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有关土建开发的批判性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振，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痼疾息息相关。单一呆板的日本土地“新景观”，就像这个民族一旦着手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一种力量，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这个民族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启动了永不停止的獠牙利爪，这是任何诸如“现代化”这样的简单化原因所无法解释的。

为了探寻今日危机的根源，必须重温历史，看看19世纪，当日本与西方社会初次遭遇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许多文明古国一个又一个迅速地被欧洲殖民力量所残食，日本，在与世隔绝了若干个世纪后，猛然惊醒，愕然地发现，自己也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贫穷而弱小的国家。震惊于国家的危难处境，日本新的统治者迅速制订了致力发展经济与军事以强国的方针，首先与西方力量抗衡，随后与之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从那时开始，工业的发展就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与之相比，几乎任何其他方面都不得不让步，甚至被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再一次强化了它对制造业的重视。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以使日本永不再战败的愿望，深深地烙入整个民族的记忆之中。于是，在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中，自然环境、生活质量、法律、财政体系、传统文化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遭受了灾难。“穷民富国”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然而，在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膨胀为唯一目的的思想指导下，滋生出的大量政策，在许多方面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山脉、河流和海洋。随着这类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由国家支持，剥去了原始的天然森林，取而代之以经济林——杉柏类针叶林；另一方面，更滋生了自此以来对工业污染视而不见的更为严重的恶果。

国外的分析家们一直惊叹于日本民族对政府和大企业的驯从，认为这是日本工业发展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制动机制。一旦政策的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有人说，这种极端的无法制动性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的根源，同样，它也是战后导致日本环境被破坏的要因。

针叶林种植

战后不久，日本的林业部门——林业厅就开始着手实施全面清伐山坡地、种植经济林的计划。其目标是，用更具有经济价值、更能为日本工业发展服务的经济林木取代天然阔叶林。随着数百亿美元的投入，到1997年，日本43%的林地已被再植为主要由杉树和日本柏树构成的单一的针叶林。

与此相应，日本乡村的土地景观被彻底改变。今天，穿过乡村，刺入眼睑的是高耸的成排种植的片状人工针叶林，取代了过去天然林覆盖的明亮的冠状起伏绿波荡漾生机勃勃的田野。枫树、樱树、秋草、竹林和松树组成的天然混交林，那些百万年来滋养着日本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观，极目远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撇开文化的损失与美学的破坏，单一树种形成的单调的针叶林已使相当的野生动物灭绝。高大稠密重重叠叠的针叶树技，如同撑开的一把把巨伞，严密地遮蔽了林下世界，使小鸟、鹿、野兔、獾和其他众多野生动物失去了原来的栖息地。任何进入过这样的针叶林的人，都会深深地记得那死一般的寂静，那种失去了草地、灌木和阔叶乔木等日本天然丛林特征的人工针叶再植林中的死寂。被剥去了地表覆被的山坡地不再能蓄留雨水，于是山涧的小溪干涸了。在祖谷（IyaValley），干旱已严重地影响了村中的溪流，使之一度曾干涸数月，村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杉旱”。另一方面，针叶林种植区地表侵蚀加剧，崩塌滑坡增多，淤塞河道，成为不得不进行处理的地带，继而使这些山坡和河道落入国土交通部的魔爪控制之内。

这还不是全部。针叶树的孢子（俗称“花粉”）产量高，带有气囊，宜于长距离传播，由于大量的孢子所造成的过敏症，一种在70年代还几乎不为所知的疾病，现在正影响着10%的日本人。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一位过敏症研究专家SaitoYozo博士注意到，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手段能够有效治愈花粉过敏症，因此他建议采用戴口罩和护目镜等防护手段。事实上，马路上、电车内，口罩与护目镜已经成为春季东京街头的一大风景。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防止流感的传染，但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躲避孢子造成的人为瘟疫。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现代乡村图景中的最后一部分，林业厅为了在经济林砍伐期，便于各种大型运输工具进入林区而修筑的那些林间道路——“林道”。林业厅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将林道伸进了所有边远的野生地区，甚至包括国家公园。显而易见，这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陡峻的山坡的稳定性。在山形县，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林业开发企业自1969年开始实施一个耗资900万日元，建设2100公里长的山区林道的计划。数十年来，这一计划在屡受工程难题困扰的同时，遭到当地居民与环境保护组织的一致反对。山形县长井市市长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笔钱，我们当然会用它进行别的项目。但是如果国家坚持（建设林道），我们会通力合作。”实力雄厚、一贯权威的政府平息了争论，最终促使计划照常进行。

所有这些，就一项产业而言，其对GDP的贡献不足1%！从经济角度来看，再植林运动根本就是一场浩劫。几十年来，林业厅积极推进再植林化与大力建设林道，其结果是背负了约3.5兆日元的沉重债务。多年来木材价格不断下跌，日本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已从30年前的26%上升到了目前的80%。20世纪40年代，当再植林政策开始酝酿之时，计划的设计者们曾设想山区当地居民会乐于采伐林木，然而现在，没有人再愿意从事伐木这类非常辛苦的重体力劳动。于是，山坡上那些需要采伐的成熟林无人采伐。山区村落人口数量减少，林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也从最高峰1964年的89000人锐减到2001年3月的仅7000人。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极少数没有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日本山村，针叶树再植林种植率低，当地居民仍然能够在天然的阔叶混交林下，以收获山蘑菇、挖野生草药、烧炭以及猎取野生动物等传统方式生活。

也许有人会希望林业厅能够更新观念，改变想法。正如中国，在进行了类似的再植林计划后，中国林业部于1996年推出了一项具有180度大转变的计划，提请国家人大审议制订新的伐木量与蓄材量计划，以推动林业保护重于生产。但在今天的日本，砍伐天然林、种植针叶树的再植林计划在一个新的层次继续推进。一方面，林业厅已经承诺，推广一种新的低孢子（花粉）杉树，尽管采用了这一革新后，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花粉水平才会真正开始下降。另一方面，为取代人工劳动，政府开发研制并积极推广应用一种大型的“多功能一体化伐木机械”，集木材砍伐、切割和运输功能于一身。目前，800台这样的新型机械已经开始使用。

留给未来的是机械化的山地：庞大的一体化机械，沿着混凝土浇筑的林道，咆哮着穿过单一的针叶林山坡。恰如电影“世界大战”中所描述的景象。社会批评家（InoseNaoki）评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人们所预言的，如果现行政策持续不变的话，森林将会消失，就像用推土机收割成排的玉米一样。”林业专家、京都府立大学前校长（ShiteiTsunahide）补充说：“再植林政策是一个失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林业厅也陷入了快速增长的怪圈，仅仅盲目追求商业利益……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森林应包括商业以外的诸多考虑，一棵树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存在。”对，Shitei教授一语中的，道出了日本现代文化萎靡不振的关键：不仅仅是森林，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经济利益而被无情地牺牲了。

有害废物

日本的环境公害事件，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这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所周知极具代表性的水俣病和骨痛病两大事件。“水俣病”（Minamata）的名字来源于九州熊本县附近的一个同名海湾，那里曾有1000多人因食用遭受Chisso公司排入海湾内的汞所污染的鱼类而死亡。“骨痛病”（Itaiitai）是一种突出表现为骨骼疼痛的疾病，富山县的农民因食用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的稻田产出的大米而深受此痛。镉的过量摄入，使骨骼脆化，以致无法在体内协调运动，导致骨骼的剧痛。

40年来，产业部门与政府沆瀣一气，隐瞒实情，拒绝对这些污染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经济赔偿。在水俣病事件丑闻之初，受害者曾为此而请愿，Chisso公司竟雇佣歹徒威胁请愿者，暴徒甚至弄瞎了一个先锋摄影家尤根·斯密斯的眼睛，正是斯密斯报道了水俣病受害者所受的折磨和遭遇的困境。熊本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的医生们的研究经费也被突然取消。甚至到1993年，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教育部）还要求一个教材印刷者将应对水俣病、骨痛病及其他一些工业毒害事件负责的相关公司和企业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尽管这些公司已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中的一部分。

尽管遭受重重阻扰，一部分受害者还是联合组织起来，于1967年提出了第一份赔偿诉讼。然而，政府总是法庭上的至高无上者，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曾充分论证的，日本没有独立的司法。最高法院的院长一层一层地严密地控制着一级一级的法官，使他们根本不敢违背政府意愿。警察机关更是为所欲为，可以不经审问而实施监禁，甚或是为达目的而严刑逼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对政府机关进行的有关诉讼中，高达95%都是以原告方败诉而告终。

拖延是政府最基本的惯用手段。日本的法律诉讼，尤其是对政府提出的诉讼，往往历时几十年才得已处理。一个普通公民对政府或大公司提起诉讼，常常是“志未酬而身先死”，至死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一个说法”。这正是发生在水俣病事件中的真实情况。1994年7月，大阪地区法院终于对59名水俣病受害者在1982年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这样的裁决：法庭未发现中央政府和熊本县在制止Chisso公司向海湾倾泄含汞废物的过程中有过失行为。此时，本案最初的59名原告中已有16人死亡。同时，由于漫长的法庭“马拉松”，依据有关诉讼时限法规，仍健在的12名原告也被法庭排除在外。最终，法官责令Chisso公司支付每位“合法的”幸存诉讼人以300万—800万日元的赔偿金，数额之低令人瞠目结舌。1995年，作为2000多名水俣病受害者原告代表的大部分人接受了与政府间的调解。至此，距医生断定第一起相关中毒事件已经过去了近40年。

1994年10月和1996年12月，法庭对两起十多年前的空气污染独立诉讼案进行了裁决，责令相关责任公司对周围的居民给予赔偿，但没有要求这些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排放，也就是说，依据日本法律，你可能在拖延了几十年后，不得不对几十年前造成的污染付出代价，但法庭几乎不会责令你停止污染。

肆意排放

也许有人认为对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急于发展和缺乏经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这些事不足为奇，或是难于避免，即便水俣病和骨痛病已被列入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中，并成为环境公害的代名词。事实上，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之际，日本针对有毒废物的相关法规仍然极其简单而原始。在日本，有害废物基本上仍在肆意排放。

美国已对1000多种有毒物质的制造和使用实施严格的计算机监控和管理，公众可以自由地对相关物质的贮备情况和使用记录进行便利地检索与查询。然而，在日本，到1994年，受政府管控的有毒物质名单中只列有区区数十种相关物质，与1968年最初制定的名单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即使如此，对这几十种有毒物质也缺乏相应的计算机监控管理保障系统。同年7月，环境厅宣布正在考虑效仿美国建立一个相应的有毒物质登记系统，但计算机监控管理和公众对有关记录的可进入性仍未提上日程。要求有关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肆意排放还任重道远，各公司目前只被要求向环境厅上报所排放的这类相关化学物质的数量。

日本法律不要求城镇和县在审批建设项目前进行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由于缺乏环境影响评价法规，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的一员，日本非常孤立，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相关法规已在提案中出现了8次。1995年10月，位于厚木的美国空军基地向东京都抱怨，致癌物质正从附近的垃圾处理厂的焚化炉中散出，结果却发现在日本根本没有有关致癌风险物质的相关法规。环境厅的一位政府官员无奈地解释道：“如果没有违背日本的法规，将很难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

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事件，诸如20世纪70年代宫崎县几百名农民砷（As，俗称砒霜）中毒事件，但砷仍未被列入政府的有毒物质控制名单之中。已有的有关有毒废物的几个凤毛麟角的法规，自1977年以来几乎未做过任何修改，而新法规的实效性也很弱。直到1990年，日本才开始着手制定有关二恶英（dioxins）的相关条例，当时二恶英已被证实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有毒物质之一。即使如此，这一法规的出台，也非厚生劳动省（MHW，相当于劳动健康保障部和卫生厅）和环境厅积极推进的结果。1997年8月，由于发现垃圾焚化炉周围二恶英浓度极高，导致公众一片哗然，促使政府部门最终通过了新的对二恶英进行监测的有关条例，并将其列入政府管控名单之中。然而，由于缺少相关研究，在1996年，有关政府部门不得不借助于国外的相关数据来判断其毒性。同时，新的监测条例仅涉及钢铁工厂和大型垃圾焚化炉。依据环境厅的规定，小型垃圾焚化炉（恰恰为数众多，是垃圾焚烧的主要部分）的运营者，仅在必要的情况下需对二恶英进行控制。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情况尤为迫急，因为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绝大部分废物不是进行深埋处理，而是采取焚烧手段。1998年4月，研究者在大阪近郊能势町的一个焚化炉周围土壤中检测出二恶英的浓度高达8500ppm，为世界上监测到的最高记录。直到1999年11月，日本才同其他发达国家看齐，制定了二恶英土壤污染条例。2000年1月，二恶英特别措施法颁布实施。但真正使这些法规切实付诸实施，仍任重道远。

为什么有关二氧杂芑的条例的制定延误了那么久？环境厅空气质量管理科科长申辩道：“认定二恶英是一类有毒物质，我们已有的数据还不够充分。”尽管20年前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已清楚地建立了二恶英的毒性，很难理解为什么环境厅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宣布二恶英排放没有任何最低安全值，州法律明确规定焚化炉运营者必须采用可能的最优技术，尽一切所能将二恶英的排放降低到最低水平。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延误的真正原因是简单的，那就是日本的官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处理新问题上极其无能，先天不足。对二恶英问题的处理，在厚生劳动省无任何预算，因无利可图，政府和工业托拉斯对此毫无热情，缺乏推动其进行的紧迫感。

正如在有关银行问题一章中也将看到的，由于日本具有隐匿不利事实的传统（报喜不报忧），致使无法对日本有毒废物排放的客观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政府不鼓励调查，有限的调查所保留的有关记录往往残缺不全。1997年3月29日，朝日电视对东京都近邻的所泽市二氧杂芑污染物的情况做了专门报道。调查显示，母乳中的二恶英浓度要比日本所认定的对婴儿无害的浓度高12—20倍。看过报道组所提供的有关废物处理技术的录像，德国专家们感到震惊了！一位专家评论道：“这完全是‘前现代’方式”。然而，正是这种方式，仍被作为标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静冈县的一项调查也揭示了同样的二恶英浓度水平。显然，有理由推断，在日本全国，情况是类似的。

在对厚生劳动省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所做的采访片段中，真正的阻力初显端倪。

采访者：厚生劳动省有任何针对二恶英的相关政策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采访者：厚生劳动省对二恶英有没有相关调查吗？

部门负责人：不清楚。

采访者：您知道目前的二恶英排放水平如何？

部门负责人：不，没有具体数据。

采访人：厚生劳动省制定过有关二恶英的参考标准吗？

部门负责人：不，没有。

采访者：有相应的计划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采访人：对二恶英排放有控制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部门负责人在采访中的表现是如此惹人眼目。采访是在公众对二恶英状况极其关注，以致引起厚生劳动省的注意之前，得到同意的。如果这位部门负责人那怕是略知这样的二恶英状况是令人不安和可耻的，可以肯定采访人是绝不可能进入厚生劳动省大楼的。厚生劳动省对二恶英是如此一无所知，这位部门负责人的回答中流露出的疑问和不屑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事，我怎么会知道？”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泄出的有限数据，带来的是令人不安而不祥的预感：相当规模的有毒废物在日本仍未得到有效的研究，更不用说监测与控制。1997年9月，媒体披露所泽市及其所在的琦玉县涉嫌共谋掩盖当地垃圾焚化炉的二恶英排放数据。1992—1994年间，当地垃圾焚化炉二恶英排放量超过法定排放标准的150倍。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是，东京郊外多摩地区由27个自治体联合组成的谷户泽废水处理合作署，长期保密反映水污染状况的有关电导率数据，后来即使被法厅依法要求公布数据，仍拒不执行。1995年12月，环境厅公布点状污染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41个，地下水中致癌物质的含量超过允许排放标准。其中情况尤为严重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新潟县燕市，检出三氯乙烯（一种金属溶剂）的含量为安全标准的1600倍。尽管已深知三氯乙烯是一种致癌物质，并且在全国293处被检出，但仍没有任何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法规对其使用和排放进行控制和管理。

“日本经济与非法倾废相伴”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乡村的情况。顺着周刊《星期五》于1995年5月的报道，就让我们从福岛县Iwaki市的一个小镇开始我们的乡村之旅吧。在一块写有“安全第一”的标语牌后，赫然堆放着3万多个生锈漏渗的废油罐。1989年，这些廉价的堆填物在某个地点存放了7年之后，在一个个漆黑死寂的夜晚，开始被悄悄地扔弃到城南的一个废矿地。到1992年，非法倾废被停止，被堆弃的废罐已达4.8万多个。不法倾废者无力支付600万美元的清理费，县政府也不愿开此先例。结果，只有17%的废物被处理。在废矿地附近，距最近的房屋仅几码之地，一个掩埋式垃圾处理场含有放射性钍（Th）。鉴于当地居民的一再抱怨，垃圾处理公司给处理场加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覆层。随后，政府对此未再做任何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法律处理。

从Iwaki市来到奈良山区，“昭和新山”跃入了视野。“昭和新山”的山名源于其出现在昭和后期（1983-1989），系大阪的一个建筑公司非法倾废所成。后来，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卖掉了这片地，从此销声匿迹。此后，无论是奈良县还是中央政府部门都未再对此进行任何处理。最近，当地农民发现有奇怪的橙色淤泥从他们的稻田里渗出。

据《星期五》报道，1992年日本警察部门发现了1788起非法倾废事件，涉及的废物总量达210万吨。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大约不足非法倾废总量的1%，这也就意味着，每年约有2亿吨废物在日本被非法倾倒。罚款数额总是异常滑稽的有限，以YoshizawaTamotsu一案为例，他涉嫌盗伐3000株柏树，并将34万立方米建筑垃圾非法倾倒于一个国有森林，由此非法赢利600万美元，结果，仅被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

类似的事件在日本全国各地日复一日数以千计地重复上演。总部设在东京的日本废物处理全国协作网事务局局长大桥光雄指出几十年来都市正在持续不断地将工业废物倾向周边乡村，他警告说：“如果这种现状继续，乡村将彻底成为大城市的垃圾堆积场”。

在一个人人皆知的案例中，丰岛综合观光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濑户内海的丰岛倾泻了51万吨有害废物，结果仅被判支付5000美元的罚款。留下的，是高达15米含有二恶英、铅及其他有毒物质的垃圾山，岛上的居民不得不面对并设法进行善后处理。与其他案例一样，十多年来香川县政府拒绝对此负任何责任，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设法处理，直到2000年，才勉强开始考虑清理问题。全国工业废物联合会铃木勇吉顾问介绍：“几乎所有的废物清理设施的规模都很有限，企业根本没有斥资进行必要合理的废物处理设施建设的计划。如果消费者不为废物清理买单，废物将永远得不到清理”。

应该受到谴责的当然不应该是消费者，因为在日本，他们对自已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无能为力。问题在于牺牲一切，产业优先，绝对向工业倾斜的国家政策。对于那些排放有害废物的企业，对于那些处理有害废物的垃圾处理部门，政府既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法规，也不进行监测调查，更没有严厉的法律手段。有害废弃物屡见不鲜，亦不愿支付相应的清理资金。“政府轻易地对那些进行非法倾废的公司和企业置若罔闻，缄默不语，绿灯常开，为什么我们却不得不担负清理这些垃圾的费用？”，日本经济联合组织“经团联”的工业事务局负责人太田元质疑道。“日本经济是建立在非法倾废的基础上的，”一个废物清理机构的负责人断言。

这正是事实，为了坚守“制造业优先”的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贯拒绝进行有效全面的有害废物污染影响评价，一直用掩盖或欺骗等手段，支持着工业污染者。前面所介绍的阪神大震灾后兵库县在神户不进行石棉污染调查即是一例。而宇都宫近郊的那须町（那里有94个所谓无害废物的掩埋处理场）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当野生动物开始在那须町不断死亡的时候，当地居民要求有关政府部门进行相关的调查，但政府坚持当地的水源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一家民间私营公司在调查中，测出了水源中含有高浓度的水银、镉和铅。

垃圾堆积，同时缺乏处理这类垃圾废物的经验和技术。这类丑闻层出不穷的原因，在于规划和管理国家工业框架的政策中根本没有将废物处理列入考虑的清单之内。几乎没有针对环境污染的相关法律和对废物进行处理的配套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即使污染了环境，也不必担心会有任何依法要求的经济处罚。结果，日本的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本无需开发废物处理技术。同时，不只是日本的企业完全地忽视了这一问题，国外的评论家们在大肆鼓吹日本的“高效经济”时，也从没有稍稍停下来质疑一下工厂的烟囱里冒出的是什么，废物又埋到了哪里。为什么政府不能，事实上是不愿意对有毒化学废物进行跟踪。显而易见，废物处理和工业污染管理与现代经济的真实效益之间关系密切。如果根本不考虑废物处理，那会怎样？相对于那些严格进行污染控制的经济，对污染置若罔闻不做任何处理的经济所取得的高GDP与之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类固醇刺激下的经济”。

不闻不问，沉浸于来自国外的言过其辞的赞扬声中得意洋洋，日本通产省（MITI，现改名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厅的官僚们优哉游哉地稳座钓鱼台，自认为天下太平。这些厅部的国家公务员们，几十年来隐瞒事实，对于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识和标准的一系列有害废物检测和控制技术，他们只有一点梦魇般的朦胧认识，根本没有考虑有必要学习与借鉴。“绿色技术”在21世纪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领域，而在日本却举步艰难，发展缓慢。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检测和处理有毒化学物质。阪神大震灾后，神户有毒物质令人难以置信地肆意散布，其原因就在于相关管理部门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对垃圾焚化的一系列新技术一无所知，对屏蔽保护技术，对有毒排出物的监测技术等等仍旧是一片空白，毫无所知。

1994年9月，环境厅宣布加强对工业废物处理点的管理规章。目前的管理条例自1977年建立以来，一直未做任何修改，90年代出现的化学物质基本上都未被包括在内。而废物处理点也只是在地上挖的坑，仍然几乎处于无任何防护措施的状态，没有屏蔽设施，也缺乏任何过滤处理。缺乏对浸出水体的处理装置，任由废油和致癌有毒物质对周边地区造成污染。被报道的这类缺乏防护措施的废物处理点有1400多个，占全日本工业废物处理点的一大半。此外，仍然有成千上万未报道的处理点。环境厅所谓的“加强的管理规章”是什么？只是历时几年，对20个处理点进行的调查。

适宜于筑坝的土地

失控的洪水猛兽般的废物污染问题也是日本一直引以为豪的教育体系的一个不良的副产品。日本学生不仅要死记硬背学校所灌输的庞杂事实，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驯服而勤奋的员工。许多有关日本的著作中，对此教育体系非常惊讶甚至嫉妒。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注意到了教育“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这一栏，却完全忽视了“负债”部分。

负债部分中实则暗藏危机。在只求制造业成功的国家优先级名单上，与产业相比处于低优先级水平的内容，如“环境意识”等，在日本的课程里根本就不会出现，最好的例子就是“垃圾问题”。结果怎样？住在京都的一个美国人，《京都向导》（KyotoCityGuide）的作者梅森·弗洛伦斯（MasonFlorence）写道：“在我成长的地方美国，乱扔垃圾，会遭到抗议的警告。你随手把香烟盒或空罐扔出窗口，立刻你旁边的一个家伙或一个女孩就会叫到‘嘿，干什么呢？’”但在日本，情况完全不同。被扔弃的空瓶、旧冰箱、空调、报废的汽车和破烂的塑料袋、尼龙袋沿着乡间的道路纠结成了垃圾丛林线。塑料瓶在海滩上四处散布。正如梅森所说：“开车穿过北山（位于京都北部），垃圾随处可见，这在诸如克罗拉多等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是在克罗拉多，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这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简而言之，日本企业之所以肆意排放有害废物，正是从人人都乱扔垃圾开始的。致力于培养驯服而勤奋的员工为目标的学校，根本没有将培育“珍惜自然，保护环境”之心列入教育内容。现在，日本不得不为此支付账单，付出代价。

日本学校一点一滴地向孩子们灌输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一座大坝都是伟大的，每一条新筑的道路都会成为通向幸福未来的坦途。简而言之，教育系统将日本锁定在永远“行进在发展途中之国家”的形象。当美国的国内事务部决定拆除缅因州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爱德华兹（Edwards）大坝时，教堂钟声长鸣，成千上万的人们为自已家乡的河流能够重新赢得自由而欢呼雀跃。在日本，截然相反。地方团体仍在挥舞彩旗，敲锣打鼓，继续为又一个土木建设项目完工而建立的所谓“新里程碑”而欢呼宣传，这种反应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居住的小城——龟冈市，有自己的城刊，取名为《丹之街》。掀开赫然印刷着“欢迎到日吉大坝来！”的封面，看到的是被混凝土覆盖平坦化了的山坡地的大量照片，了解到的是日吉大坝是一个“多功能”大坝，不仅用于洪水防控，而且是一个观光中心和公众的一个学习地和游玩地。“我们希望它能为活跃和提高当地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不仅服务于家乡日吉町，并能将积极影响有效地辐射到周边地区。”

诸如日吉坝这样的大坝，正是日本的孩子们去学习和游玩的场所，它们必然对文化做出贡献。的确，它们迅速地成为一种文化，同产业界、学校和法院一起，成为一个功能一致、紧密联系的整体，最终成为国家所控制和拥有的具绝对优势的强大武器。在同志社大学进行环境研究教育的艾伦·斯托珀斯（AllanStoopes）告诉我，他的学生想投稿给那些由“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所创办的期刊杂志，但是却不敢，因为怕学校和公司知道后，会对他们日后的求职活动不利。那些为水俣病和骨痛病的诉讼坚持不懈抗争四十多年的市民团体，的确应该被称作“真的勇士”。