+10=15的情况。或者会有人回答说：为了使这个公式成立，不得不在更遥远的北海道往海岸浇筑混凝土。

事实上，无视古典经济规律最终是要遭到报应的。在是否存在“金钱法则”的争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即：为了维持漠视法则的经济体系，社会要做出多大程度的牺牲。牺牲与忍耐如果很大，即使是再扭曲的体系，也能一直维持下去。

如果是江户商人，想必要唱反调了。在西鹤描绘的世界中，负债就应该偿还，存款也应该得到利息。见机行事的聪明商人财产富足，在竞争中失败的商人则倾家荡产，就连严谨的儒学家也理解这一点。海保青陵于1813年这样写道：

“大凡存在于天地之间者皆物品（商品）也，商品孳生商品者理也，由田生米与由金生利息毫无二致。山生木材，海生鱼盐，生金、米之利息，乃天地之理也。”

西鹤和儒学家海保青陵这样的日本人，想必是无法理解榊原所说的负债可以不还、存款不产生利息、大企业绝对不会破产这样的“日本型市场经济”。

现在，日本已步入了21世纪金融问题最为严峻的时期。从大的意义上讲，经济本身基本上还很强，尽管处于不景气，但不至于崩溃。认为日本经济马上就会崩溃的经济学家是大错特错了。日本的经济体系凭借两个理由存续着：一个是庞大的资产积蓄，另一个则是牺牲精神。从资产积蓄来看，由于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国民储蓄积累，目前的状态应该还能继续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脱离现实的体系，日本国民所作出的牺牲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究竟牺牲什么为好。其回答是全部。为了维持这一体系，日本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国债债台高筑，就将山脉夷为平地，将河流填平，榨取所有的国民积蓄。因此，该体系固若金汤。

为了支撑产生了泡沫的“日本型市场经济”，社会所遭受的损害罄竹难书。最近有一个倾向，无论哪个领域的专家都将日本的经济、金融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因为“经济问题中最严峻之处”就在于此。但在我看来，与其将它视为政治问题，还不如看作文化危机。当然，我所说的文化危机本质上与政治问题是一致的。日本金融体系深误区，它要回到“实价”尚需时日。在此之前，金融界的不规范恐怕仍将牵累社会，继续侵蚀自然环境。

梭罗（HenryDavidThoreau）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坚实的底。”“过路人问少年：

‘这片沼泽的底部坚实吗？’少年回答说坚实，于是他策马前行，却立马在沼泽里陷至齐腰深。过路人埋怨道：‘你不是说底部坚实吗？’，少年答道：‘没错啊。但是，你不再往下沉些是达不到底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