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的自然环境、不可靠的信息，正常的普通社会不会期望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现代日本正朝着疯狂的方向行进。在此，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统治日本的官僚制度。

关于官僚制度，即便在欧美学者之间也盛行研究，我们注视官僚制度极其巧妙的控制方式，它下自产业界，上面延伸到政界。日本的官僚制度是世界上最精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毫无疑问，日本的官僚制度在进化的阶梯上高过了几级台阶。欧美的官僚，因为政治家、当地团体、信息公开的义务、禁止收取钱物等法律而受到束缚。日本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实施的官僚机构，它对社会掌握控制权，甚至包括社会细节。各省厅在秘密地运作着，不仅受到外国压力的保护，大体上也从国内的政治体制中独立开来。学校教育学生默默顺从，为此，反对运动罕见。警察不深究腐败，法庭不进行惩处。不仅如此，因为官僚与产业界沆瀣一气，暗中的利益交换被制度化了。从股价、超市的西红柿、直到教科书的内容，公务员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说恐怕也不为过。由此看来，日本可以说是提供了官僚统治国家会如何变化的一个“试验案例”.

官僚制度最近总遭到媒体议论，诸位读者大概已知悉其详，但我想趁这个机会，如果让外国人如今能重新审视一下日本的状况应该很有意义。首先，日本的官僚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最不一样的是，官僚自身成了一种结构，它从自身管辖下的事业获利。比如说，政府退休官员和各省厅的团体持有下属承包企业的股份。

特殊法人

官僚权力的工具有多种多样，但没有比“政府退休官员去民营企业任职”更强有力了。他们退职后，官僚在其原先任职省厅控制下的产业界和外围团体得到职位。例如，财务省的官僚任银行要员、国土交通省官僚当建筑公司的要职、原警官任弹子房游戏机行业的负责人等等，这种职务获利很大，退职官员除了得到2000万日元的正规年薪，非正式的年收入有3000万日元，6年以后获得2000万退职金。合计6年竟有3.2亿日元。

各省厅抵抗着试图限制退职官员的尝试。有农林水产省官员说：“因为再就业受到保证，所以能够以比民间低廉的工资常年工作。”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系统：企业雇用原官僚，作为回报，企业得到官员的庇护。

官员去民间企业任职这经常被报道，最幸运的官僚是，在补助金下发的半官半民组织网络中的某个地方得到职位，获得利益。这样的组织中，具有巨大能力的是特殊法人（其44%的理事是退职官员），另外，从那里退职后就任第二类公益法人负责人。对于这些组织，官方调查几乎无法介入，它受到政府监督部门的保护。因为监督者他们期待着轮到自己时能够获得退休官员的职务利益。

日本汽车联盟（JAF）就是特殊法人之一。日本汽车联盟本来是为了向日本汽车司机提供道路服务而设立的，在每年480亿日元的预算中，被用于道路服务的仅占10%，剩余的部分几乎都被从国土交通省和警察厅退休官员吸光了。他们从日本汽车联盟和其子公司的皮包公司获得双重报酬。另一方面，日本汽车联盟实施逃税，1996年居然漏报70亿日元。日本汽车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何处谁也不知，这就是特殊法人操纵账簿魔术的典型案例。

特殊法人是官僚国家的中枢，这又与土木建筑业呈几乎相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大多是因落后于时代，许多呼声要求削减或废除特殊法人。但热闹的只是这种呼声而没有实质性行为。特殊法人和其子公司雇佣有58万工人，如果加上赡养家族，抚养着超过200万的人口。这么众多的劳动力通过这些法人依赖于政府的施舍，这与政府无法削减建设预算一样，无法急剧缩小特殊法人。无论被如何论说，特殊法人是把政府资金分配到各个方面的水龙头，因为产生巨大的利权，所以，不能轻易废止。2001年小泉政权的一大目标就是特殊法人改革，不要说超级大团体道路公团，就连像住宅金融公库那样的组织都激烈反对，改革不能如愿以偿地推行。

退休官员背负着黄金降落伞降落，他们另一个软着陆地点是，政府咨询机构和协会。如“电气通信终端机审查协会”和“无线电设备检查检验协会”这样的团体，管理基准，推荐新的基准，而运营协会的是退休官僚。如同罗伯特·奥尔在《日经周报》所撰写的那样，“刚想要废除某种限制，立即有石壁阻人。因为限制废止关联到破坏官僚轻松再就业的单位。”这就是日本各种基准设定总是比世界要迟缓的一个原因。

官僚不仅对下行使权力，也对上即政界建立联系，并对上施加强烈的影响。政治家与某一省厅联手，这就叫“族议员”，比如说，原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为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员。企业给族议员提供巨额献金，议员通过关联省厅确保合约。在这些里面，坐于巅峰的是建筑族，连金丸信存有60亿日元都知晓。

《艾丽丝漫游仙境》

通过那些规定，会有如此之多的金钱流入官僚的腰包，所以，日本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规则限制之国也并非不可思议。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任熊本县知事时说，不得到东京的许可连一根电线杆都不能动。然而，在所谓的规则限制问题上体现出了现代日本最奇妙的悖论之一。那就是，规则限制没理由、没目的，规则限制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它未必是为了使企业有效率地运作、使商品安全或使生活舒适。最近，这个悖论成了问题，被称为“虚拟规则限制”等。

理解这个悖论的关键是：“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从真正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的产业大概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人制止这些行为：销售有致命副作用的医药品、乱扔有毒废弃物，在历史景观里建造碍眼的建筑物、给投资者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仅仅是经营一家拉面店，就必须填写各种各样的文件并要盖章。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实施限制，而是为了确保官僚所实施的控制。这是种尝试：它把产业束缚在司空见惯的老路上，在此过程中，市场稳定，政府机构所熟悉的企业得以确保，最后官员获利。

劣质商品的赔偿基准、规定融资责任的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公开其财务状况，上述情况俱无法可依，几乎没有禁止内部交易或禁止其他操纵市场行为的规则。对于新药也不实施严格的测试。而且，对政府机构制定的庞大的建筑计划，也不实行成本效益分析。银行和证券公司在大藏省的指导下伪造日常性的财务信息。1997年下半年，山一证券倒闭时，人们得知的调查结果是，大藏省指示它隐瞒海外账户中超过2000亿日元的损失。通过可疑的商品贸易给住友商事造成2000亿日元损失的交易员浜中泰男完全没有触犯日本法律。即便是建造住宅，也必须应付为了维护建筑公司的利益所制定的限制，但城市规划却一无所有。其结果是，天空密布的电线、霓虹灯、丑陋的建筑物等，使得日本的城市一片混杂，无论是建筑还是环境，丝毫没有一贯性。

由于“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的悖论，规则限制的世界带有《艾丽丝漫游仙境》般的色彩。日本规定：获得酒类销售许可后，不经过三年不能销售国产啤酒。可是，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连小孩都可以自由地买到啤酒。在大荣超市，即使同一店铺，如果是按不同的划分区域进行销售，那销售汉堡包和热狗就必须各自为政，分别去申请销售许可证。然而，食品厂的食用肉处理标准自1904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想要在超市销售阿司匹林，必须有药剂师在场，身旁配备医疗器械。在发达国家，唯有日本的医院可以直接发药，其结果，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日本人消费的药品要多得多。

《艾丽丝漫游仙境》似的性质波及到所有的方方面面，甚至也成了构成甜瓜一个1万日元、咖啡一杯1000日元这种骇人价格的理由。比如说，办公楼单位面积的费用东京是芝加哥的3倍，公路建设费日本是美国的9倍，显示出这种价格的推算多如牛毛。

骇人听闻的价格、毫无道理的规则限制、奇怪而不加说明的公共事业，这一切都像漫画一样，像是《艾丽丝漫游仙境》里的情节，但它存在的理由很单纯：那就是官僚要从自己管辖的事业获得利益。

诺贝尔奖候补

就像30年代美国左翼文人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想情有独钟，不愿承认斯大林的冷酷现实一样，欧美的日本问题专家与日本的官僚制继续着漫长的情缘。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他把日本的“精英官僚制”作为日本特有的强项之一提了出来，认为它“即使与世界（其他体制）相比也相当优秀”。

经济记者埃蒙·芬格尔顿（EamonnFin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Blindside》（1995年出版，日语版名为《看不见的繁荣体系》）中写道：“日本的官僚身上存在着道德水准高这一宝贵优点。”该书的目标是要阐明“日本在2000年前超越美国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被判断，即：那对整个国家利益如何有用。日本官僚其目的是实现最大的幸福。另外，日本的官僚具有极其长远的目光，不仅考虑到如今日本的利益，还要承担起为将来一代人谋利益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外国学者所中意的是通产省，90年代则是大藏省。埃蒙·芬格尔顿热情地盛赞：“大藏省官僚真的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价值。”大藏省官僚是“天才，富有创造力，坚忍不拔，有公德心。”在他们身上，“不仅有毅力和专业知识，还有理解人和人的需求的非凡感觉。”与“以贪欲为善”的欧美不同，“如今的大藏省高级官僚是‘全心全意、匡扶正义’的活证据。”而且，“是相对于某种特殊的（男性化的）生存方式的自豪，作为想得到同事很高评价的关心，作为某种成功经历，只要得到象征性的官衔就可以满足了。”

艾蒙·芬格莱顿所描绘的这幅玫瑰色的肖像富有魅力，即使在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值得模仿的。尽管如此，《水户黄门》系列中出现的幕府土地官贪得无厌，他们身穿金线织花锦缎，用漂亮的金漆彩绘器皿来用餐。他们身上赤裸裸地体现了官僚的实际情况，即：腐败。然而，由于是种教养很好、圆滑、制度化了的腐败，所以，通常不认为它是“腐败”，而说它是结构上的一部分。不过，官僚依旧是通过可疑的资金来取得繁荣，用假出差来虚设经费，乃至挪用机密费，甚至和企业、暴力团互相行贿，谋取方便。

官僚身上到底渗透了多少腐败呢，通过96年的一大丑闻便可知晓。大阪的石油批发商，是日本石油界的“黑幕人物”——泉井纯一，据说用于接待官僚就用了7500万日元，其中4200万日元给通产省官僚，3000万日元交给大藏省官僚，接待的对象甚至波及到当时通产事务次官牧野力和大藏事务次官小川是。

报道中遭到激烈抨击的是通产省，调查该省138名官员，惩处了6名高官。原运输省政务次官服部经治（退休后任关西国际机场公司社长），从泉井那里得到现金490万日元、商品券、金块、昂贵的绘画。由于绘画容易隐藏,不易评估，所以适合于贿赂。根据《日刊现代》报道，大藏省的情况是，泉井把价值不菲的绘画赠送大藏官房长涌井洋治。作为回报，涌井涉嫌向国税局施加压力，希望他们仔细斟酌泉井的税务调查。

无内裤火锅店

大藏省模范的“男性生活方式”之一，就是用银行的交际费在酒吧等地寻欢作乐。94年9月，第一劝业银行在一家“无内裤火锅店”招待金融检查部管理课金融证券检察宫川宏一，那家店以女招待腰以下部分裸露为卖点。宫川大喜，就把第二天要实行抽查这个情报泄露给了银行。《Aera》杂志里刊登了这样一幅画：地狱门前一个恶魔边翻笔记本边说：“说日本大藏省官僚在烤鸡店、无内裤火锅店出卖灵魂，那太便宜了吧。”

这些丑闻毫无例外，都是蔓延到整个官僚体制的病魔。只要看参与的官僚之多就可明白。1997年，报界得到了野村证券隐藏了的“VIP账户”名单。这是野村特别优待的顾客名单，会向这些客户提供即将上市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秘密情报。在1990年的名单里包括了大藏省、外务省、法务省、厚生省、邮政省（现总务省/邮政事业厅）的现职和退休高官200名。腐败的严重性也表现在最近的丑闻中名字被曝光的官僚官位极高。在各省厅，大臣这个地位一般只是个形式，掌握实权的是事务次官，他是该省权力最大的职业官僚。在近年来的接待、行贿、受贿丑闻中，建设省、通产省、大藏省、厚生省的事务次官都参与了。

贿赂以事务次官为顶点，数额逐渐向低职位递减。比如说，厚生省发放补助金给特别养护老人院，厚生事务次官冈光序治便以钱物和方便等形式从老人院的建设及运营者小山博史处收取1亿多日元，为此，冈光序治于1996年被捕。在此同时，厚生审议官这个地位略低的和田胜从小山博史处收取1000万日元。以此为首，依此类推直到下级官员，他们尽管程度不一，但都受到款待。

在欧洲、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现代化中，政治家即便收取过高达1亿日元的贿赂，但像厚生事务次官冈光序治或者大藏省主计局次长中岛义雄那样，把贿赂支付给官僚这实在罕见。这就是被称之为具有“道德水准高这一宝贵优点”、被说成能“全心全意匡扶正义”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特别对待

整座官僚结构变得与时代不相符合，偏离了轨道，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日本的“文化病”也许都被集中于此了。但是，聚焦于收贿官员的道德心而义愤填膺，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把道德、伦理挂在嘴边是西方自古以来的表现，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官僚贪污金钱不是大恶，只被视为小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此官员被期待着以有效而广阔的视野去指导国家。

有个单词叫“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其中的“crony”是指熟人、好朋友。“裙带资本主义”是指官僚和资本家与企业联手，实行利益分享的一种结构，它的好处是能轻易地给自己中意的企事业或项目提供资金。不过，这个轻而易举中潜伏着危险。如果你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就要对官员在公开场合喋喋不休地争论政策能不厌其烦。

在100年前，撰写美国大都会里政治腐败的先驱者是林肯·斯蒂芬斯。斯蒂芬斯把腐败的中心问题定义为“特别对待”。这么说是因为：官僚和政治家一旦从某一企业获利，该企业就会获得特别对待，国家资金就会流往那里。另一方面，没有与政府合作的团体，尽管有市场需求，但得不到资金和工作。根据这种“特别对待”的不同，国家资源（包括资金、精英的智慧、国家政策等）就可能流向歧途。

现代日本经营不善的关键就在此地。公共资金几乎没有被用于真正需要的地方，反而在给官僚提供好处方面不遗余力。期待着退休官吏，政府让落后于时代的产业过度扩大，同时，疏忽了服务业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警官退职去了弹子房行业，预付卡的部分利益流向警察关联组织，蔓延到全国的弹子房。因为肯定能盈利，建设省河川局的官员就要建造不下数百的堤坝。到处都建有毫无用处的标志性工程，海岸被混凝土所覆盖，这是由于建筑公司受到了政府的特别优待。流进官府钱包里的钱，甚至改变了日本国土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