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罕见的美丽国土被荒废，被评为最富有的国度成为贷款大王。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呢？要理解它，有必要了解某些奇妙要素。打算撰写日本问题的人一旦面对上述问题就会搁笔不写，扭头而去。所谓这些要素，就是信息不实。由于在各个领域中的信息被巧妙地操纵，日本正在渐渐变成一个真假难辨、无法掌握的世界。

如今的日本，可称得上是个“昏暗地带”(twilightzone)。堤坝和公路无缘无故地切断自然景观，资金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用到了哪里。这也许是艾歇尔或卡夫卡情有独钟的世界。可是，由于官僚们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就不能轻视它的非现实性，因为银行负债、企业资产负债表、工业废弃物、医疗和医药用品以及其他无数的实际状况，这些都被官僚们瞒天过海地隐瞒了起来。

这不仅仅是对学者造成不便。无法了解真实数据，正是日本与欧美民主主义的最大差别。然而，日本问题专家一般都忽视了信息被操纵这一问题。西方的专家们即使明白平时经常碰见的“真心话”与“场面话”的差别，但也很容易认为它们只是交涉中的策略，丝毫也没想到：关于信息，日本人的观点与欧美大相径庭。

富士真景

在日本传统里，“真实”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事实”也未必是事物的本来面貌。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在1995年的大和银行丑闻中，这种文化差异发生了冲突。大和银行与大藏省（现为财务省）合谋隐瞒了超过1000亿元的损失，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国联邦准备制度理事会命令大和银行纽约支行停止业务。大藏省对于这一措施非常愤慨，批评说，这个命令是由于未能理解日美银行经营上的文化差异之故。

文化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理想的形态比现实更“真实”。江户时代某画师画有题为“富士真景”的屏风，这屏风保留至今，但上面的“真景”与现实中的富士山并不十分相似，而是巧妙勾勒出画师心中理想化的富士山。这一想法扩大范围，就构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真心话”与“场面话”的基础。即使面对的现实与“场面话”截然相反，也要想方设法恪守“场面话”的惯例。这是因为，要保持和谐，重要的是不断隐藏自己的“真心话”。

“场面话”还包含着客气的成分。它基于这种看法：“场面话”产生于不依赖于具体言辞的交际，没必要效仿西欧特别是美国那种凡事都要和盘托出，表露无遗。在人际关系方面，“场面话”有很多优点。恪守“场面话”的规则，“和”之花才能盛开，有益于营造和谐社会。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欧美国家令人头痛的暴力、家庭分裂、以及过多的诉讼，在日本就相对较少。

场面话、客气、谨慎，这是日本真正优秀的特质之一，它为社会产生出大度和稳重，这在欧美很难见到。欧美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超越人际关系的范围，涉及到科学或者金融统计等领域，“场面话”就会导致麻烦。在此，曾是明治以来现代化口号的“和魂洋才”再度登场。“场面话”是“和魂”的残余，与所谓的“总体控制”中的“和魂”相同，如果把它拙劣地混用到现代体制，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当客人在茶室里出现疏忽时我们最好佯装没有看见，这种意义上的“场面话”就是令人赞许的态度。然而，如果把它运用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原子能发电的安全报告中去，就会导致危险而又无法预测的结果。

账簿操作

首先，我们来考察金融界的“飞账”。所谓的“飞账”，就是指为了损失不被发觉而将帐簿上有问题的事项替换掉的行为。比如，向没有支付能力的贷款人或者子公司贷款，为了能够持续偿还利息，通过“飞账”让不良债权从账簿上“飞掉”。另外，也有将有纠纷的土地出售给子公司，用以借贷购买这块土地的资金，通过这一手法来解决问题。日本兴业银行拥有100多家这样的子公司，隐藏了2兆日元的损失。

国土厅（现为国土交通省）将“飞账”的不动产交易作为实际的交易来处理，以此来歪曲地价统计。虽然国土厅公布的地价比最高峰值下降了50%，而拍卖的结果显示，实际下落幅度将超过80%。这就是歪曲了统计值的典型范例。“飞账”只不过是“粉饰决算”的手法之一。在粉饰决算上，普遍偏好使用的是“簿价会计”，不管时价变得多低，银行等机构总是用购入价格来评估其资产价值，从而，就可以隐瞒隐性损失变得庞大。粉饰法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比如，关于养老基金不足，直至最近，日本企业都没有报告的义务。因此，基金不足这一事实被隐瞒，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亏损危机。也有企业养老金的赤字超过了年收益。

一旦别无他法，人们就开始窜改账簿。而且，这是由大藏省和通产省（现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唆使的。如果考察一下1996年的住专（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丑闻就会一清二楚。住专下属的7家公司背负着8兆日元的不良债权而倒闭时，7家公司中有6家是由原大藏省退休官员来负责经营的。尽管六大公司情况各异，但都引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些退休官员扩大贷款的结果是，贷款的90%到98.5%都无法收回。

由于损失金额被极其巧妙地窜改，1992年大藏省的报告做出结论：住专“没有濒临危险状态”。把亏损问题拖延不决，这时的账单转移到了1996年，为了替它揩屁股，日本国民不得不分担余下的数千亿日元不良债权。

“羊来了”

“飞账”或者“粉饰决算”可以说是慢性病，是日本产业的特征。公布出的数字与现实的差距非常大。隐瞒亏损的案件一次次地被曝光很不光彩，但即使是这样，银行等等机构还是依赖于“飞账”或“粉饰决算”，这已然成瘾难戒了。如果不隐瞒亏损，银行就无法维持BIS（国际结算银行）的合理的自有资本比率，无法开展国际业务。

反复使用这种通融手段，就忽视了金融危机的紧迫性。1999年2月，大藏省财务官(相当于负责国际金融的副大臣---译者注)榊原英资公开表示说：金融危机在“1～2周内”就会过去。狼已经逼近家门口了，而政府却还在不停地叫嚣“羊来了”。专家们估算，不良债权总额将达到政府公布数值的2到3倍，实际上国家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被公布的国债数额的3倍，这些情况都是因为不断地叫嚷“羊来了，羊来了”。第一劝银综合研究所主任石泽卓志这样说到：“即使说的都是事实，大众也会认为是另有隐情的。所以，预见到实际数字会更大，就故意报出较低的数字。”

虽说如此，然而“飞账”也并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亏得有“飞账”的庇佑，日本银行才能够装出一副资金雄厚的样子，好像拥有几十兆日元，国际社会也才能去迎合这一虚构状况，虽然这笔资金实际并不存在。在其他的国家，因破产而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还能继续发挥作用。“飞账”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如果全世界的银行都相信日本有这笔钱的话，那么其效果就与实际拥有这笔钱是一样的。

关于经济，大学时代学习经济学的朋友给我做了简单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和我各有1美元，那么世界上就有2美元。当你把你的1美元借给我的时候，世界上的货币就增加到了3美元。”借来的钱，只要大家都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就是实际存在的。如此想来，那么就没有比“飞账”更成功的金融操作了。然而，在这种经济魔术中存在着意想不到的陷阱。如果我的朋友哪天产生出新价值，而无法归还这1美元贷款，那么这1美元就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如果对方最终都无法还钱的话，那么我就失去了我仅有的1美元，我迟早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信赖的任何东西。

一无所知

不管怎样，日本的省厅总是有永远可以依赖的强大武器，即：“否定”。无论面对何种质询，都可以用“一无所知”这一标准回答来对付。由HIV污染血液制品而引发的超过1400人的感染，也就是所谓的艾滋病丑闻，厚生省在7年中都否定说：没有相关资料。然而，在1996年2月，当厚生大臣菅直人下令查找相关资料时，这些资料却在三天内就出现了。

社会评论家猪濑直树记载了他与水资源开发公团的职员见面时的情景。所谓的水资源开发公团，就是指从事堤坝建设和维护管理的特殊法人。关于“水之友”公司，猪濑提出了一些问题。“水之友”接到的订单中有九成都是来自水资源开发公团，而公司绝大部分的股票也是由原水资源开发公团的官员持有。尽管如此，可公团职员这样说到：“工作中下发订单是按全国的分公司为单位运作的，到底给水之友下了多少订单，我们无法掌握，所以我难以回答您的问题。”猪濑又问道：“可是，有很多水之友的职员是从水资源开发公团调入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对方却回答说：“调职是员工的个人问题。个人发挥在公团中培育而成的优秀能力和见识而调动工作，这纯属个人的判断。对于这种个人意愿，公团无话可说。”

公团的回答总是“无法回答”抑或“无可奉告”。如此一来，就再也无法追问下去。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要求公开政府有关机构的检查报告，其中有九成被会计检察院驳回。如果市民团体过分骚动，相关资料就将被消灭得一干二净。1992年，长野市为了取悦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而花去了巨额费用（18亿~60亿日元），当市民要求查阅有关记录时，就采用了销毁资料这一方法。长野市的相关职员将90本账册塞入10个大箱子中，运到郊外焚烧销毁了。据申奥委员会事务局次长山口纯一的解释，之所以烧毁账册是因为没有地方保存，而烧毁的账册上记录的只是“谁在何处与奥委会委员聚餐”这一类无须公开的信息。而税务署与市政当局都未追究苛责，这件事情也就此了结了。特殊法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巨额浪费或者隐藏债务，其理由之一就在于一个单纯的事实-----它没有法律义务公开帐簿。猪濑纵然对水资源开发公团进行了采访，但其结果依旧是徒劳，因为对方不公布其资产负债表。不论是新东京国际机场，还是其他数十个巨大的特殊法人，它们如同一辙，都在贯彻着近乎完美的秘密主义。

这么看来，为什么大藏省那么晚才停止“住专”的业务？对此问题我们就可以渐渐看出其端倪了。住专隐瞒债务做得非常巧妙，所以大家都被欺骗了。大藏省的高官承认：“当时，我们不可能把握情况的整体规模。”如今，财务省困在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里，却找不到出口。这个迷宫的开端就是产生这样一些惯例：唆使银行和证券公司，篡改账簿，向行使监督职权的权力部门行贿，与股东大会的混子相勾结等等。为此，不仅仅是普通国民和媒体，即使是监督者自身也无法搞清楚其中的实情了。

幻镜屋

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在日本，只要认为撒谎是为了集体的利益，那就不算是撒谎。”《时代》杂志东京分局局长佛兰克?吉布尼?朱尼亚也称其为“虚伪的文化”。在此，就让我们围绕“幻镜屋”（MIRRORHOUSE）去考察一番吧。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劳驾诸位到东京郊外町田市的一所中学去看看吧。1995年的时候，由于这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教育委员会曾经委托专家调查。由于地下填土，居民们担心地基是否会下沉。而教育委员会却指示改写调查报告为—--经调查，没有问题。在原报告中的：“我们无法否认，在调查阶段，地基还有可能下沉”，这部分被改写成：“预计填土层的下沉已经趋于稳定”。而且，为了证明这一结果，调查公司还在遥远的山梨县的某学校里安装了地基倾斜仪，调整刻度以免有任何倾斜，并在调查报告中附上了这个地基倾斜仪的照片。实际上，这一裂痕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20米，宽为10到20厘米，深度达到3米，而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调查报告中填土层的下沉就象魔法一般停止了。没人发觉的这一证据里，显然,调查报告内容被篡改了。之后，教育委员会又与同一家调查公司签订了新的合约。调查公司就在合约中写明：“避免误会，采用了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顺道拜访的是福井县的水晶浜。海岸风景如画，遗憾的是因为原子能发电站使其美丽打了一些折扣。于是，制作这一地区观光海报的美浜町就拿起喷枪，将发电站从海报上抹掉了。当地政府说：“我觉得如果把人工建造物的痕迹抹掉，才能突显出大海的自然之美。”

策划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电视制作人制作假记录片的地方，也就是“策划”节目组的演播室，它即使在“幻镜屋”的宣传大楼里，也算是最令人喜笑颜开的所在。他们让乡下人穿上平时绝对不会穿的衣服去演绎几十年前就废除了的祭祀典礼。因为这不违反法律，所以，该节目组经常这么做。为了达到令人吃惊的效果，制作人也会采用更加极端的手法。比如，有档纪实节目讲少女在卖春之后流着眼泪承认自己的行为，可随后得知，这只不过是演员在拿了节目组的钱之后演的一场戏而已。在1999年，富士电视台曾花费6个月制作一部名叫“恋爱双人组分手双人组”的节目，他们付给三级片女演员3万日元的演出费，让其在该节目中假扮妻子，而该节目所属事务所的所长则在该片中饰演丈夫这一角色。“策划”并不仅仅存在于电视节目里。1989年，《朝日新闻》的摄影师自己损坏了珊瑚礁，捏造假新闻，在报纸上称这是一般的潜水员所为。当这件事情被发现之后，《朝日新闻》的社长就辞职了。

最精心安排的“策划”，常常见于那种在海外实地采访的节目。1992年，NHK制作了一部关于西藏喜玛拉雅严酷生活的记录片。这部记录片中记录了僧侣乞求上苍结束流沙和长达3个月的干旱画面，僧侣的马匹干渴而死的解说，使得这一记录片极受观众欢迎。然而，NHK事后承认：制作组成员特意制造了片中需要的流沙，拍摄过程中当地下过两次雨，画面中的僧侣是花钱雇来的，就连渴死的马匹也并非僧侣所有。

在关于美国的报道中，社会下层人的生活和暴力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是技艺娴熟的制作人，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制造出这一景象。1994年NHK播放了以美国蒙塔那州密苏拉市为题材的特别节目。密苏拉市以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国立公园而闻名，但节目的大半场景都被设置在一个破落的小酒吧里，这氛围看上去与NHK思考中的美国好像完全吻合。以下，通过密苏拉市的市民R?萨穆纳的叙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该节目是如何进行摄制的。

“摄像机镜头的焦点对准了大门，等待着一名男子的进入。这名男子慌慌张张地进来，眼睛里挤出了泪水。他靠近吧台坐了下来，于是，摄像机给了男子的眼泪一个大特写。他抬起头，讲起了他刚刚遭到抢劫的事情……。越发奇怪的是，他说了自己被殴打。虽说他的脸被打了好多下，可却没有留下丝毫伤痕，就像婴儿的屁股那般漂亮。随后，他又讲到他的钱、衣服甚至连全美铁路旅客运输公司的车票都被抢掠一空，可是他拿着的新包却似乎像没有被抢过。而且，全美铁路旅客运输公司的列车并不经过密苏拉市，甚至也不会开到密苏拉市的近郊。”

注意到海外记录片“策划”的共通特征了吗？它让我们看到了西藏的生活是如何干燥、贫瘠、悲惨和严酷，它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生活是多么黑暗、多么暴力。但总而言之，其要表达的是——日本生活是多么美好。

HAL

日本就像电影《2001年宇宙之旅》中出现的那艘宇宙飞船。电子计算机HAL悠然地操纵着船内的所有生命系统，通过麦克风极其平静而快活地与乘务员搭话。随后，HAL开始发狂似地杀人，但即使如此，HAL依旧用那令人毛骨悚然却又爽朗的声音，淡然却不失潇洒地继续与大家寒暄：“祝你今天愉快！”在日本，政府官员们一边用混凝土涂抹加固河流湖泊的堤坝，一边又给杂志出资，让人撰写报道说“我们的自然环境多么美好”。“动燃”就在告诉孩子们，即使喝了含有钚的水也没有关系。

到处都回响着HAL哄骗人们“不要担心”的声音。尽管经济萧条正日趋严重，但自1993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都不停地讲述经济就要复苏。1999年2月，国家决定向银行投入7.5兆日元，更大规模的紧急援助也在预定计划中，金融再生委员会委员长柳泽伯夫表示：“到3月末，不良债权将会被彻底清算，到那时，日本在国内外都会重获信赖。”也就是说，问题没有了，愉快的一天即将来到。

BSE（疯牛病）流行的时候也是同样如此。1996年，欧盟制定了一份有关疯牛病发生风险的评估结果清单。在这份清单中，日本被定为第三级，也就是说，日本存在疯牛病的发病可能。然而，由于农水省对此做出了抗议，欧盟中止了这一结果的公布。到目前为止，有49个国家接受了同样的风险评估结果，可是，最先拒绝接受这一结果的却是日本。

作为技术大国的日本违反常识，原子能领域的安全管理技术严重滞后，这毋庸质疑。回顾一下东海工场里发生的事故吧。1997年时，操作员没有认真使用监视装置，仅仅是透过窗户察看了火情，也没有进行再次核查。包括一名未受过训练的本地消防员组成的3人消防小组，不穿防护服就进入着火的建筑物内，开始了密闭操作——他们竟然使用了通风管道！在这期间，几十名操作员不带防毒面具就在现场及其周围出出进进，吸入了大量含有放射能的烟雾。1999年时也是消防队员不穿防护服不带防毒面具就进行作业，而在东海村附近也没有设置用作营救受害者的医疗设施以及测量控放射能的仪器。而且，甚至没有国家级的原子能力事故的危机管理。

别说什么尖端技术了，就连写在操作手册上的居然也是通风管道。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之前碰到过的一些情景——比如，流出石油的处理（拿着长柄勺子的妇女除外）；阪神大地震过后神户的垃圾处理（未作封闭及其他任何措施）；二恶英（无资料）；工业废弃物处理场的渗出液（无防水措施）。再来说疯牛病。虽然对牛的检查指标已经呈现阳性，政府却迟迟不做出焚烧的确认。在“幻镜屋”迷失了方向却仍旧用HAL般谦和的声音对民众进行着催眠的日本官僚们，他们在自己隐瞒了数十年的问题面前却束手无策——甚至就连问题的严重性都认识不清。

从70年代开始，“日本的质量管理”就成了口头禅，而日本企业独特的“改善”方式在海外的出版物中也被广为采纳。所谓的“改善”就是指，在公司范围内，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操作人员都可以提出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案，企业在大家的共同协商下采纳意见，以提高产品质量。相信日本产业界是西方所没有的乌托邦，这些日本问题专家竭力赞扬所谓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看出其中一个弱点。

在20世纪70年代，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发展成为腐蚀日本整个技术的大病患了。“改善”体系将重点放在了极端积极的提案中，但它却无法揭露出批评、错误和缺点，其结果就是信息的重大欠缺。即使知道了操作方法有错，但为了不使企业蒙羞，没有人会开口说出来。问题就这样悬而不决，一直被拖延下去。原京都大学教授加藤尚武指出，东海村临界事故的原因是，相关者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都知道存在违法操作，然而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一问题蔓延到了整个日本产业界。加藤教授在东京对各类企业都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在公司里，即使发现不好的事情，如果被问及要不要揭露，有99%的人都回答说“不要”。在2000年7月，我们又发现了隐瞒工作的一大杰作。三菱汽车公司历时30年，一直向国家调查员隐瞒了顾客对三菱汽车的不满和三菱汽车存在缺陷的大部分资料。最初，这些资料全都被锁进了文件柜里。但从1992年起，它们被分成供调查员使用和公司自身用这两大部分并进行计算机管理。正是从这次公开化之后开始，三菱公司才着手于处理自身产品的缺陷，为了解决刹车、离合器以及燃料泄漏等问题，三菱公司召回了其生产的70万辆汽车。同样的丑闻发生在2000年6月，雪印公司的牛奶工场数十年来一直疏于卫生管理，终于酿成了1.4万人食物中毒的惨剧。

东海村的原子能工场、三菱汽车、雪印牛奶工场，它们都是同样的状况——数年间，有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操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隐瞒的事实，然而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提供的情报轻信盲从，疏于进行认真的调查。如果我们这样的事件乘以日本企业的总数，得到的数字会令人震惊，可以想象，这样的体制功能不健全正在所有的领域中蔓延。从外表来看，这架名叫“改善”的机器被打磨得闪闪发光、美丽动人，可是在机器的内部，不良信息就像灰尘和泥土般粘附在机器内壁，齿轮也像被黏胶粘住一般。

统计

1996年2月17日，《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防卫厅长官是内阁成员中最富有的资产者》的文章，将内阁成员的资产公布于众。从这份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内阁成员资产的评估并不是以时价为基准的，内阁成员就算是做了虚假申报也不会被追究，并且其资产中并不包含上市公司的股票。换言之，也就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其可信度几乎近于零。即便如此，新闻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评定名次，计算平均值。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白，缺乏可信度的信息如果不断积累，就会形成一座迷惑人心的大山。

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来看看失业率的统计吧。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为3%～4%，而美国的则在5%～6%，看起来日本的失业率似乎较低。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日本采用的是一套与美国不同的计算方法算出失业率的。在美国，是将一个月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而日本，则是将每个月末的一周时间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按照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各自还存在一些差别，如果采用美国式的计算方法来计算日本失业率的话，得到的数字将会比先前的数据上升2%～4%。当局也承认，有关雇用的数据,就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存在着不明确性。1999年初，劳动大臣甘利明在受到外界压力，被要求阐明失业的实际情况时，就以一句“这是我的企业秘密”来回答。尽管如此，记者们依然在争论和比较日美之间的正式失业率，然而，这样的争论无异于拿橘子和苹果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水果进行比较，莫衷一是。卡雷尔·范·沃尔夫伦说，有组织地歪曲信息是政府惯用的政策工具。天真的外国经济学家们还在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已经被歪曲了的信息。最近，作为学会里的一项流行，有一个理论正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定论，那就是与文化的差异性无关，各国经济同样应按照物理学法则来进行运作。由于日本的真实数据与这样的正当理论并不一致，这就成为一大麻烦，所以，日本面向国外人士，手法高明地操纵信息倒是更受学者们的欢迎。

羊有几只脚

作为常识，人人都知道正确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虽说传统的日本人更看重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江户时代的机敏商人就非常理解准确记账的重要意义。西鹤这样写道：“凡事草草记账、不作精打细算之人，立身处世、出人头地将一事无成。”轻视事实的官僚态度与古老观念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可以说它将传统文化的某一个单独面推向了极端。官僚们无视事实却并不觉得困扰，这种构造也许产生于极其单纯的原因。在西鹤的时代，如果进行马虎的经营管理，商人们很快就会被麻烦缠住。然而，在如今的日本，官僚手中把持着没有限制的预算，也不用承担向国民说明的义务，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可以隐瞒他们失败的政略。

尽管如此，东亚的领导者们，却仍喜欢把现代日本作为发展的楷模。为了国家的利益，官僚通过操纵信息来防止国民干预政策。由此，他们看到了隐藏信息的好处，信息自由就是无秩序的根源，信息管理本身才是效率化的关键。

在民主主义及人权层面上，关于信息自由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就让我们暂把这些放在一边，先来考虑一下信息操作是否可以提高行政与企业的效率吧。赞同行政操作的人都相信，一般的国民都站在黑暗中，全知全能的官僚们正在高明地引导国家发展。如今，在日本，这一信任的结果已经被曝露出来，那些官僚们非但不是全知全能，他们甚至连自己管辖之下的活动也无法把握。如今，混乱、懈怠、落伍，都一一展现在眼前，官僚们在原子能发电站、食品、医学、养老基金以及各个领域的管理中都犯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

直到10年前，在日本还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到有什么不恰当之处。反复强调的都是“高效的好处”。如此无视可靠的信息，一味追求效率的日本又怎么样了呢——直至今日我们才逐渐看清了答案。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日本为了提高GDP，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努力。人们相信，如果工业制品能够不断地顺利出口，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自动消失。

在推进信息产业的过程中，为了追赶欧美，日本花费了巨额支出，评论家们也耗费了千言万语。可是，几乎没有人发现信息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无法巧妙地管理信息，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与现代文明还没有完美地契合，也许，不久这就会成为新的课题吧。由此，也许在今后的数十年间，日本都会对从国外传来的新信息和新发明产生消化不良的反应，国内纷繁芜杂的系统运营大概也会越发困难。日本将长期受到如此腹痛的困扰。

然而，当前，无论是国内的官僚还是国外的学者，他们都踮着脚尖，在这一困难状况中艰难地前行。正是他们在“暗自庆幸自己的错误没有被别人发现”，而这对于责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即使不及时解决日本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用魔术将所有的不妥当都卷进烟雾里就行了，银行负债、失业率、国家债务、去向不明的钚、丢弃于乡间的废弃物、倒塌的校舍、丑陋的海岸、地球变暖、疯牛病的危机、汽车的缺陷以及牛奶中毒等等这些问题，都统统没有担心的必要。

可是，在这一处理方法中，只存在一个问题。美国总统林肯曾经指出过这一问题。那还是在请愿团到达白宫提出无理要求时的事情。林肯问道：“如果把尾巴也叫做脚，那么羊有几只脚呢？”请愿团回答说：“五只。”林肯随即说道：“错了。无论再怎么把尾巴叫成脚，尾巴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